“一厘钱”精神
一厘钱，最勤俭的家庭也早已不放在眼里。可是却有手经百万元的厂长、会计、供销人员，和长年给国家创造财富的工人，为少花一厘钱，给国家多积攒一厘钱，算盘打了又打，潜力挖了又挖。
这儿写的，都是工业生产中的这类一鳞半爪。但是，它闪烁着社会主义建设真理的火花。
一厘钱
用过高级“北京墨水”的人，也许以为，制造这种第一流墨水的费用，会比包装费用大得多。其实相反，包装墨水的费用比制造墨水的费用大三倍。因此，要当好墨水厂这个家，给国家多积累资金，大头是降低包装材料的成本。可是墨水不能不用瓶装，商标不能不贴，纸盒不能不用。而且还要分量准，包得牢，外观美。更难的是，这些包装材料，墨水厂不产，全靠外厂加工。一个小小的墨水瓶盖，去年是由北京、太原和淮阴等地的十一个工厂加工的，今年还要六个厂加工。墨水瓶盖里面的纸垫，也要由上海生产。如果北京墨水厂说自己无法降低包装成本，那也很难怪它。可是这家工厂的包装成本，去年减少了，今年又减少了。
他们是用珍惜“一厘钱”的精神减少的。
那是在去年春天，厂长李健刚提请党支部委员会讨论他打算在全厂提出的一个口号：每件包装材料降低一厘钱。
为什么提降低一厘钱呢？我们将在最后回答。
厂长的提议被支委会通过了，接着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正式提出。于是，全厂行动起来了。
管瓶盖的供应人员，把十一个制造瓶盖厂的代表请来，把十一个厂造的瓶盖摆出来，把天津造、上海造、美国造、德国造的墨水瓶盖也摆出来，同各厂代表一起，比质量，称重量，算成本，评美观。他们把十一个厂瓶盖的十七项费用指标排成队，逐项比较，精密计算，彼此取长补短。这些似乎是“分外”的工作，促使一些厂把瓶盖的成本降低了，全厂购买每个瓶盖就少花了四厘多钱。就在这小小的瓶盖上，去年节约了十万元！
管纸盒的孙树德，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摊开一大张纸，拿一个印好未糊的墨水盒，左比右量。他眼前出现了希望：几年来只裁十五个盒的那种纸，有可能再多出一个。他抱着这种希望，到东家印纸盒的工厂，找工人商量；到西家印纸盒的工厂，向厂长“游说”。他的希望在四个月前终于变成了现实。原来每张纸裁十五个盒，要废掉一小块。经过他和工人们研究改了裁纸方法，每个盒盖插进盒里的那个“舌头”，比原先短一韭菜叶，一张纸就多出了一个盒。这样，每个盒的纸张费用就减少了一厘钱，全厂一个月节省了八令纸。不！还有。裁盒方法一改，印盒效率也提高了，每个盒的印刷费用又因此从刀缝里减少了一厘五毫钱。一年要用近两千万盒呢！
厂长也早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设了“关卡”。他告诉回收废瓶子的老人，发现废瓶中有好瓶，要立刻向他报告。一天，那老人果然在车间交回去的废瓶中发现有两个好瓶子，忙去报告了厂长。厂长立刻叫上班组长，叫上科室人员，来到现场。他拿起那两个瓶子说：“丢一个瓶子国家损失六分钱，没人拣，为什么自己掉个一分钱的小‘钢崩’就赶紧拣起来呢？”这种爱护国家财产的教育真能打动人心，从此瓶子的损失率大大下降了。
工人和参加辅助工作的工人家属也行动起来了！常用北京墨水的人，你也许没有留意，在瓶盖同盖里涂有蜡和蓝漆的纸垫之间，还有个小小的黄纸片。每个纸片才值一厘一毫钱。过去垫这个纸垫的工人家属和管理纸垫的人员，领发无数，丢多少不知，计成本照例按百分之十的损失算账。现在，她们手缝里掉下一片，也要拣起来，遇到废片，也交回工厂。
“一厘钱”精神，使北京墨水厂改变了原来的亏本状况，为国家积累了大批资金。“一厘钱”精神，也在有关工厂发生了连锁反应。如果这种精神在全国每个企业都发生连锁反应，该能为国家积累多少资金啊！
一分钟
时间是财富中最贵重的财富。劝人们珍贵岁月的人，曾用古今中外伟人名家爱惜时间的范例和训导，写成过各种各样的“时间篇”。
我们在北京市制药二厂，看到了普通工人用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写成的“时间篇”。这也可以说是利用工时的“一厘钱”精神。
这是一个原有二十七个人的包装组。如果说这些工人和最普通的工人也有点不同，那就是“啰嗦事”多。全组有二十五个是女工。她们之中有二十一人是一个至七个孩子的母亲。全组女工大部分是1958年前后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她们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六岁，她们诙谐地自称是“老太婆”组。曾有一个时期，她们组的缺勤情况在全车间占“优势”。这算是这个“时间篇”的背景材料吧！
从去年四月开展创财富竞赛起，情况不同了。职工们算了个账，如果每人浪费一分钟，这一分钟不仅没有给国家创造财富，还给国家浪费三分钱（包括设备水电等各种消耗和工资开支）。这么一来，像一厘钱那样不被人放在眼里的一分钟，在工人们心里，同个人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度发生了联系。
全组为充分利用每一分钟而动员起来了。
那位组长共产党员赵玉珍，同工人们商量，建立了工时利用账。她们用这个观测全组工时潜力的“显微镜”一看，全组每天占用非生产时间的名目有十几种。赵玉珍根据这种观测，改进了生产的组织工作。工人生产的潜力常和思想、生活相连。星期天，她又常出现在家务事多的姊妹们家里，谈谈私下里话，帮助安排安排生活，巩固小组的“后方”。
那位做事不吭声的李庆珍，家离工厂远，坐汽车也得走四十分钟。可是无论刮风下雨或奇冷天，她总是第一个到车间，把全组用的浆糊调拌好，把包装纸、说明书摆在每个人的工作台上，把地下扫干净，为的是每个人每天多利用几分钟。
那位七个孩子的妈妈江玉华，家庭收入少，家务事情多，可是她安排得巧，她每天也总是坐在工作岗位上听着上班的铃声响。
那位钉箱男工刘凤祥，任务是往装满药品的木箱上封口钉钉子。他钉完钉子，就给全组当义务服务员。这个要喝冷汽水，他去拿，那个要喝茶，他到茶炉上去冲，为的是让每个人多利用停工取水的三两分钟。印好字的药瓶供不上包装了，包装工人也不再等，主动给印字的人作辅助工。印字工人上厕所了，包装工人也赶紧接过机器，不让机器停。
一分钟长短对谁都一样，可是每人每分钟如何使用不相同，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也不同，关键在劳动的态度和技能。从去年四月起，赵玉珍小组每月出勤率最低保持在95%，全组多数工人的技术也有了提高。今天，她们的每一分钟比过去的每一分钟就“长”多了。同样的设备同样多的任务，原来二十七个人干，现在十八个人干，多数人月月还拿超额奖。
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大厦归根结底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盖起来，那么像赵玉珍小组，领导者用一分钟这个时间概念去组织生产，劳动者用一分钟这个概念计算自己的劳动，这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起点。
一根火柴
北京火柴厂第一季度有一个奋斗目标：每盒火柴里减少一根废火柴。这件事又是“一厘钱”精神在提高产品质量领域里的再现。
一根废火柴（工厂叫废支）的标准有八条：无头、小头、破头、双头、半支、牙签，等等。在北京火柴厂，一根火柴从它的母胎大树干里脱生出来，要经过三个车间、四十多道工序，走将近一里长的路程。机械化程度不高，木材又不理想，它每移动一步，每经过一道工序，都有出废支的可能。去年上半年，每盒火柴的废支曾达到10%左右。
于是，减少废支的严重斗争展开了。车间里，挂起了“为减少废支而奋斗”的大字标语，贴上了防止出废支的操作规程，时刻鼓舞和督促着工人。机器旁，增加了扫把，工人们不时地清扫脚下，以减少踩断的火柴梗。主要工序，设了关卡，警觉的质量检查员每小时都要抽查。下班了，工人们减少废支的心事还放不下，他们聚拢在一起，评比本班减少废支的成绩，检查生产中发生的问题。不利于减少废支的操作技术在改，不利于减少废支的设备也在革新。
减少废支的斗争并不只限于技术领域。排梗工段长陈凤林说，他们干的活，是把火柴梗排立在一块块的加板上，排一块板，拿一块板的钱。在以往，有的加板上火柴梗倒一片也没人管，为的是多拿计件工资。现在，加板上那三千枝火柴梗倒几根，工人们就宁肯不拿这份工资，也要把整块板当“废品”剔出来，防止在下一工段沾不上药头，出废支。一百多个装盒的女工也是“拿计件”。她们装一盒（一百枝）火柴用五秒钟，剔出一根废支的时间同装一盒火柴的时间相比，当然就显得不太短。可是，每天下班时，她们手边那放废支的纸盒里，总是有五六百枝。可以看出，党的思想工作在这场减少废支的斗争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这场斗争从去年七月持续到今年一月，每盒火柴的废支由十根左右减到了五根。这同轻工业部规定的两根半这个指标还相差一大段。厂里的干部也承认，他们还有不少工作要抓紧干。
斗争在继续着。二月中旬我们来厂访问的前两天，生产报表中统计每盒废支的那一格里写的数字，已接近四根。
斗争不能不继续。接待我们的副厂长说：“每盒火柴多一根废支，全厂一年等于把几百万盒废木棍卖给了人民，这就有个为人民服务的态度问题。拿国家的木材国家的钱，造出那么多废木棍，这又是个对国家资财的态度问题。”
何止是一根火柴？每个人生产的产品，每个人做的工作，何尝没有这个问题！
一个真理
平凡的事物常常包含着真理。正如北京墨水厂厂长李健刚所说：“一厘钱，是个精神，因为工厂家业大，产品多，所以更要从小处打算盘。”是的，这是一种非常讲实际的精神，是能够动员所有群众行动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工厂、人民公社、商店和机关的理财之道，也是做好一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理。不是吗？要实现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要有这种“一厘钱”精神，从节省一厘钱做起，从提高每一分钟的劳动效率做起，从提高每一件产品、每一项工作的质量做起。
“一厘钱”精神显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伟大的事业要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亲爱的读者，当你抱着雄心壮志要建设好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时候，你就从自己经营的一厘钱、一个产品和自己的每一分钟做起吧！
（新华社北京1963年3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