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百年画卷气势磅礴 未来蓝图令人神往

1948年冬，黄旭华在上海交通大学经陈汝庆介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49年春，黄旭华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黄旭华至今还记得当初入党时的誓言：“只要党和祖国需要，我可以一次流光自己的血，也可以让血一滴一滴地流淌。”说者有力，听者动容。

1950年4月20日，在党组织的培养下，黄旭华历经风雨的洗礼成长为一名正式党员。黄旭华对党发出的誓言，数十年如一日地践行着。让我们重温发生在1988年的一件往事。

1974年首艇“401”服役后，因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及北方核潜艇基地自然条件限制等原因，极限深潜试验一直未能进行。直到长航试验及最大自持力试验完成后，极限深潜试验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深潜试验是最终检验核潜艇总体性能和作战能力的试验项目，包括极限深度下潜、水下全速航行、大深度发射鱼雷三项循序渐进的试验。其中，第一关深潜试验尤其关键，只有实现了极限下潜，才能在这个深度上全速航行及发射鱼雷。我国的渤海、黄海、东海的海水深度不足以支持深潜试验，必须转场到海水深度较大的南海海域进行。深潜，是指要下潜到设计极限深度，甚至更深。深水试验无论是否到达极限深度，遇到问题就艇毁人亡，因此从高层领导到参试人员个个都忧心忡忡。黄旭华回忆说，“某艇1”的深潜试验受到了高度重视，责任和意义都非常重大。1987年11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专门批准了由海军和中国船舶工业公司起草的，并经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审议的《关于核潜艇深水试验问题》的请示报告，并下达了1988年择机在南海进行“某艇1”深潜试验的任务，任务代号为“982”。

为了落实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示、保障深水试验圆满成功，海军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织实施深潜试验。首先是成立核潜艇深水试验领导小组，黄旭华以“某艇1”总设计师的身份成为试验领导小组的成员，并出任深潜试验第一关极限深潜试验的技术负责人。领导小组成立后，相继对技术准备、质量复查、检修检测、救援保障等做了周密的安排。为了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试验领导小组还做好了必要的应急准备。应急措施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深潜地点进行了精心选择，在南海某海域选择了一个深度合适的地方，并且准备了打捞救援设备，万一深潜时因故沉没，可以把它捞上来。二是艇上也准备了一些应急措施，比如，专门的支撑堵漏设备。

但是，准备工作越充分、越慎重、越周全，参试队伍越是紧张。对黄旭华而言，由于对核潜艇的设计及相关技术指标比较了解，对深潜试验心里比较有底，故而略显平静一些；而对于那些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官兵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考验。黄旭华回忆说，由于深潜试验的确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个别同志在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有同志拍生死照、偷偷写下了遗书。尽管如此，所有参试人员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决心。

自1958年开始，黄旭华就参与论证核潜艇工程和设计核潜艇总体结构，在建造过程中，对每一根钢梁、钢板及其他材料都反复检查、检验过，建造的每一个阶段和环节建造厂都严格把关，故他对深潜试验核潜艇的耐压艇壳、总体结构设计及建造质量充满了信心。经过10多年的下水，艇体结构及其质量没有出过任何大的问题。深潜试验之前，全艇所有系统、材料、设备、管道采用超声波、X光探伤设备等已反复核查了几遍。出于以上考虑，为了更好地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现场分析、处置并给参试人员传递信心，64岁的黄旭华决定亲自参与第一代“某艇1”深潜极限试验。

当时黄旭华心存两点顾虑。一是无法预知是否会有超出他知识范围的东西在深潜时出现。二是对艇上的部分设备质量还是有些担心。当时批量订货的许多设备质量经常出问题，尽管已经多次复查，但是否有疏漏还是不敢保证。如果他亲自下潜，即使出现这两个问题，他也有能力及时应对和处置，保证极限深潜的成功。

他做出亲自参与深潜决定后，领导纷纷竭力劝止，但是听完黄旭华解释后，觉得他考虑得很周到，就尊重了他的决定。当时执行深潜试验的是“某艇1”型“404”艇，也称为“长征四号”。当黄旭华告诉官兵们，自己将随他们一起登艇做深潜试验时，官兵们一下子释然了，心理压力顿时减轻了。

1988年4月，“404”艇及全体参试人员抵达湛江军港，依据深水试验计划，三项深水试验分四个航次完成。为安全起见，第一项极限深潜试验分两个航次进行：第一个航次做适应性预下潜，计划潜深180米；第二次做极限深潜，要求达到设计深度。

1988年4月20日下午4时，“404”艇离开军港，航行210海里后进入试验海区。21日上午9时，核潜艇开始下潜，到达180米的计划深度后继续下潜到193米起浮。由于对预下潜有着充分的信心，因此首次预下潜黄旭华并未随艇，而是在海面的指挥舰上参与指挥。预下潜总体顺利，所出现的问题也得到顺利解决，目的基本达到。

1988年4月28日，第二航次深潜开始实施。本次试验副指挥长、北海舰队副参谋长王守仁，技术负责人黄旭华、吴庭国、徐秉汉与全体参试人员共176人登上“404”艇，航行至试验海区准备第二天的极限深潜。4月29日上午9时，核潜艇开始下潜，潜水均衡后出现了水声通信不畅的问题，潜艇被迫上浮至潜望深度待命。由于前一天海上编队航行时，“404”就曾因为调整水舱注水压力不当而出现过夜晚紧急抢修的问题，此时又出现了通信不畅的状况，因此艇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为了舒缓紧张的气氛，有人提出大家一起高唱《血染的风采》。黄旭华则笑着说：“《血染的风采》这首歌我也喜欢，但是有些悲情，我们是去试验的，是去拿数据的，不是去牺牲。我们要唱就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气势雄壮、催人奋进。”于是，他带领大家一起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进……”顿时艇内的气氛活跃了起来，大家的情绪也渐渐放松下来。

上午11时许，经研究决定核潜艇继续下潜。于是，“404”像一头巨鲸向大海深处冲下去，100米、200米、250米，当下潜深度至280米时，海水巨大的压力开始挤压着艇体，部分舱门因为变形压紧而无法打开，舱内陆续发出11声令人心惊肉跳的“咔嗒、咔嗒”声响，每一次都击打着参试人员的耳膜和心房。在指挥舱内，黄旭华及其他负责人眼瞅着一根支撑深度计的角钢，随着下潜深度不断增加而渐渐扭曲，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当时各舱内共有19处开始漏水，经检修紧固后恢复正常。为了稳定情绪，黄旭华等在艇上的领导告诉大家，这声音是高压下艇体结构相互挤压所发出的，结构变形是正常的，都在设计与控制范围以内。

七院及“719所”的深潜队长尤庆文按照黄旭华的布置，专门负责照看主循环系统的波纹管。主波纹管的直径很大，艇体压缩变形后也引起它的变形，而它变形太严重就容易破裂，主波纹管破裂对核潜艇来说将是一种灾难。核潜艇下潜至大深度后，舱室和主波纹管都断断续续发出声音，主波纹管发出的声音随着下潜深度的加大而逐渐变化。机电长关切地问尤庆文怎么样？由于下潜前尤庆文与黄旭华有过交流，对这种变化心里比较有底，明白这在黄旭华的预计之内，就告诉机电长和舱内人员，这些声音和变化属于正常，没问题。

在下潜过程中，黄旭华与其他几个研究机构的深潜负责人一起商量过，当接近设计极限深度时，舱内因为受到巨大的挤压肯定会出现一些变形和响声，为了避免恐慌，决定让播报下潜深度的技术人员播报英文字母A、B、C。A、B、C对应的深度和性质，黄旭华事先已经确定了：A表示“接近达极限深度，继续下潜”；B表示“到达设计临界点，艇压尚能承受，可以继续下潜”；C表示“已过设计深度，艇体无法承受，停止下潜”。这样的播报，就连艇长都莫名其妙，除了少数几个人知道具体深度外，其他人也就不知道下潜的具体深度了，从而避免了不良情绪的蔓延。

在接近大深度时，黄旭华镇定自若，指挥参试人员按规程操作、记录、播报，一切紧张而有序。操作人员精神集中，临危不惧，恪守岗位。中午12时10分52秒，第二舱的深度计指针指向极限深度，并略有超出，随着一声清脆的“停”的指令，舱内寂静一阵后爆发出阵阵欢呼——极限深潜成功了！

黄旭华说，核潜艇顺利下潜到设计极限深度，全艇机械设备运转正常，表明深潜试验成功，证明核潜艇的艇体结构设计与制造是成功和合格的，通海系统安全可靠，符合战术需要。

潜艇浮至海面后，黄旭华兴奋地站在潜艇背上，对着镜头挥动自己的大手，为极限深潜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纪念。在世界核潜艇的研制历史上，黄旭华是总设计师亲自跟随核潜艇完成极限深潜的第一人。

水面指挥人员、参试人员、保障人员高兴地彼此拥抱，许多人热泪盈眶，激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几十艘参加试验、保障、保卫、指挥的水面舰船一齐拉响汽笛，久久不息的汽笛声回荡在辽阔的南海之上，向核潜艇及全体参试人员致敬！

深水系列试验顺利完成，既证明了“某艇1”的研制是成功的，又标志着我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研制走完了全过程，真正具备了实战的能力。它的研制成功是我国国防建设及海军武器装备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夫人李世英一开始就全力支持丈夫亲自登艇指挥下潜。她说艇是黄旭华负责设计的，他有责任对一船人的生命安全负责。那么多的人下潜接受生命的考验，黄旭华作为设计师在上面的指挥艇上等待消息不妥当，亲自下潜，是职责所在。

可是，李世英心里也担心啊！几个月来她没睡一个安稳觉，一颗心总是悬在嗓子眼上。她怕孩子们担心，就没告诉孩子们，外表显得自信与平静。在得知深潜试验成功后，李世英不禁放声大哭。

黄旭华的身体力行体现了“同志们跟我上”的无私初心。行动是最有力的带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给人以深刻启示。共产党员就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冲劲。

抚今追昔，黄旭华回忆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我实现多年夙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如今，70多年过去，作为一名老党员，在迎接建党100周年之际，我想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日之中国。从辗转求学到献身国防，从白手起家到举世瞩目，我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参与其中的共产党员，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百年画卷气势磅礴，未来蓝图令人神往。”研读“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后黄旭华动情地说：“美好未来需要每个人积极参与共创。作为一名党员，更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和承诺：‘只要祖国需要，我会让自己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因为，此生属于祖国，为了祖国献出一切，我无怨无悔。’”

黄旭华回首一生说：“我没有辜负对组织的誓言！”

黄旭华，男，1926年生，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人，中国共产党员。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著名船舶专家、核潜艇研究设计专家，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潜做极限深潜试验的第一人。曾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所长兼代理党委书记。

黄旭华是研制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创始人之一。在党中央领导下，他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开拓了我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主持过我国第一代“某艇1”和“某艇2”从方案论证、研究设计、施工建造到试验、航行各阶段的技术工作，他成功地组织技术人员研究提出全艇主要配套设备项目，参与制定艇与动力、武备协调的总体方案，主持多项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的研究，决策采用适合水下高速航行的水滴型艇体和用围壳舵与舰水平舵相结合的操舵方式，牵头推导出弹舱大直径双排大开孔等耐压艇体结构设计计算方法，协调处理艇上各系统之间和系统与总体之间的协调匹配关系以及参与指挥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和深水试验等大型试验，为我国继美、苏、英、法之后，成为第五个自行研制出核潜艇的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黄旭华先后获得了诸多荣誉：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二等奖，1985年获我国首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86年被授予船舶工业总公司劳动模范称号，1988年船舶工业总公司为他记一等奖，1989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89年开始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获1995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之技术科学奖，1996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十大海洋人物”，获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所2008年、2010年和2011年度“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14年当选“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2017年获得首项潮汕星河奖成就奖，获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最高奖）及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奖，2017—2018年度获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2020年荣获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