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九一八事变预演——皇姑屯炸车案
◎张作霖与日本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为了保住在中国北方的侵略权益,阻止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北进东北、华北,在山东省悍然制造了“济南惨案”,它标志着日本政府开始了“东方会议”所制定的对华政策的积极实施与推进。而于一个月之后对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的蓄意谋害,则公然证实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的不轨企图,正应了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古话。
张作霖原是奉天地区(今辽宁省)的一支绿林军的首领,后被清朝政府招抚,遂一路青云直上。中华民国成立后,窃国篡位的大军阀袁世凯慑于张作霖在东北炙手可热的权势,不得不任命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从此,张作霖成了奉天省最高的统治者。不久,他又利用黑龙江省发生内乱之机,出兵北上,夺得黑省地盘。1918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随后,他又以军事压力逼走吉林督军,完全夺得了东北三省军政大权,成为重兵在握、割据一方、傲然一世的“东北王”。
从1920年起,张作霖在东北坐地称王,开始多次趋兵关内,问鼎中原。在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中,他同直系军阀联合,挫败了皖系军阀,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拓展势力范围至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不久,他又与直系军阀反目,于1922年4月发动直奉战争,遭到失败,而后宣布东北自治,自称奉军总司令,与北京直系军阀政府断绝关系。
但意犹未尽的张作霖岂肯轻易认输?他从1922年7月开始进行以提高战斗力为主要内容的督军经武运动,并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据《申报》披露,1922—1923年,日本曾售价值近700万元的军火给张作霖。
1924年9月4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两个月后,直系惨败,奉系控制了北京政权,张作霖的整军经武运动大见成效。1925年,张作霖的奉军进入势力最强盛的一年。
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还要上溯至日俄战争(1904—1905年)期间。那时,张作霖在表面上似是“对日俄会战采取旁观态度,暗中却给亲日派响马团体以相当便利”。当时的日本间谍土井市之进少佐的日记就清楚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05年2月,土井市之进在潜入锦州一带活动时,“打算在奉天开战之前,先在新民府设置搜集报告的中继站,因此派遣翻译中町香橘前往探索。三四天后,中町翻译带来一个身材矮小、风采不扬的中国人。据报告:这位中国人是驻扎在新民府的营官,名叫张作霖,他对日本军抱有非常的好感,今后愿为日本军效力。他又允诺将中町隐藏在他的家里,他家除妻女而外,只有一个两岁的幼儿,适宜于做搜集所。今日因张作霖要直接在大人之前立誓援助日本军,所以要求同行,因而相与偕来云云。我即嘉勉他的好意并予接待,并委托他在新民府庇护中町,让他和中町翻译同行,返回新民府”。
而日本政府决意支持张作霖,则是十年之后的事情。1916年6—9月,原满铁总裁后藤新平来东北“考察”,看到了时任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在东北的势力发展后,提出:“张作霖在满洲有一种特别之地位,他并无仕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也无密切因缘,其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知识。且张认为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他不利,倾向日本则有益。若利用有如此地位和有如此思想之张作霖,则张氏为满洲专政之王,满蒙之事,日本可为所欲为。”对中国东北这块肥肉垂涎已久的日本政府终于以合理又合法的方式找到了下箸之处,遂从此确定了支持张作霖的政策。
张作霖自然明白日本的支持对于他独霸东北的意义和价值,“他知道要想在东北保持并发展个人的权势,日本是得罪不得的”。所以二者便一拍即合。张作霖早从1913年开始就聘用日本人做顾问,而且几乎事事都有他们插手。曾任其顾问的町野武马就说过:“他(指张作霖)一作决定,就是他的儿子张学良和参谋长杨宇霆劝他,他也不听,而只肯听我的话。因此,对于张作霖束手无策时,不管杨宇霆还是张学良,都来找我。”连张作霖的外交工作人员都说:“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三次,联络朝野各派要人,争取日本把他当作忠实‘外藩’,少找他的麻烦,或遇事援之以手。”由此可见,张作霖所聘请的顾问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滨面又助等在日本军政界有一定地位的“中国通”,在其内外政策上的影响是如何的深远了。
不唯如此,张作霖依靠日本,还有经济上的因素。他崛起后,由于经济困难,在1916—1918年,就以奉天电灯厂、电话局全部资产,奉天省地捐、烟酒税以及本溪湖煤矿公司中国部分资产为担保条件,从日本政府手中获得贷款500多万元。而日本也得以贷款为招牌,堂而皇之地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逐步向其既定目标前进。
羽翼渐丰的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实际上控制了北京政权。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当上了海陆军大元帅。今非昔比的张作霖明白,要想坐镇北京、称霸全国,仅靠日本并不足以行其大业。遂向英、美等国频送秋波,加紧联系,引进资本,修建打通(打虎山到通辽)、奉海(奉天到海龙)等铁路,引起对东北铁路修建权垂涎已久的日本的强烈不满。其实从1925年起,张作霖就对日本政府不断提出的所谓“满蒙悬案”(日本为侵占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屡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以攫取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为主的各种所谓“权益”的无理要求。由于这些蛮横无理的强盗要求没有获得完全的满足,日本政府视其为“悬案”,即悬而不决,故有此说法)问题渐生反感,对其采取回避、拖延甚至拒绝的态度。这又如何能够让做惯了主子的日本视而不见,或者坦然而受呢!
张作霖对日本态度的转变还有另一重原因,那就是怕不仅因此“宝座”难保,而且还要落下一个“卖国贼”的骂名。张作霖的得力干将杨宇霆在谈到同日本达成的修建东北铁路的协定不能公开签订时,曾说:“如果(日本)强使履行手续,势必成为公开的问题,因此,将使国论沸腾,奉天派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事属必然。”从中亦可窥见张作霖的对日态度。在张作霖离京返奉前,与乘人之危、向其无理要求签署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的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谦吉发生冲突,他对芳泽谦吉大吼道:“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张作霖常用的口头语,意指身体性命),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说罢,愤然离去。这也说明张作霖不愿出卖国家利益,以免遭后人唾骂的心理,以及与日本矛盾公开化的表征。
◎“我杀死了张作霖”
在张作霖于皇姑屯被炸前,日本政府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张作霖就铁路修筑、土地商租权、“二五附税”以及在临江设领事馆等问题作出肯定答复。然而,直到1928年5月,就连日本政府原打算预先解决的承包修筑东北五条铁路(敦化至图们、长春至大赉、吉林至五常、延吉至海林、洮南至索伦)的问题也迟迟没有任何进展,更不用说其他了。气急败坏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决定对张作霖下毒手了。
1928年4月,中国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决心统一全国。把中国东北视为其“生命线”的日本担心,随着北伐的深入,它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将受到损害。所以,日本内阁采纳了关东军的意见,于1928年5月18日向南京政府和北京政府提出备忘录,声称:“维持满洲之治安最为帝国所重视,如该地区治安受扰乱,或者出现扰乱该地区治安之祸因,当发生此种事态时,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即不准国民政府军进入东北,如有必要,还将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关东军当日就准备出兵锦州,捍卫其“满蒙权益”。但最终从日本陆军部传来的命令却是“终止既定方针”。这对于踌躇满志的关东军来说,不啻为一盆兜头凉水。气焰正盛的关东军只好甩开日本陆军部乃至政府的旨意不顾,去做阴谋暗杀张作霖的准备了。
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对于解除奉军武装、干掉张作霖的主张一直耿耿于怀。河本大作尤为坚定,他认为:“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道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在他的影响和鼓动下,在关东军的领导层中形成了统一认识。而且主张,要杀张作霖,“并不必动用在满的日军兵力,用谋略应该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一场谋划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悄悄地在关东军高级领导层中展开了。
起初,关东军司令村冈派参谋竹下义晴潜赴北京,组织刺客刺杀张作霖。河本大作得知后,认为是多此一举。他对竹下说:“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华北方面有没有干这种事的人,实在心存疑虑。万一的时候,不要让军方或国家负任何责任,而由一个人去负一切责任,否则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会乘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来胡搞。所以由我来干好了。因此你到华北后,直往北京,仔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确知他何月何日坐火车逃到关外,随时告诉我。”于是,本想在北京刺杀张作霖的竹下义晴成了河本大作的秘密侦探。
河本最终选择了炸毁列车的方法来谋杀张作霖。关于爆炸的地点,先是决定在新民府东方巨流河铁桥附近安装爆破装置,但是当着手准备时,却发现该处“奉天军的警备严得不得了。而且,最低限度,得在那里等上一个星期左右。在这样警备森严的状况下,这是办不到的”。“所以,必须另外选择日军活动比较自由的地点。”经过多方考察、研究后,河本大作认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地点沈阳车站西北的皇姑屯最为安全,因为在那里“满铁线走其上面,京奉线通过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里稍微走动也不怎么奇怪”。
为了避免事发后暴露真相,煞费苦心的河本大作“叮嘱名叫安达隆成的大陆浪人去找中国人。安达知道流氓刘戴明以前曾被张作霖免去部队长的职位而怀恨在心,因此以2万元为报酬,要他去找三个游民(都是吗啡惯犯)。刘戴明各先给50元,并指示他们说:‘6月3日,在日本人经营的澡堂换好衣服后,深夜到满铁线陆桥附近的日军步哨去听候命令。’”其中一个人发现情况不妙,找机会逃跑了,而真相也就因此在事后曝光。另外两个人则带着日本人交给他们的三封信(均是伪制。内容都是南方某人给东北某人的,暗示他们在东北尽快起事,如其中一封的内容为:“叙玉兄:目前汉口方面已成交,正在装运。各方面当于6月10日前抵京,东三省方面希速购进,盼告知。愚弟4月20日”),在沈阳由河本用汽车把他们送到肇事地。到了预定的地点后,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为了伪装现场,令他俩抱着早已准备好的炸弹,然后下令刺死这两个人,并把尸体遗弃在肇事地,企图以之混淆视听,迷惑公众,为关东军开脱罪责。
竹下义晴到北京后不久就探知张作霖已决定逃往关外的消息,并得到张回奉天所乘火车的预定行程的密报。河本大作接到报告后,立即与北京、天津、山海关、锦州、新民府等京奉线要地的谍报人员取得联系,令他们严格监视张作霖返回东三省专车通过的地点,并随时向他通报准确的时间。
1928年6月2日,河本终于得到确切消息:张作霖将于3日凌晨乘专车从北京出发。当晚,河本亲率驻朝鲜日军第二十大队的藤井贞寿工兵中尉在南满、京奉交叉点满铁旱桥桥墩上部放置30麻袋炸药,将导火线引到桥南约500米处的望棚内,安装好电流引爆装置,并埋伏了一个排的冲锋队。至晚10时,一切都安排妥当,专候张作霖的列车到来。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声明休兵息争,率部退出京师。
3日晨1时15分,张作霖在清冷的月光中,偕同政府要员并侍从武官及其家人踏上了北归的旅途。20节的长龙列车把张作霖乘坐的原前清慈禧太后的花车夹在了中间,试图以此来驱散夜的沉闷和惜惜的别离。然而,命运的安排早有了定数。
4日清晨5时30分左右,当张作霖的专列开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线与满铁线交叉的三洞桥时,日本守备队东宫铁男大尉按下了电钮,一声轰然巨响,交接点发生了大爆炸,张作霖的花车及其后面连接的餐车被淹没在高达200多米的黑烟之中。据目击者说:“张作霖那辆包车全部车厢塌下,已不成车形,后边那辆饭车也是一样,还直冒烟,开始起火。再一看南满铁路桥东面桥栏矮铁墙炸得向上竖立起来,洋灰桥墩东面上半截炸去三分之一。”待到下午3时左右,仍有车厢在燃烧着,被炸的桥梁全部崩裂,面目全非。
爆炸发生后,被炸伤的张作霖随即被抬上汽车,驶往沈阳城大南门里的大元帅府。据张作霖的卢夫人回忆,那天当差官急急忙忙跑进来向她报告说:“大元帅被炸受伤,车已开到大门口。”“大家慌作一团,赶快跑出来迎接。汽车从花园门口开了进来,大家把张作霖从车上抬入小楼楼下屋内。他满袖是血,用剪刀把衣服剪开,发现已折断一臂,随即派祉仁承启接来杜医官施行紧急治疗。这时张作霖还能说话,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将军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不久,就瞑目长逝,时间是6月4日午前9时30分。”
戎马一生的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最终还是在他曾经仰赖过的日本人的手中命归黄泉。
事发后,以田中首相为首的内阁成员们,以及日本的参谋本部都对关东军炸死张作霖这种操之过急的行为不能苟同,组成调查组追究事件的真相。与此同时,国际上对于这个事件也颇为关注。最后,以河本大作受到退伍处分结束了这场纷争。
◎张学良潜奉治丧 为国易帜
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评价皇姑屯事件,他说:“河本大作曾经打算乘炸死张作霖的机会占领满洲南部,但失败了。如果那次干得漂亮,后来的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发动了。”这段话道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寻找借口、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险恶用心。而关东军之所以没有达到“乘列车爆炸和张作霖的死亡而引起的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目的,除了没有得到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的支持和时机不成熟外,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为父治丧的良苦用心和奉天当局的沉着及守口如瓶。
已经识破日本关东军阴谋的奉天当局因事情来得突然,恐日本关东军另有他谋,对这飞来横祸不敢大意,对张作霖之死封锁消息,采取秘而不宣、密不发丧的对策,对外只说大帅受了轻伤,正在静养,专候张学良的归来。因此沈阳市内一片静谧,秩序如常,没有给日本军警寻衅闹事造成口实。对于这一点,日本人亦有所觉察。当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回忆说:“自从4日张作霖被炸身死后,中国方面的态度是极端消极的,非常恐惧与日本方面发生冲突,一改其昭和二年(1927年)下半年以来的排日姿态。”在张家宅内,则一面不许亲近日本人的人员进入内宅,一面令其家人所做的一切尽如平常。张作霖的五夫人每日“照样浓妆艳抹,高高兴兴地接待借口慰问而别有用心的‘日本太太’们……这些‘日本太太’遥望张作霖卧室,灯火通明,‘烟霞’阵阵,而五夫人面无戚色,从容应付,都相信张作霖只是受伤”。“并且每日令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杜医官天天来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处方等等,以瞒过日本的窥探。”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的时候,年仅27岁、被外国人称为“少帅”的张学良正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的身份,在河北邯郸北临洛关车站督师(指挥部设在列车上),与晋军商震部队酣战。虽然得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消息,但由于情况紧急,张学良也只能忍痛留守,未能及时返奉奔丧。因无法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丧父的哀痛之心,张学良索性剃光满头青发,以示对生父的至哀至痛之情。十天之后,战事渐轻,张学良才得以脱开公务,回奉治丧。
6月15日,张学良身穿灰色士兵服,化装成普通士兵的模样,从滦州出发北上,一路万分小心,谨慎从事,避过日本人的耳目,于6月17日上午抵达奉天(今沈阳)西边门车站,与迎候在那里的属官乘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驶回帅府。
悲痛欲绝的张学良回到帅府后,将一切安排妥当,于1928年6月21日通电,宣布张作霖因伤逝世的消息。以后在哀挽录、行状内也以此为准,不写真实日期。
由于东北奉天当局和张学良在皇姑屯事件后,沉着冷静,机智应对,措施得当,使日本关东军企图借此生事、武力占领东北的阴谋未能得逞。
为父发丧后的张学良集家仇国恨于一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与厌恶之情不言而喻。7月4日,张学良以子继父业的名义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身为奉军的最高统治者,张学良还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下去面对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及奉军内部矛盾等尖锐问题。几经思量、考虑,“息争御侮”的思想终于促使张学良决定相机与南京国民政府言和,共同抵御外侮,他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
张学良易帜(即废除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改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示归顺国民政府)的主张,不惟得到东北人民的拥护,也受到了国民政府的欢迎和积极配合与促进。妄图把中国东北肢解出去的日本帝国主义则千方百计地反对和阻挠东北易帜。7月18日,田中义一首相训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要他恪守乃父“保境安民”的方针。如南军(指国民政府的军队)侵入满洲,日本将反击南军,以确保东三省的“治安”。8月4日,曾任中国公使多年的林权助以为张作霖吊唁之机,再向张学良“进谏”,威胁说:“不幸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的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坚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参加会谈的日军少将佐藤安之助也公然叫嚣:“贵总司令若背乎田中首相心理,就将发生重大事情。”日本人的威胁根本不能动摇张学良易帜统一的坚定信念,当即声明:“我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我不能违逆东三省人民的心愿而有所作为!”
对张学良软硬兼施的日本田中内阁由于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以及张学良的坚强意志和全中国人民对东三省易帜的一致拥护,终于意识到这是一股任何力量都不能逆转的历史潮流,不得不承认东北易帜乃是“中国内政问题”,强加的压力对此无济于事。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顾全大局,顺应历史潮流,毅然宣布东北易帜。
然而,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根本不会放弃自明治维新特别是“东方会议”以来一贯的侵华政策,新的侵略阴谋又在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