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在中办“五·七”学校当“猪倌”

童小鹏

1968年，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在全国如雨后春笋似地办起来了。

1969年1月初，中办学习班的学员就一锅端地全到进贤的中办“五·七”学校去劳动改造了。

在北京的时候，大家都听说进贤办起了中办“五·七”学校。当时“五·七”干校是全国通用的名字，是干部下放的劳动场所。可是到了进贤，进的是中办“五·七”学校而不是“五·七”干校。大家一打听才知道，因为别的机关下放的都是干部，只配备少数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般都不带家属、小孩，而中办不仅下放干部，同时也下放认为不适宜或不需要留在中南海的行政人员、司机、大师傅等，而且连家属、小孩也下放，干部带家属的也不少，如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连在医院工作的老婆和三个小孩都一起下放了。所以除组织干部劳动改造外，还要向当地联系小孩上学事宜。

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是曹全夫，副校长是宇光、李树槐。校部有政工、生产、后勤等组。下属13个连，机要局的机要学校有3个连。住房有些是住民房，有些是自己动手盖的，以后都是住自己盖的。除一部分旱地种棉花、油料外，几千亩水田都是学员自己动手围湖（青岚湖）造起来的。还买了一些插秧机、手扶拖拉机。

在一块荒地上，大家自己动手盖了一排猪圈，围了一个院子，养了一头大公猪、几十头母猪，繁殖小猪供各连去养。二连的一个排负责管理猪圈，我便被分配到这个排当了3年“猪倌”。

那时，虽没有停止对我的审查，但是我可以和一班人一起学习、讨论问题，也可以请假上街买东西，算是有些自由了，而党的组织生活仍没有恢复。

我们这个班共12个人。10个男同志就住在靠猪圈的一间房子里，用稻草打地铺，学习和开讨论会也坐在地铺上。班内有原“红色造反团”头头闵跃良、路行健（女）和成员吴文英（女），还有被称为“保皇派”的公务员李杰斌。闵跃良、路行健原来是在秘书局办理人民来信的，虽然夺了我的秘书局局长的权，但是他们并没有当上局长。夺权后，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造反团”整风，他们就和我们一起到中办“五·七”学校来了。倒是李杰斌得了一个“李局长”的绰号。因为他在秘书局当公务员几年，看到老干部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赞成“造反团”随便夺权，便发牢骚说：“这些工作不久的大学生还想当局长，不如我来当呢！”于是一些同志就开他的玩笑，叫他“李局长”。他看我年纪大（当时已54岁），劳动积极，就主动照顾我。我有时也叫他“李局长”，他总是一笑置之。这时大家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集中精力学习养猪技术，都不谈“文化大革命”的事，相处也是不错的。我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头脑发热是有客观原因的，没有对他们有过抱怨。

当“猪倌”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门科学，大有学问的。小时候我在家也看过母亲养过母猪，把剩菜剩饭加些青菜、米糠，用大锅一煮，就是好饲料了。可是现在我们养了公猪，它要担负20来头母猪的配种任务，周围群众也赶上母猪来配种，除一般饲料外，还要吃“小灶”加营养，每次配种后，要给它吃10个鸡蛋。母猪数量多，食量大，靠煮食根本无法应付，只有喂“糖化饲料”，才能供得上。

“糖化饲料”不知是谁发明的，已经在各地养猪场推广，它是用晒干后的红薯藤、甘蔗秸秆、黄豆秸秆等原料，用粉碎机粉碎，加适当米糠，再配以适量的葡萄糖和苏打做发酵引子，加水混合，压实后约4小时就发酵成又香又甜的好饲料了。刚打开时，热气、香气扑鼻。一分到猪圈，猪就大口吃起来，“吧唧吧唧”地吃，似乎很有味道的样子，边吃边喝水，都吃得饱饱的。中间还要加些我们自己种的牛皮菜、空心菜、鲜红薯藤做青饲料，把它们养得肥肥胖胖的。对怀孕和喂奶的母猪，还要加些稀饭和钙粉做营养。对吃奶的小猪，除让它们吃好奶外（小猪吃奶常因抢奶头打架，要加以调解），要逐渐加喂稀饭，引导它们吃“糖化饲料”。

帮助猪配种和为母猪接生，更是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了，母猪一年可怀孕两次，因此就要注意观察它的发情表现。当看到母猪的阴户红肿、行动痴呆时，就要赶公猪与母猪交配，交配时还要加以帮助。如果不及时交配，就要耽误怀一胎小猪了。为母猪接生，更要细心，特别是初胎。因为有阵痛，母猪又想看看自己的儿女，常常爬起来，这时就要抓抓它的屁股，把已生下的猪崽给母猪亲亲，它就可以安静下来，让人继续接生。生下的小猪，用温水洗擦后就让它吃奶。小猪刚生出来眼睛还看不见，可是它有找奶头的本能，而且它会比较，选到奶汁较多的奶头（前四个奶头奶汁较多）就咬着不放，离开以后还可以找着这个奶头，如果其他小猪来吃，它就会咬它。所以母猪生完后，我们要帮助每个小猪固定一个奶头，它们就不打架了。假如一头母猪有12个奶头，这一胎生了13只小猪，那就要抓出一只帮它找另外的母猪喂。但是母猪对非亲生子一闻味道就可认出来，就会咬它，所以先要把那头母猪的尿撒一些在那些要寄养的小猪身上，母猪闻到自己的尿味就不会咬了。经过几次实践，我学会了接生技术。

我们除养猪外，还要种菜喂猪，要用板车去拉糠、粮食、石头、沙子搞建筑。因为养猪场在一个山坡上，所以拉车又要下坡又要上坡。开始三个人拉一辆，掌握上下坡技术后，改为两人一辆，最后我一个人拉一辆，一次可拉300来斤，没有发生过翻车事故。拉车当然是费力的，却把我的大肚皮拉小了，我原来仰卧时肚皮是挺起来的，拉了半年车后，肚皮就瘦下去了，这是劳动的一个收获。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职务被剥夺了，但工资仍照发。我每月缴50元党费（规定交6元党费），还买了木桶、铁勺，又托人去北京买葡萄糖来做糖化饲料。中办“五·七”学校自己生产了足够的粮食蔬菜，一天三顿是吃得够饱的，有时可吃猪肉。如晚上到猪圈值夜班，还可以从食堂带碗米饭、菜汤当夜餐。校部有个小卖部，可买点挂面、鸡蛋补充营养。有一次因为要值夜班，我买了4个鸡蛋，给李杰斌他们吃了，一个“造反派”知道了还批评了我。我说，小卖部又没有规定我不能买鸡蛋。我把此事报告了排长，随后就不了了之了。

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以“备战”为由，把老帅、老将赶到各地“监护”起来。王震将军是农垦部部长，对发展军垦作出过重大贡献。他被送到江西抚州红星垦殖场劳动。中办“五·七”学校派副校长李树槐带了一些同志去参观学习，王震从李树槐那里知道了我在中办“五·七”学校。他很关心我，单独找李树槐问我有什么问题。李树槐告诉王震，没有什么问题。王震就告诉李树槐第二次参观时要我去，他要见我。因此，第二次组织到红星垦殖场参观时，校部批准我参加。

参观完后，王震告诉学校带队的说，他要把我留下住两天，要同我谈事情。结果，我在他家里住了两天。他的夫人王季青和子女都在一起，对我很客气。王震很敬重、爱护周总理，鉴于有些首长的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乱说话，他担心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总理的坏话，特别问我有没有这些事。我说，我自己保证不会说，也没有听到别的秘书乱说。因为周总理一生光明磊落，事事以身作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深受教育，我相信他们也不会乱说。即使有人乱说，人们也不会相信的。他听完后表示放心。在他家的两天里，我们促膝谈心，几十年后，我一直记得王震对我的亲切关怀！

下放劳动期间，我一家五口分在不同的地方，真是“亲人远离别，各在天一方。”

紫非在我下放劳动后也被下放到全国人大、政协办的“五·七”干校，在湖北沙洋，一去也是3年，因疲劳过度，得了冠心病。

大儿子童丹宁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即分配到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搞石油勘探。那里条件差，生活十分艰苦，却也把他锻炼成自立、自强的青年干部。

二儿子童利宁是个聋哑人，在上海聋哑学校读书，从小学画画，“文化大革命”一来，他自己主动报名到吉林延边插队，种水稻。一直到1972年我同紫非准备到江西齿轮厂时，才把他调回北京，分配到长虹电影院当美工。

三儿子童卫宁，初中刚毕业，报名到黑龙江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劳动。他表现很好，人家过年都回家，他却留在农场，在冰天雪地里剥大豆，锻炼自己的意志。劳动几年后，由兵团推荐到北京航空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在七机部工作。1981年因患脑瘤去世。

1971年，利宁先到湖北沙洋看了紫非，又到江西来看我。已经分别几年了，我发现利宁成熟多了。他不断地打着手势，告诉我他在延边的生活，说到有趣的事时，他就开心地大笑。我的情绪很快被感动，单调的重复劳动生活似乎因利宁的到来而多彩了。第二天的劳动是去拉饲料。利宁立即抢过板车，帮我拉。我在后面推，望着他瘦小的背影，惊叹他一个人在延边独立生活的毅力，又想到他一个人从北到南独立行动，我内心感到很安慰。

1971年9月，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乘飞机叛逃自我爆炸。这一事件的发生，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自己的失误，开始调整某些政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平反部分冤假错案，就此拉开解放大批领导干部的序幕。

当年11月，中办副主任王良恩来到中办“五·七”学校向党内传达“九一三”事件。他正式向我宣布我的问题已经查清，恢复党组织生活。被停止快5年的党的组织生活终于又恢复了。我参加了传达“九一三”事件的会议，心情十分激动。接着，校部决定让我到校部生产组当副组长（组长成元功），算是落实政策了。不久我就得到学校党委书记曹全夫通知：“中央决定，调你到南昌齿轮厂当革委会副主任。”既是中央决定，我当然绝对服从。我认为：在中办“五·七”学校学了3年养猪，再到工厂学几年工业，也很好。学校即把我的组织关系和户口转到工厂。我征得紫非同意后提出几点要求：一是把紫非和我调在一起工作，以便互相照顾（当时我已57岁，她患有心脏病）；二是两人一同回北京搬家、检查身体。此外，我还要求将利宁调回北京工作，因为他是个残疾人，应该照顾他。

这些要求都得到批准。1971年12月，江西进贤已十分寒冷，回京的日子到了，我向中办“五·七”学校的领导和同志们告别，又看了我饲养的猪儿们，心中油然升起一股难舍之情。毕竟自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活了3年，洒下串串汗珠，印下深深足迹。

再见了，江西进贤，你将在我人生履历中留下厚重的一页。

节选自《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