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村上春树：书里的孤独 书外的孤独

二〇二〇年是特殊年月，抗疫非常时期，大家外出少了，尤其上半年，基本窝在家里不动。眼下虽然上课正常了，但仍有不少活动受到制约，难免让人多少感到孤独。不用说，谁都不会为制约和孤独而欢欣鼓舞眉开眼笑。但另外，未尝不是读书的好时机。借用村上春树的比喻：云层即使再黑再厚，背面也银光闪闪。这样，今天我想从我和大家较为熟悉的村上春树切入讲讲读书，讲讲孤独，讲讲读书与孤独的关系。或者说从读书与孤独这个角度重温一下村上文学。尽管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又不是村上春树，而是美国诗人露易斯·格丽克，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村上文学的价值，不影响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他本人也未必因此感到孤独。当然，能得诺贝尔文学奖肯定好，放在我身上，一百万美元奖金至少可以让我在崂山校区附近买一套足够气派的房子，里边有足够大的书房，但买不成又怎么样呢？生活照样进行，至少我照样在这里忽悠。对于村上更是如此。他照样读书，照样写书，照样享受读书的孤独和孤独的读书。作为他，甚至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麻烦。记得二〇〇三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亲口对我说：“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以这样‘匿名性’生活下去。”他还斩钉截铁地断言：“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太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自不待言，读书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活动。不需要任何人搭理，不需要任何人配合。尤其可贵的是，读书能够稀释孤独、排遣孤独，甚至升华孤独。或者不妨说，只要处于读书状态，我们就不会感到孤独。即使感到孤独，也是美妙的孤独、幸福的孤独、乐在其中的孤独。所以今天——刚才说了——就请让我讲讲读书与孤独。

噢，开场白够长的了，索性再加长一点点好了！实不相瞒，春节前一个星期我去了大理古城，住在城内一家客栈。临近除夕，众所周知的疫情开始波及全国，作为热门旅游景区的大理古城，虽未发现病例，但为防患于未然，很快采取“封城”措施，不再接待新来游客。昨天晚间还满街满巷红男绿女，今早起来一看，简直是诸葛孔明“空城计”的现代版——几乎所有人都来了个“人间蒸发”，利利索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漫步街头，但见街面畅通无阻，房舍秩序井然，四野静寂，地老天荒。

黄昏时分沿着古城墙向东走去。左侧民居关门闭户，空无人影；右侧城墙笔直延伸，萧索苍凉。行走之间，蓦然想起村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世界尽头”：“环绕钟塔和小镇的围墙，河边排列的建筑物，以及呈锯齿形的北尾根山脉，无不被入夜时分那淡淡的夜色染成一片黛蓝。除了水流声，没有任何声响萦绕耳际。”可以断言，如果再有披一身金毛的独角兽出现，我肯定一下子去了那边，去了村上的书中世界。

好，下面就从这里进入今天讲座的主题：书里的孤独，书外的孤独。或者“读者与孤独”。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本书，在村上十几部长篇小说里边，不算特别红火，但纯粹就艺术性来说，堪称别具一格。在孤独的环境、孤独的氛围、孤独的心境的描写上面尤见特色。如日本一位文艺评论家所说，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还要真实、还要现实。读之，感觉上真好像到了“世界尽头”。且看“世界尽头”那座孤独的小镇：“当号角声弥漫小镇的时候，兽们（独角兽们）便朝太古的记忆扬起脖颈——超过一千头之多的它们以一模一样的姿势一齐朝号角方向昂首挺颈……刹那间一切静止不动。动的唯有晚风中拂卷的兽毛。我不知此时此刻它们在思考什么凝视什么。兽们（独角兽们）无不朝同一方向以同一角度歪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视天空，全身纹丝不动，侧耳谛听号角的鸣声。少顷，号角最后的余韵融入淡淡的夕晖。……旋即，日落天黑，夜的青衫盖上它们的身体。”

主人公“我”（ぼく）不知因了什么一个人孤零零进入这座作为世界尽头的孤独的小镇。他孤独到了什么地步呢？孤独得连影子都没了。常言说，如影随形，形影不离，形影相吊，“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作为存在状态，这已经足够孤独了。然而主人公“我”的影子都被剥离开来：喏，“看门人从衣袋里掏出小刀，将锋利的刀尖插进影子与地面间的空隙，忽左忽右地划动了一会儿，便把身影利利索索地从地面上割去了。”于是“我”，没了影子的“我”彻底孑然一身、孤身一人。小说的最后，影子终于找到被城墙围住的小镇的外逃途径，要“我”和它一起逃离。但“我”拒绝了，“我”要留下来。一个原因，在于小镇上有图书馆，图书馆有需要自己阅读的“古梦”。你看，图书馆和阅读便是有如此神奇的作用，足以让一个人宁可舍弃外面吃喝玩乐多姿多彩的世界，甚至舍弃自身的影子也要留在孤独的小镇过孤独的日子。换个说法，未尝不可以说书和阅读具有可以化解孤独的功效！

这点在村上其他小说中也有表现。不妨认为，图书馆、书和音乐一样，都是村上文学中的重要元素。例如《海边的卡夫卡》。十五岁的主人公、名叫乌鸦的田村卡夫卡在“甲村图书馆”里读了很多书。小说几次强调田村卡夫卡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从小就经常在图书馆里看书，即使看不太懂的书也坚持看到最后一页。他说：“图书馆好比我的第二个家。或者不如说，对我来说图书馆才是真正的家。”离家出走来到高松市区，村上也刻意安排他住进刚才说的“甲村图书馆”。田村卡夫卡在那里看了《一千零一夜》，看了弗兰茨·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看了夏目漱石的《矿工》《虞美人草》等好几本书。书或者阅读不仅冲淡了田村卡夫卡的孤独感，而且连同其他种种经历，一并给他以精神救赎（こころのいやし），如村上中文版序言所说，促使他的精神“聚敛成形”，“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村上最新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里面虽然没有出现图书馆，但有书房，免色的书房。看了这本书的朋友都知道，免色有钱，钱不知怎么来的，反正就是有钱，绝对是个大富豪，不折不扣的大富豪。但他这个大富豪不是“土豪”，独身，或单身，有没有影子倒是没说，反正一表人才，举止得体，衣着考究，每一件衣服都像从洗衣店刚刚取回似的。而且喜欢看书，家里有书房。请看书中关于其书房的描述：“一面墙壁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倚墙做成的书架……书架无间隙地摆着各种开本的书籍。还放有木墩以便踏脚取高处的书。看得出，哪一本书都有实际在手中拿过的痕迹。在任何人眼里都显然是热心读书家的实用藏书，而不是以装饰为目的的书架。”甚至卫生间里都摆着随手可取的书。他就这样一个人孤孤单单住在山顶一座白色豪宅里。一次主人公“我”问他不孤独吗？他说有这么多书还没看完，哪里会有时间孤独！没时间孤独！喏，书多好，阅读多好，想孤独都不可能，独身都没时间孤独！其实，免色的有钱也和阅读有关。他搞的不是实业，而是和电脑、股票有关系的相当神秘的知性名堂。

大家熟悉的《挪威的森林》里的渡边君就更喜欢书了。第三章有这样一段：“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蒂、约翰·厄普代克、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雷蒙德·钱勒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而且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深深地把书的香气吸入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摩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对十八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约翰·厄普代克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上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再往下，我不说你们也早都知道了，渡边君还因为读这本书交到了朋友，永泽那个朋友。永泽说：“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说起来，除了永泽，渡边君没什么朋友。有两个女朋友，情况还那么复杂，那么纠结。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书，他的青春不知会有多么孤独！

对了，书不仅可以让人像渡边君那样交到同性朋友，甚至可以交到异性朋友。猜猜是哪一本书中的？《东京奇谭集》。这部短篇集的第一篇名叫《孤独的旅人》。主人公是钢琴调音师。每个星期二他都在一家书店的咖啡屋看书，当时看的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一次他从卫生间折回座位时，邻桌一位同样静静看书的女子向他打招呼，问他正在看的书是不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主人公反问“您也喜欢《荒凉山庄》”。女子扯下包书皮，出示封面，告诉他自己也在看同一本书。女子个头不高，“胸部丰硕，长相蛮讨人喜欢。衣着很有格调，价位看上去也不低”。两个人开始交谈，中午一起在购物街一家餐馆吃饭。下个星期二两人仍在同一咖啡屋各自闷头看《荒凉山庄》。中午女子开车，一起外出吃饭，吃完回来的路上，女子一把握住他的手，说想和他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至于这“安静的地方”是什么地方，面对这么多单纯的男生女生，不说也罢。不说也猜得出。那么钢琴调音师去没去呢？我就更不说了，大家分头去买《东京奇谭集》自己看好了。故事的发展绝对有意思。这里至少有这样一个教训或启示：假如两人看的不是同一本书，而是同一牌子同一款的手机，那怕是看不出“安静的地方”那般美妙的地方的，这点我可以说给你。

不光是书里，书外也有这样的场景。实不相瞒，几年前去厦门旅游，正穿着风衣在暮色苍茫的街头闲逛，十多年前采访过我的《厦门日报》的一位记者一眼把我认出来了。晚间带来十几位文友捧来一大堆所谓林译村上要我签名留念。其中一位男诗人特意向我表示感谢，感谢我这个媒人——当年他在书店翻看《挪威的森林》时，走来一位女孩儿也从书架上抽出《挪威的森林》（倒不是《荒凉山庄》）一下子看得入迷。机不可失，于是这小子趁机搭讪，结果就不用说了，那位山师大的女生成了他的女友，又成了他的太太，小孩儿都有了，一家三口在鼓浪屿过得兴高采烈和和美美。“要不是林老师您翻译了《挪威的森林》，哪来的一加一等于三啊！您是我们的媒人啊！”我笑道媒人不是我，是村上，是《挪威的森林》。书为媒！在场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把书举了起来。刚才那句话请让我再说一遍：假如两人看的不是同一本书而是同一牌子同一款的手机，那怕是看不出一加一等于三的。这点基本可以确定。

喏，你看，书、阅读不仅可以化解孤独，升华孤独，美化孤独，还可以带来如此妙不可言的好事。浙大教授许钧先生说好的作者遇上好的译者是一场“艳遇”。而我要说，一个人遇上一本好书也是一场“艳遇”。宋代著名诗人尤袤做了全面概括：“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若再补充一句“单身读之可得艳遇也”就更全面了。说白了，不读书，可就太傻了，有可能失去许多美好的机遇。

书中人物喜欢书，喜欢阅读，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作者喜欢。实际上村上春树也是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博览群书”用在他身上，完全不是社交性修辞。那么他是怎样读书的、读了哪些书呢？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抗疫居家期间你若如法炮制，那么疫情过去你也说不定提笔写出村上那样走红的小说。不要太消极或太低调太谦虚。这个世界，既充满黯淡的不确定性，又充满金色的可能性。

写完以十五岁少年为主人公的《海边的卡夫卡》，一次村上接受媒体采访，记者问村上君你自己十五岁时是怎样一个少年，村上回答说：

我十五岁时相当奇特来着。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极为普通的少年。爬山，下海游泳，和同学玩得很欢，但同时又是个异常好读书的少年。也是因为独生子的关系，一旦钻进房间就闭门不出。什么孤独哇寂寞呀，根本不觉得难受。用零花钱买了好几本大月书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头扎进去看个没完。《资本论》什么的当然难得不得了，不过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读起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行文也相当简洁明快，有一种相当吸引人的地方。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也差不多通读了——这样子，恐怕就不能说是普通孩子。

反正经常看书。音乐也常听，被现代爵士乐迷住也是那个时候。倒是没有离家出走（笑）。我这个人身上，强烈的内向部分和物理性外向部分好像同时存在。这点现在也一样，人这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村上春树编《少年卡夫卡》）

这里有两点提请注意。一点是，村上是独生子（诸位当中想必有很多人也是独生子），喜欢读书与独生子或者孤独状态有关，而读书也的确冲淡了孤独，“根本不觉得难受”。另一点是，村上十五岁就学了马克思主义，看了马克思恩格斯，“一头扎进去看个没完”，甚至被《资本论》给吸引住了。而你、而我们现在给什么吸引住了呢？也许你说因为村上十五岁那年月还没有手机嘛！我敢断言，即使有手机也不至于影响他看马克思，看卡夫卡，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人与人的区别就在这里，普通孩子和非普通孩子的区别就在这里。常有学生说“马列毛概”政治课太没意思了，甚至有人把中国没产生村上那样真正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归因于此。可是村上证明那是不对的哟！恕我重复，一个看手机“一头扎进去看个没完”，一个看马克思“一头扎进去看个没完”——是村上扎错地方还是你扎错地方了？也许你说我是在用手机看马恩全集和《资本论》。真的？请看着我的眼睛，说实话！

十五岁，差不多上高中了，那么村上初中阶段看的是什么呢？翻阅《村上朝日堂》等“村上朝日堂”系列随笔集，从中得知村上家（村上父亲是中学国语老师）每个月都请书店分别送来一本出版社刚出的《世界文学全集》和《世界的历史》。出版社一本接一本出，村上一本接一本看。《世界的历史》全集“反复看了一二十遍”。注意，不是一两遍，而是一二十遍！简直难以置信。这意味着，村上对历史特有兴趣。这么着，上了高中也继续看，看了托洛茨基传记三部曲，看了《第三帝国的兴亡》和《柏林日记》，看了《现代世界非虚构作品全集》，还看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日译《中国的红星》）（《考える人》P25）。关于文学修养的功底，村上说主要来自十九世纪的小说。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之间，他读的全是这方面的书。主要有狄更斯、巴尔扎克，有《红与黑》《静静的顿河》《罪与罚》。其中《静静的顿河》读了三遍。而感触最深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群魔》，以至后来做梦都想写一本《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复调小说（日语谓“综合小说”）。总之，从上面粗线条介绍中不难看出村上看了多少书，看了怎样的书，怎么看书。村上曾说他把整个高中图书馆的书全看完了。可能有点儿夸口，但看书多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对了，三年前他在《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这本访谈集中再次谈及书与孤独的关系：“独生子这个关系很大，我想。在外面打棒球，去海里游泳，当然书也看了，独处的时候大体看书。家里到处是书。只要有书，就不会无聊。猫和书是朋友哇！”（《考える人》P44）

听到这里，又可能有哪位想问，村上是日本人，怎么没听你说他看日本文学啊？这不能怪我，因为他中学时代的确没看日本小说，长大后也不怎么喜欢。村上说他“系统读夏目漱石是二十岁以后的事”，读完了《夏目漱石全集》。日本作家中他最推崇夏目漱石，认为如果投票选出十位日本“国民作家”，漱石一定位居其首。往下大约依次为森鸥外、岛崎藤村、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再往下可能是太宰治、三岛由纪夫。不过他对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评价不高：“就川端作品而言，老实说，我喜欢不来。当然这并非不承认其文学价值，他作为小说家的实力也是认可的。但对于其小说世界的形态，我个人则无法怀有共鸣。”此外对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也读不来（“苦手”）：“身体无论如何也进不了那样的小说，感觉上好比脚插进号码不合适的鞋。”他进一步表示：“三岛的作品几乎没读，准确的说不清楚。但觉得最大的差别可能在于：我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而是创作者，是creative意义上的创作家，不是艺术家。艺术家和创作家的区别是什么呢？艺术家属于认为自己活在地球本身就有一种意义的人，而我不那么看待自己”（《考える人》P66）。说起来，川端康成是孤儿出身，在“孤独”这点上较之村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村上不欣赏他，除了上面说的“小说世界的形态”不同，可能还在于作品诉求的东西不同。川端总是磨磨叽叽絮絮叨叨谈富士山啦和服啦茶碗啦榻榻米啦清酒啦樱花啦和歌啦俳句啦等所谓“日本美”，谈个没完没了，而村上春树对那些劳什子基本不屑一顾。

上面主要磨磨叽叽谈了读书，谈了孤独，谈了读书与孤独的关系。下面暂且离开读书本身，谈村上作品中主人公的孤独，以至作品外的孤独。

谁都知道，孤独、孤独感、疏离感是村上作品最能引起我们精神共振、最能触动我们心底隐秘情思的文学信息。这个信息，他在二〇〇一年应我的要求写给中国读者的公开信中就已透露了。当时——也是因为当时互联网还远远没有这么发达——几乎每天都有读者通过邮递员给我这个译者来信，其中有不少高中生问我村上文学的主题是什么。也难怪，他们的语文老师总是在课堂上让他们归纳主题思想和段落大意。而当他们把这种阅读模式带到村上作品阅读中的时候就“卡壳”了，“熄火”了，“死机”了，有时看得一头雾水，完全不知所云。无奈之下，就“气急败坏”地找我“兴师问罪”。我呢，一来自己有时也不知所云，二来担心误导那些可爱的女高中生。于是向村上本人求救：你总不至于不知所云吧？村上那时架子还不大，很快用传真发来了题为《远游的房间》的致中国读者的信。信中这样归纳他作品的主题：“我的小说想要诉说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单概括一下。那就是：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

熟悉古希腊经典的村上显然知道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就曾写下的寓言：每个人都是被劈成两半的不完整的个体，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另一半，而又未必找到，因为被劈开的人太多了。村上信上的说法与此异曲同工。说白了，人这一辈子，往往明知那个东西找不到还要找，明知徒劳还要努力，其本身就是一种近乎悲怆的孤独的劳作。这说明，孤独是人的本质，人的常态。任何想要驱逐、消灭孤独的尝试都是不明智的。既然如此，那么不妨尊重孤独、升华孤独、诗化孤独或者把玩孤独、欣赏孤独。上面说的读书诚然是一种行之有效而且有益的方式，但一个人不可能总是看书，也不可能总是处于能够看书的状态。于是我们发现村上作品，尤其前期作品里面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孤独者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公寓套间或酒吧、咖啡馆里，以不无忧郁的目光半看不看地看着窗外“以淋湿地表为唯一目的”的霏霏细雨，以不无造作的手势半喝不喝地斜举着威士忌酒杯，以若有所思的神情半听不听地听着老式音响流淌出来的老爵士乐，听着钢琴手现场弹奏的《灾星下出生的（不幸的）恋人们》。

记得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十年，在中国，尤其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这样的孤独场景曾被视为典型的“小资”符号。还记得刻意吩咐女侍应生上咖啡时的那句经典“台词”吗：“噢，千万不要放糖！”别笑！必须说，这其实是一种进步，一种精神生活、一种心灵处境的进步。不说别的，起码比过去那种“一口闷”“闷倒驴”文明了许多。也就是说，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或“白领”阶层中间，哥们儿爷们儿山呼海啸大碗吃肉大碗喝酒之风已经大体成为历史，成了粗俗、粗鄙、粗鲁的表现。或许你要说那是豪爽，是剽悍，是纯爷们儿气派。是的，那也许是的，那也没什么不好。多元文化时代，开放时代，不必定于一尊拘于一格。事关喝酒，有人就是要半喝不喝地喝，有人就是要要死要活地喝。又如下雨，有人就是要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是要说“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有人就是要说“以淋湿地表为唯一目的”。怎么喝怎么说都无所谓，悉听尊便。“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罗素语），也是世界的本源。

说回孤独。同是村上，其笔下的孤独也不都是可以在酒吧在咖啡馆里把玩的。村上有一部《列克星敦的幽灵》的短篇集，里边有个短篇叫《托尼瀑谷》。十多年前被拍成了电影，香港等地还把它搬上了话剧舞台。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认为这个短篇“感伤而又优美”，是村上“真正伟大的短篇之一”。故事出现一对瀑谷父子。老瀑谷（瀑谷省三郎）战前在上海当爵士乐长号手，“凭着无比甜美的长号音色和生机勃勃的硕大阳具，甚至跃升为当时上海的名人”。战败时被中国军警抓进监狱，侥幸未被处死，成为从那所监狱中活着返回日本的两个日本人中的一个。回国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即小瀑谷——托尼瀑谷。作为独生子在孤独中长大的小瀑谷后来成了炙手可热的插图画家，三十五岁时爱上了出版社一个常来家里取稿的二十二岁女孩儿。不久成为他妻子的这个女孩儿温柔体贴样样都好，但只有一点让小瀑谷难以释怀，那就是喜欢时装喜欢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买回的衣服几个大立柜都装不下，以致不得不把一个大房间改成衣装室。一次他趁妻子不在的时候数了数衣服件数。依他的计算，就算一天更衣两回，全部穿完也差不多要两年时间。后来在丈夫的建议下，年轻妻子答应不再买了。一天开车上街把新买的衣服退回商店，之后开车回家途中不幸遇上交通事故。葬礼过后，小瀑谷聘请了一位高矮胖瘦和妻子身材一模一样的女孩儿当自己的秘书，只提了一项要求，要求女秘书工作时一定要穿妻子留下的衣服。却又很快改变主意，叫来旧衣商把所有衣服变卖一空，又把老瀑谷留下的一大堆旧唱片变卖一空——托尼瀑谷这回真正成了孤身一人。

不用说，这是个关于孤独的故事。托尼瀑谷在向女孩儿求婚后等待答复的时间里是多么孤独哇：“孤独陡然变成重负把他压倒，让他苦闷。他想，孤独如同牢狱，只不过以前没有察觉罢了。他以绝望的目光持续望着围拢自己的坚实而冰冷的围墙。假如女孩儿说不想结婚，他很可能就这样死掉。”结婚使得托尼瀑谷的人生孤独期画上了句号，但他仍心有余悸。早上睁开眼睛就找她，找不到就坐立不安，“他因不再孤独而陷入一旦重新孤独将如何是好的惶恐之中”。妻子离世后，“孤独如温吞吞的墨汁再次将他浸入其中”。

如果把咖啡馆以至爵士乐酒吧里的孤独称为可以把玩的孤独或相对的孤独，那么，《列克星敦的幽灵》中托尼瀑谷的孤独不妨称之为不可以把握的孤独或绝对的孤独。而到了六年前的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尤其是《独立器官》那部短篇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美容师渡会陷入的孤独有可能更为严重，因为他爱上的女子不是物理性失去，而是情感性失去——那个不辞而别的女子直接去了另一个男人那里。用村上自己的话说，“在这里‘孤绝’成为一个主题”。以此发掘人性内在的荒诞与诡异、芜杂与错位、尴尬与悲凉，呈现人生、命运的不确定性、偶然性以至荒谬性。

不过总的说来，村上笔下的孤独是审美意义上的孤独，是creative意义的孤独，是诗化的孤独，至少在修辞上如此。例如在《斯普特尼克恋人》这部长篇中，村上借助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和卫星上面搭载的莱卡狗，对名叫堇（すみれ）的主人公女孩儿的孤独的表达就充满诗意和创造性：

A自那以来，堇便在心中将敏称为“斯普特尼克恋人”。堇喜爱这句话的韵味。这使她想起莱卡狗，想起悄然划开宇宙黑暗的人造卫星，想起从小小的窗口向外窥看的狗的一对黑亮黑亮的眸子。在那无边无际的宇宙式孤独中，狗究竟在看什么呢？

B那时我懂得了，我们尽管是再合适不过的旅伴，但归根结底仍不过是描绘各自轨迹的两个孤独的金属块儿。远看如流星一般美丽，而实际上我们不外乎是被幽禁在里面的、哪里也去不了的囚徒。

C我闭上眼睛，竖起耳朵，推想将地球引力作为唯一纽带持续划过天空的斯普特尼克后裔们。它们作为孤独的金属块儿在畅通无阻的宇宙黑暗中偶然相遇、失之交臂、永离永别，无交流的话语，无相期的承诺。

喏，作为场景作为状况那是何等孤独哇！不妨说是人所能想象的孤独的极限。极限的孤独。但为此使用的修辞或语言则是有诗意、有温度的。在这里，村上以这样的笔尖在孤独而冰冷的金属块上微微画出了一股细细的暖流，给读者的孤独情绪以深层次的抚慰与安顿。这也涉及村上文学的一个根本指向，一种人文关怀。关于这点，村上在《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中说道：“我的小说很少有所谓幸福结局。就连《寻羊冒险记》最后结尾也总有些凄苦。甚至《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主人公最后也留在了那个世界，告别影子，一个人。绝非幸福结局。尽管如此，还是有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那种类似信赖感的东西在读者心中产生，要给活下来或活下去的人以希望。这对故事很重要，至少就具有一定长度的虚构作品来说。”

北师大王向远教授早在二十年前就对村上文学这一特点做了概括：“村上的小说在轻松中有一点窘迫，悠闲中有一点紧张，潇洒中有一点苦涩，热情中有一丝冷漠。兴奋、达观、感伤、无奈、空虚、倦怠，各种复杂微妙的情绪都有一点点，交织在一起，如云烟淡霞，可望而不可即。”普林斯顿大学二〇〇九年授予村上荣誉博士的评语也透露出类似信息：村上春树“以文学形式就日常生活的细节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描写，准确地把握了现代社会中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性”。《奇鸟行状录》等村上作品的主要英译者、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也曾在二〇〇二年指出：“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体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玄秘与疏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二〇一三年就诺贝尔文学奖回答《瑞典日报》时的说法也与此相近：村上大约是一位飞鸟型的轻逸的作家，“他不是靠强劲宽阔的叙事，他只是富于想象力地表达人们心中漂浮着的难以言喻的情绪。他的修辞和隐喻，丰富和拓展了无数人的自我意识”。

著名作家阎连科索性称之为“苦咖啡文学”：“温暖中有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一点伤痛。”几天前我在“今日头条”看到一篇署名阎连科的文章，题为《中国文坛到了一个巨大的被误导的时代》，文章这样写道。除了村上，文章认为同类作家还有卡佛、门罗和弗兰岑。作为与之相对的作家，阎连科举出鲁迅、托尔斯泰、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经典作家的名字。同时担忧“如果有一天，门罗也获奖了，村上春树也获奖了，整个世界文学对经典的转移就悄然完成了。那不是谁的成功谁的失败，而真的是我们长期崇敬的伟大作品的一次灾难”。他还说：“我不是说村上春树写得不好，就个人阅读来说，我们从村上春树的小说中看不到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状况。一个伟大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品如果不给读者和批评家展示本民族人群最艰难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困境，这个作家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

就“苦咖啡文学”这点而言，阎连科的说法是对的，对了一半。毕竟任何人“个人阅读”范围都有限。但必须指出，村上作品并非没有“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状况”，村上本人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立面。相反，村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推崇。他说——前面提到了——自己的“教养体验”几乎全部源于十九世纪欧洲小说，所举作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陀氏。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村上至少三次表示要向陀氏看齐。二〇〇二年说“我的目标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二〇〇八年再次表明决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的偶像、我的理想。他快到六十岁时写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至高无上的杰作。我也想那样。”二〇一〇年村上又一次强调，作为创作目标，最大蓝图就是陀氏，“综合小说”的样板就是《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尤为难得的是，村上不仅口头表示，而且付诸创作实践。例如《奇鸟行状录》和《刺杀骑士团长》明显是向陀氏、向《卡拉马佐夫兄弟》发起的两次冲锋。这就是说，村上不仅有孤独和“小资”的一面，而且有“高墙与鸡蛋”的一面，不仅是心灵后花园的出色经营者，而且是敢于直面、发掘和批判日本历史黑暗部位的人文知识分子。换言之，村上不单单是村上春树（むらかみはるき），而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至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随者。

最后，我想不自量力地概括一下我对村上文学的总体看法。孤独、无奈、疏离、寻找与失落的周而复始，超然与介入的此起彼伏，应该说是村上文学的主题之一。村上一九七九年三十岁时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今年是他出道四十一年。这里姑且计以整数，把他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活动分为前十五年和后二十五年两个阶段。前十五年主要是表达孤独——不断叩问现代以至后现代都市上空游移的孤独的灵魂所能达到的可能性，并在叩问过程中传达置身于高度信息化、程序化和物质化的现代都市中人的虚无性、疏离性以及命运的不确定性甚至荒诞性。以中国特有的说法，即他作为软性的暖色的“小资”作家的一面。这方面的主要作品有《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这青春三部曲，以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和《斯普特尼克恋人》。那么后二十五年呢，后二十五年则逐渐走出孤独而诗性的个人心灵后花园，开始审视和批判体制和暴力，笔锋指向日本“国家性暴力”或极权主义、军国主义体制的源头，探索面对体制这堵高墙时的作为“鸡蛋”的个体灵魂所能达到的可能性，即他作为刚性的冷色的斗士的一面。其转折点是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这方面其他主要作品有纪实文学《地下》（Underground）、《海边的卡夫卡》《边境近境》《天黑以后》《1Q84》和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其中尤以《奇鸟行状录》出类拔萃。这是他迄今最接近《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巅峰之作。概而言之，如果说前十五年村上是一个文人意义上的作家，那么后二十五年则接近一位西方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如果说前十五年痴迷于纯粹意义上的都市人的孤独，后二十五年则执着于“高墙与鸡蛋”中“鸡蛋”意义上的都市人的孤独或“鸡蛋”的孤独。

村上的孤独，这就讲完了。往下我要回归自己的孤独了。谢谢大家耐心的收听收看。再会！

此稿曾用于2020年3月8日上海译文出版社读书讲座（线上），2020年10月29日中国海洋大学第九次通识教育讲座；2020年12月4日上海财经大学“红瓦楼日本语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