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办“五·七”学校十年磨炼

余展

1968年12月30日，中办“文化大革命”学习班宣布，元旦后全体人员去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出发前放假一天。新年的第二天，也就是1969年1月2号，汪东兴同志在中直俱乐部礼堂召开大会，宣布中办“五·七”学校成立。他说：“这是一个动员会，也是欢送会。”汪东兴同志传达了前一天他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说的话：“劳动也是一课，不懂工，不懂农，不会打仗，要给他们机会锻炼。”

从1969年1月3日起，去“五·七”学校的人分两批动身，第一批是机要干部学校的学员，第二批是中办学习班的学员。我比大家晚到了一天，因为户口都转到进贤县去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回北京，所以在火车路过镇江的时候，我请假下车去看我的弟弟。他家住在泰州，我坐船过江，从六圩再坐汽车到了泰州，在我弟弟家里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再赶到学校。当我到学校的时候，提前去的同志已经出工修“五·七”大堤去了。

第二天，我就和大家一块儿去挑堤。对于挑堤，我是有过实践经验的，那是1958年修北京十三陵水库的时候，机关派我去劳动过一个多月，有时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举着红旗带队。北方的气候干燥好挑堤，南方却经常是细雨霏霏下个不停，雨水、汗水﹑泥水，弄得全身湿漉漉的，走在泥泞的路上，鞋子都拔不出来。好在那时我才三十几岁，算得上年轻力壮，挑堤这个活对我来说也并不是太难。其实，“五·七”大堤大部分是周围的农民帮助修的。当时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当年围垦，当年受益。所以什么都得赶进度，大堤修好之后就开始育秧。育秧、拔秧、插秧，成了我们经常干的活了。拔秧也累人，起早贪黑，在秧田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不管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实在熬不住了，就一屁股坐在秧田里，脏也顾不上了。

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都要从住地挑一担大粪到“五·七”田里去，距离大概有七八里路，一般都是走到进贤县的北门桥时才能休息。有一天我们挑大粪休息，和童小鹏他们那个连队在同一个地点休息，我过去问小鹏同志：“怎么样，你能吃得消吗？”他说：“没关系，锻炼锻炼有好处，你看我的肚子都瘦下去了。”中办“五·七”学校撤销后，我和童小鹏还有过通信联系，2001年他写信给我，寄来由冰心为他题写书名的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就写到他原来的大肚皮，通过劳动瘦下去了的文章。

插完早稻后不久，学校把我调到校部，起草半年来中办“五·七”学校给中央的报告，抬头是写“东兴、耀祠同志，转呈毛主席”。这个报告怎么写？校领导的意思是，根据半年来学校的发展情况，向中央写个报告。开始是要我和曾景忠两人写一个半年的报告，写出来送给校领导看，他们说不行，没有把学校的主要情况反映出来。但是半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不能再写半年的报告了，只能改写8个月的报告。8个月的报告起草以后，送校领导审阅，还是说不行，要我们去深入了解情况，广泛地听听大家的意见再写。这个时候曾景忠就回连队了，留我一个人在校部写这个报告，改为写10个月的报告。10个月的报告写出来，还是通不过，于是改为写全年的报告，着手写下放劳动一年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经学校党委同意，于1969年12月31日定稿上报。

在这半年的写作过程中，除了调查研究、收集素材之外，我也参加过一些连队的生产劳动，包括插秧、耘田、割稻、脱粒、打场、入库，感觉最为吃力的是粮食入库。粮食入库一般都是快收工时候的活儿，一天劳动下来已经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这时再扛上百八十斤重的麻袋，踩着踏板，走到粮食堆上，真是咬着牙才能干的活儿。还有一次，我跟着连里的同志划船捞沙，水面上太阳照射得厉害，跳到水里能凉快些，爬上小船又是满身大汗，晚上睡觉背上的水泡让人无法躺下，只能趴着睡。

1970年初，我被派到江西鹰潭红石山打石头。建校初期立足于自力更生的要求，以十一连（人民大会堂连）为主，自己动手建设校舍，由八连（警卫局连）为主组建的打石排，就在鹰潭火车站旁边的红石山上开山采石，运回学校建筑营房。红石比青石好打，但红石也很结实，30多年后我返回“五·七”学校故地重游，当年以红石打地基建的房子，都还是很牢固的。

打石头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早饭后排队上山，先到山下的“支前站”拿工具。所谓“支前站”，就是部队路过休息的地方，那里摆放的都是做饭的工具。中午炊事员在我们住地做好饭送到“支前站”，吃完饭稍事休息就接着干活。打红石是左手握钎、右手握锤，锤子大概有七八斤重。握钎的左手和握锤的右手协调不好时，经常打到左手上，或者打肿，或者打出血，一天抡锤大概上千下。几天下来，右手拿不住筷子，左手端不住碗，一周后腰也直不起来，连脱衣服都困难，只好去医院按摩，几周之后才能适应。据说，清华大学的打石队也在附近打石，不久就撤走了。

我们住的地方实际都是楼板，大多数人就睡在地板上，我睡在牟信之和张文健之间的大通铺。他们俩属于所谓“有问题”的人，实际他们都是中央领导人的原卫士长，张文健长期跟随周总理，牟信之跟随陈云。当时牟信之睡在我的左手边靠墙，张文健睡在我的右手边。我想靠墙睡，不愿意睡在两人中间，我向排长要求换个位置，排长不同意，说他们两人可能会串供。我只能被安排在指定的位置睡下。其实“文化大革命”都过去好几年了，还有什么可串供的。

有一天，我们在红石山上打石头，过往的火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孙勇正好在我旁边。他说：“你看你看，过专列了。”我说：“什么专列？谁的专列？”他说：“当然是毛主席的专列啊！”我问：“这是干吗去啊？”孙勇说：“我哪知道干吗去啊！”我又问：“这是从哪儿过来的？”孙勇说：“这条铁路是浙赣铁路，当然是从南昌方向过来的。”我说：“往东去是哪？”他说：“说不清楚，估计是向杭州方向走。”当时话就说到这里，多少年后我看到陈长江的回忆录，他写了这段历史，要按他的记载，当时是1971年9月3日，专列从南昌开往杭州方向，也正是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

还有一次，我们在火车站把站台上的红石抬到火车上运往学校，都是两人抬一块，孙勇力气大，经常是一个人抱一块。有一次，他把石头抱起来，中间断了，砸在他的大脚指头上，疼得他眼泪都出来了。回到学校以后，我和孙勇两家人住在前后排，我住前排，他住后排。孙勇还有一手理发的好手艺，那时候我家孩子理发都是靠他。

1974年10月6日，是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发表6周年，《人民日报》约学校写两篇文章。经厅领导和中办政治部同意，由学校写作组（除我牵头外，成员还有姚力文、赵朴、东生、姜立贤、曹小宁，以及后期参加的徐瑞新、杜襟南等）起草了《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在路线斗争中越办越好》一文，报道中办“五·七”学校的办校成就，发表于10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另一篇是纪念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发表6周年的文章，主要阐述学习贯彻这一指示的体会，仍由学校写作组起草，记者参与修改，发表于10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题为《在下放劳动中重新学习》。以什么名字发表为好，我同姚力文斟酌了许久，考虑到既然是讲干部下放劳动好的文章，不如按“下放好”的谐音，署名夏方豪发表。

1975年5月7日，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9周年。《人民日报》找到中办政治部，希望由中办“五·七”学校写一篇纪念文章，政治部要求由报社同志亲自执笔，学校给予积极的支持配合。报社也给学校打来电话，接电话的同志按照政治部的口径给予回复。此时，姚力文正在北京探亲，中办政治部要他同报社去谈谈，认为还是由《人民日报》执笔好。姚力文找到李梦莲，转达了政治部的意见，李梦莲恳切地要求，还是由“五·七”学校来执笔好，并且提出文章最好还是以夏方豪署名，要求重点突出“五·七”干校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如何办好“五·七”干校，希望这篇纪念文章，以中办“五·七”学校为范本，总结那些办得比较好的干校经验，并且说要借鉴去年那篇署名为夏方豪的文章的经验，早考虑早动手。报社派人来学校，想把稿子带回去，早点修改、报批，争取在《五·七指示》发表9周年当天见报。根据报社的意见，我们写作组的几位同志只好加班加点准备。之后，写出了一篇题为《办好五·七干校是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的文章，送报社修改以后，由《人民日报》总编室送汪东兴审阅，汪东兴批给有关领导同意后，以通栏标题发表于5月7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此文见报后，在各地干校引起不同的反响，《人民日报》请示有关领导，领导指示做个典型调查，作为对夏方豪那篇文章的补充，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说明问题。于是，《人民日报》派出记者李梦莲到学校采访，学校指定我和姚力文、东生、赵朴、姜立贤等同志协助采访。最后，文章以《人民日报》记者和本报通讯员的名义，发表在1975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是《在斗争中坚持五·七干校的正确方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调查》。《人民日报》加了一篇短评，题为《坚持办好五·七干校》。这篇报道发表以后，李梦莲给我写过几次信，主要是讲读者对这篇报道的反应，并且说有几个省市报纸，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和《人民日报》的短评。

1976年2月12日，中办政治部主任宇光同志出面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的同志交涉，新影的领导表示同意拍摄“五·七”干校题材的电影。据新影的同志说，他们把拍摄这部电影列为当年中央下达的拍摄12部电影的任务之一，表示要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为此，新影组织了“五·七干校摄制组”，摄制组从1976年2月20日到校，至12月6日撤离（1977年春节后还来补过一次镜头），历时近10个月的时间。

短短10个月，新影的同志前后4次来校，除了编导、摄影人员以外，还前后派出作曲、解说、讲解、录音、照明人员等一共15人来校工作。除在校内拍摄以外，摄制组先后赴鹰潭拍摄打红石，赴井冈山拍摄大家参观学习，还在九江的壶口拍摄过鄱阳湖的外景，在庐山拍摄过日出等。据学校财务组的统计，由我校开支的经费项目，大约是6500元。新影共用了胶片30500尺，据新影的同志说，原计划用国产胶片，后来考虑到南方阴雨天多，改用了进口胶片。

在拍摄过程当中，学校党委和中办政治部做过多次研究，汪东兴也做过多次指示。3月22日，学校党委召集了一部分同志进行座谈，就这部片子如何拍、主题是什么、应当拍哪些内容进行了座谈。大家的意见是，要突出阶级斗争这个纲领，要反映学校发展的全过程，要注意真实性。4月10日，这个片子的编导、新影的王永宏同志到校，听取了情况介绍，研究座谈纪要和其他的材料，着手起草拍摄提纲。4月27日，学校党委听取了编导汇报的提纲设想，基本同意了这个提纲，要我协助参与这项工作。5月31日，中办政治部向汪东兴写了书面报告，附上了提纲的初稿，提出了几条意见，其中之一就是影片表现人物的问题，应该慎重，应注意政治，要站得住脚，并提出了一些适合上特写镜头的人员名单。6月12日，摄制组李坤乾同志向学校汇报了中办政治部的意见，讲到拍摄的人物时指出，要强调政治条件，要学校把关，重点人物要上报批准。学校政工组对拍摄的人物也列出了名单，分别列出了重点人物和有特写镜头的人物名单。

就在这个时候，新华社派出摄影记者刘建国来校拍摄展览照片，他大部分时间随同新影的同志一起活动。他拍了一张某同志的照片，拿回北京后不能用，说厅领导的意见是，受过审查批判的人，不能有突出镜头，只好重拍。刘建国拍的这套照片，1976年由新华社发行。

1977年4月29日，编导王永宏携带即将发行的影片到学校，并向学校负责同志汇报了送审情况。王永宏说：“文化部审查后报送了宣传口，宣传口由王殊等同志审查。”观看的过程中，王殊说：“这个学校办得好。”看完以后说：“拍得不错，5月7日上演，是否请东兴同志看，要看他的时间，最好是请他看。”4月12日，汪东兴审查了这个影片，张耀祠、李鑫等在座，老校长李树槐、贾步彬也在座。他们看完以后，都说不错、很好，整个片子可以上映，片名定为《熔炉》。

在拍摄过程当中，关于重点人物的选择，学校和摄制组常常有不同意见。从学校考虑，偏重于本人的表现，也就是政治条件，按当时的要求，看走“五·七”道路坚定与否、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没有问题。而摄制组的同志，则偏重于本人的形象、外貌，比如有位同志，要按中办政治部的意见是不能拍特写镜头的，但是从摄制组来说，他们觉得这位同志形象好，比一般演员演得都好，坚持要拍特写镜头。商量来商量去，就按摄制组的意见办了，若最后送审时领导有意见再删去，但从送审过程来说，这些镜头基本上都用上了。

这个片子在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所谓“批邓”，二是毛主席逝世，三是粉碎“四人帮”。如何处理这几件大事，是影片编导反复琢磨的问题。作为学校指派与摄制组沟通的人，我也费了些心思。显然，这部片子同样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服务于当时的极“左”思潮。

1972年初，我从鹰潭调回学校政工组工作，接替石舫同志编辑中办“五·七”学校校刊《五·七路上》。1971年是学校成立两周年，校党委决定出一本“五·七”战士自己的刊物，《五·七路上》就这样诞生了。当时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及时地总结和交流“五·七”战士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的经验。1971年1月2日出版了第1期，当年共出版了5期。我是从1973年接手的，一直到1979年1月1日，出版了一本终刊号。从创刊到终刊，在这9年当中，《五·七路上》一共出版了33期，每期印数2000册左右。在终刊号的封二上，我用笔注了一句话：“本期印好后，中央办公厅党委常委已作出撤销中办‘五·七’学校的决定，本期故未发行。”这个刊物后期是由姜立贤同志负责主编的。刊物大体以投稿、约稿为主，编者的言论不多，编辑完成以后，送政工组领导审阅，个别文章需校领导审阅。刊物的印刷由江西省委印厂承印，省委印厂的同志对这件事非常重视。这33期刊物，应该说基本上反映了学校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学员们的心声。

在整理《五·七路上》的合订本时，我发现夹有学校后勤组会计刘须来同志于1976年3月18日写的一张条子，现抄录如下：“截至1975年12月底，学校资金新建﹑新购固定资产﹑农田基建工程价值﹑财产以及盈余资金，共计约337万元。相当于建校初期，国家拨建校投资款95万元的三倍半以上。”

在中办“五·七”学校10年的磨炼中，有几件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在连队办黑板报

在老三连（即中办“后楼”和中直党委），有一天指导员要我物色两个帮手，把连队的黑板报办起来。接受任务后，我马上想到两位大秘书：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陶铸的秘书张汉卿。我同指导员商量，他同意这两个人选。于是，我找到姚﹑张两人说明此事，他们欣然答应。3人商量由老姚写稿，汉卿负责版面的安排和抄写，我作为组长把关。正常情况下，每周出一期。有人戏称这是全国连队最高水平的黑板报小组。我们这个小组，一直运作到张汉卿“转校”——从中办“五·七”学校转到广东省“五·七”干校。几十年间，我同汉卿保持着联系，2018年，我出差广州，我们还去喝了早茶，并看了他当年写在“尿素布”上的一首诗。

郝盛琦负伤

我同郝盛琦同是老三连的“五·七”战士，不过当时他属于“有问题”的人。有一天，大雨滂沱无法干活，大家都在工棚避雨。送午饭的炊事员冒雨用排子车把饭送到大堤上，田埂上走不了车，只好从工棚里派人过去取，连长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包括郝盛琦在内，去大堤上取饭菜。老郝独自扛着一筐馒头，走在田埂上，他个子高，肩上又扛着一筐馒头，田埂又窄又滑，一不小心连人带馒头都摔倒在稻田里。馒头已无法吃了，连长只好决定大家回连队去吃饭，留下我和另外3人在工棚守候。老郝崴了脚，只好躺在工棚休息。队伍回连吃饭后，迟迟没有派人来接我们，眼看着天色已快黑下来了，我们只好自己想办法。我看见工棚里有一个筛沙子的筛子，于是同老郝商量说：“你躺在这个筛子上，我们把你抬到大堤上去，找个过路的民船，送你去县医院，好在医院离河边不远。”老郝忍着疼痛，让我们把他抬到筛子上，因田埂太窄，我们只能走在田埂两边的稻田里。很巧的是，到大堤就看到一条民船路过，于是我们招呼船老板把我们几人捎到县医院。虽经过治疗，但老郝的脚就一直瘸着。20世纪90年代，郝盛琦卸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职务以后，我们还见过几次，他还到我办公室闲聊过。

和陈永芳抓猪

有一天，连长派活，要我和谭震林的秘书陈永芳协助食堂杀猪。细雨霏霏下个不停，猪圈更是一片泥泞，猪身上也是湿漉漉的。我们两个从来也没有干过抓猪杀猪的活，追着要杀的那头猪满圈跑，弄得身上、手上满是泥水和猪粪。好不容易抓住了猪，我们用绳子把猪的前后腿分别捆绑起来，拿一根竹竿从中间穿过去。陈永芳的个子比我要矮一点，于是他走在前，我走在后，我们抬着猪下坡走向食堂。没走几步陈永芳就说：“不行，猪嘴快碰到我的背上了，要找根绳子把猪嘴捆住。”于是我们找到一根草绳，捆住了猪嘴。当我们把猪抬到食堂门口交给炊事员时，陈永芳说：“我去打桶水，把猪身上洗干净。”说着他解开了捆住猪嘴的绳子，拿着抹布去擦，不料他的手从猪头上滑过时，被猪咬下了一截手指，疼得要命。见此情景，我要炊事员赶快杀猪，取出猪嘴里的一段手指，急忙送陈永芳到县医院，要求大夫给他做“断指再植”手术。医生说，那是上海的技术，我们一个县医院做不了，只能清洗伤口，打破伤风针。从此陈永芳的一个手指短了半截。

从南昌返校翻车

1975年秋天，我们五六个人乘坐学校刚刚购置的一辆后开门的北京吉普去南昌办事。我是去省委印厂送《五·七路上》的稿子，庞银清是去省委取文件，朱进礼也是去办事，我们约好当天下午五点半在南昌八一广场集合后返校。到约定的集合时间，人未到齐，司机小安有点着急，我说：“大家都知道集合时间，再等等吧。”人到齐了，开车还聊着迟到的这个话题，小安说：“食堂今天杀猪，晚上肯定有红烧肉吃。”我说：“司务长知道我们外出办事，会留菜的。”小安说：“红烧肉凉了就不好吃了。”车刚刚过抚河大桥，天色已渐渐黑下来，车速也越来越快了。我担心出事，戴上了平时不戴的眼镜，抓紧了前面可作为扶手的椅子背。看到前面的黄河卡车向右避让，司机小安以为是让他超车，便加油提速，岂料黄河卡车是准备会车。小安一看对面来车，便使劲往右打轮，结果撞断了路边碗口粗的两棵树，汽车翻到了两米多深有半沟水的排水沟里，幸好是排水沟，要是翻下抚河就没救了。我问大伙儿怎么样了，大家说赶快从后门爬出去吧！由于全身湿透，冷得发抖，两米多深的沟我们爬不上去。那辆黄河卡车上的人看见我们的车翻到沟里，赶紧下车把我们一个个拉上来，问明情况后直接送我们到进贤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是，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老同志的两根肋骨骨折，我是轻微的脑震荡，脸部被眼镜片划伤。司机小安从此也就改行了。

李敏同志来校小住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不久，校长曹全夫带李敏来中办“五·七”学校休息、散心。曹全夫是毛主席的侄女婿、毛远志的丈夫。李敏住在学校政工组旁边，一住多日很少出门。由于校领导事先已有交代，不要打扰她，接触中也不要提毛主席的事。日子稍长，李敏也不时出来走走，因为她就住在我们办公室的隔壁，有时也到办公室来坐坐，闲聊几句，住些日子她就离开了学校。

与李豆罗同志的交往

20世纪70年代初，有一天，校部派我到三里公社找负责人商量事。我骑车一个多小时，找到了公社，负责人就是李豆罗，当时他是三里公社书记。谈完公事，我们聊起了天。那时进贤县属于抚州地区，我的老家就在抚州，我们成了同乡。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了国家农委办公厅，农委在全国选择了几十个县作为信息联系点，向农委反映中央关于农村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贤县就是其中的一个信息联系点。有一次，组织派我去进贤县了解情况，我找到县委书记李豆罗。几年之后，我有事去南昌市农委调查，一问李豆罗恰好在此任农委主任。还有一年，我去新建县调查，李豆罗又当了新建的县委书记。一直到他担任南昌市常务副市长、市长、市人大主任，我们都见过面、聊过天。退休后，他回到自己的老家西湖李家村，搞起了新农村建设，我们不断有联系。他的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我们许多退休干部，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发挥余热，当个新乡贤，弘扬乡贤文化，肯定有利于大大推进我国的新农村建设。

追根溯源

2000年的一天，当年的小“五·七”战士、如今的自由撰稿人王凡到办公室来访，要我谈谈参与起草《中央办公厅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一事，他说几位当事人已不好找，武建华说不记得此事了。谈话中，王凡一再问起关于报告内容的意见部分，是否写到下放劳动或办“五·七”学校的问题。写这个报告时，好像柳河“五·七”干校已经成立，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据我的回忆，中办的报告在今后意见中提出了下放劳动的意见。“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这么多年，大多数“有问题”的人也已清查，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机构都很精简，知识青年也大多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势在必行的。我看，中办“五·七”学校的成立，追根溯源，应始于中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

与学校几位老领导座谈

前些年，我曾几次应邀与中办“五·七”学校的几位老领导聚会，曹全夫、宇光、李静声、薛应钊等人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我和朱秀峰也不时提些问题请教。比如中办究竟是何时提出创办“五·七”学校的，过程如何；1968年中办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提出下放干部的要求后，到1969年1月2日汪东兴在中直俱乐部礼堂宣布中办“五·七”学校成立之前，这段时间的考虑和运作情况。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办秘书局先是批斗童小鹏，接着就是批斗我，并且让我进了中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班。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基层去，下放劳动。东兴同志告诉我，主席看信后，笑着说：“过去赶都赶不下去，这回主动要下放劳动。”主席说要我下去，一边工作，一边劳动。12月的一天，东兴同志约我和宇光、树槐谈话，要我们去江西办“五·七”学校，并给我们看了毛主席的批示，还有林彪、周恩来的批示，以及政治局其他同志的批示。指定我和宇光、树槐三人负责。我是这时才知道要去江西办“五·七”学校的，并听说陈俊岐、靳耀南等人已先期去考察过。从这时起，我才接手学校的承办工作。

交谈中，几位老领导都认为应当把中办“五·七”学校的情况，留下一些文字材料供人研究。全夫同志说：“此事余展来做合适。”我说：“这是件力不从心的事，难度太大。一是学校的人员构成复杂，有被审查的，有普通群众，有机要干校学员，有当地学员，还有小‘五·七’战士，处境不同，感受不同，认识不同，怎么表述和概括；二是人手有限，资料不全，现在我手头的事还较多，难以胜任。”我曾向几位老校长建议，请他们抽空把各自办校的情况，口述录音下来。我理解全夫同志的心情，当年主席要他下去一边工作，一边劳动，执行情况向主席没有个交代，深感内疚！

1969年1月8日，我进中办“五·七”学校。办完有关移交事务后，我于1979年6月1日回到北京，结束了近十年半的干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