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生活儒学”之我见

林存光

编者按

此文原载《当代儒学·第十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原文是向“黄玉顺生活儒学全国学术研讨会”提交的参会论文，会议由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等6家单位联合主办，于2016年8月20日至21日在济南举行。林存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作为当下儒学论说中的一种富有创见性的理论建构，黄玉顺教授“生活儒学”理念，对于激励和促进人们深切关注、思考和探究儒学与生活之关系问题，无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和独到思想贡献。据我的了解，黄教授能够提出并发展出一套有关“生活儒学”的理论论说，一定有他自身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悟作为支撑，二者是密切相关的。除了“生活儒学”，黄教授还极力拓展了中国正义论的思想论域，这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大议题。另外，在有关儒学和儒教的许多问题上，我和黄教授也有着相同的观点、看法和立场，比如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儒学的当代发展与转化问题，与有些学者热衷于“立教”不同而更愿意采取政治哲学的进路来思考和阐释儒家的义理，以及明确反对一些学者极力鼓吹“三纲”的观念等。从黄教授整个的理论论说和学术理路来看，我们可以强烈而鲜明地感受和体会到这样几个特点：历史的眼光、开放的心态、对话的精神、哲学的进路和儒者的情怀与气象。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本人学习的。就“生活儒学”而言，尽管我本人并不完全认同黄教授的一些具体论点和说法，但认为“生活儒学”理念本身却是绝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故不揣谫陋，略陈己见，既是为了向提出“生活儒学”理念的黄玉顺教授致敬，亦是为了向诸位有道君子请求赐教。

一

时下流行的各种有关“某某儒学”的论说，异见纷呈，莫衷一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能彰显出儒学在当下的繁荣景象，提出“某某儒学”之说者也似乎对于“儒学”颇具独到之心得创见，但仔细论究起来，这些说法往往给人一种割裂之感，似乎儒学之为儒学，只能被“某某”所限定，而很难使我们对儒学获得一种完整的理解。《庄子·杂篇·天下》有言：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今日之世界虽不能说已陷入“天下大乱”，但思想之歧异多元，世人“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或“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却显然是一大事实，而有关“某某儒学”的各种说法亦正体现了时下儒家内部之观点不一和意见分歧。当然，观点歧异和思想多元未必就是坏事，但也足以说明今人“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和“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道术将为天下裂”之不幸状况。

这种状况——当下儒者们纷纷将儒学自相标榜为“某某儒学”的状况，说是儒学之繁荣景象，未必就是真正的繁荣，也许是一种潜藏着某种危险的“虚假繁荣”[43]；说是儒学之不幸状况，也未必就是真正的不幸，各种儒学观点的多元竞争虽然使人们易于陷入割裂之见，但也有可能发挥某种积极作用，即能够有效防止和削弱那种鼓吹排他性的偏执于传统儒学之一端而自据为绝对真理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僭妄地自称并独享“儒家代表”之名声，这也许又是一种不幸中的大幸。

但不管是幸还是不幸，我们都有必要追本溯源，深入探究儒学之本真含义及其与生活的本质关联。只有厘清了这一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儒学何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思想文化之主流而长期延续，并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其持久、深入而广泛的影响，乃至进而能够使之在当今和未来继续得以发扬光大。在我看来，兹事体大，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亦非对儒学有粗浅了解者所能胜任，实则是一项应以创造性的、抽象的哲学思辨能力来从事儒学理论建构的严肃事业，黄玉顺教授对“生活儒学”所作的理论阐发工作适足以当之。总的来讲，黄教授的“生活儒学”极大地拓展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儒学论域，即有关“生活”的儒学论域，或者也可以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视域下的生活理念，其中所蕴含的许多精义妙论、真知灼见足可以启发和引导我们做更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探究和实践反思。

二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黄教授所提出的“生活儒学”理念，显然不是要用“生活”这一限定语来片面地理解和定义“儒学”，而是意在从“生活”的角度来赋予“儒学”一种完整而本真的含义。换言之，儒学之所以为儒学，正是因为它的“生活”理念。依黄教授之见，“生活本身就是一切的一切的本源”，而“儒学的一切的一切，都从‘生活本源’说起”。[44]要而言之，所谓的“生活儒学”，其本意即在于此。

黄教授对“生活”本身或者“生活即本源”的独到理解，构成了其有关“儒学”或“生活儒学”的整个论说的前提。然而，黄教授有关“生活”的这一独到理解或个人见解，能否作为我们论说和探究儒学本真含义的公共起点呢？在黄教授本人也许是一种不言而喻或自洽自明的理论预设，但在我看来，却是可商榷的。譬如，如果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切的一切的本源”，而“儒学的一切的一切，都从‘生活本源’说起”这一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自由主义的一切的一切，都从‘生活本源’说起”，或者“存在主义的一切的一切，都从‘生活本源’说起”，又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的一切，都从‘生活本源’说起”，这些说法是否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成立呢？如果这些说法都可以成立的话，有关“生活本源”的理论预设又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儒学与“生活本源”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独特关系呢？如果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对待和严肃回答的理论问题，那么“生活”与“儒学”之间便不可能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直接的单一推导关系。如果上述说法都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无论一般所谓的“儒学”还是黄教授本人所说的“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即“生活儒学”，也就仍然是一种“从‘生活本源’说起”的特殊论说，因为其他的“学”也都可以“从‘生活本源’说起”，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切的一切的本源”，离开了“生活本源”，不仅只是儒家之“学”，任何“学”都不可能凭空立言，或者都是无从说起的。换言之，任何“学”都必须要“面向生活”，因为“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无不源于生活、归于生活”。

黄教授在借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和周敦颐“池塘生莲花”的生活感悟来阐释“在生活并且去生活乃是生活本身的本源结构”时，如是说：

至于作为生活本身的池塘淤泥，尽管我们可称之为“污浊的塘泥”，然而作为本源的际遇，生活本身既没有形而上的本体意义，更没有形而下的道德意味。生活本身既非什么美妙的事情，也非什么丑恶的事情。生活本身必定是“价值中值”，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污浊的塘泥”何以能够生成作为“花之君子者”的莲花来？池塘淤泥既可以生成“花之富贵者”，也可以生成“花之隐逸者”，还可以生成“花之君子者”：生活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本身是无意义的。之所以无意义，是因为生活本身是无——无物。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在生活而言，生活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生活的意义，是我们去生活的建构：我们去生活，就是去构造意义。[45]

果如上言，则“生活”之为“生活”，在中国，既可以生成崇名教的儒家之学，也可以生成贵自然的道家之学，既可以生成重权势的法家之学，也可以生成法天志的墨家之学；而在西方，既可以生成强调个人自由与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也可以生成主张“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如果说“生活本身是无——无物”或“生活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话，那么，所有这些由“生活”而生的中国之“学”和西方之“主义”，也就都是“无”中生有的一种东西，其价值和意义都是“我们去生活的建构”。

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说到底，“生活儒学”所抱持的乃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价值中值”的“生活”论。不过，这与周敦颐“池塘生莲花”的生活感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周敦颐所强调的恰恰是莲花虽然生于淤泥，却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清洁、高贵、超脱的君子品格。

三

然而，“生活儒学”所谓的“生活”是否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无——无物”？果真如此，则“生活”又何以能够成为“一切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为了能够证成“生活”之为一切的“本源”，而其本身再无“本源”，黄教授不得不诉诸“回归前原创期的生活”，即“生活意味着：生—活。我们生了，我们活着。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但在进一步的引申论说中，最终还是不得不过渡到原创期之孔孟儒家对生活领悟和生活情感的表达。要而言之：“生活如水”，“一个人的生命存活，不过是一滴水；而生活本身却是大海”，“这样的生活领悟，被儒家表达为‘生生’。……生活就是这样的生生，就是生生不息。《易传》说：‘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传》）只要我们能够从本源上去理解这句话，那么它就是对生活领悟的本源表达。”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不仅孔子对水的感叹传达着这种本源的生活领悟，而且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也同样表达着作为本源的生活领悟和生活情感。说到底，所谓“生活”，又并非“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无——无物”，因为“存在就是生活，就是生活感悟，就是生活情感”，“没有生活情感，也就没有存在。而这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没有爱的情感，就没有存在”。而“生活本源层级上的作为生活情感的爱”也就是孔子所谓的“仁”。当然，按照黄教授的概念区分，孔子所谓的“仁”有三个不同层级的含义，即形下之仁、形上之仁和本源之仁，而“生活本源层级上的作为生活情感的爱”只能是指“本源之仁”。[46]由此可见，不管我们赞不赞同黄教授有关形下、形上、本源之仁的概念区分，但确定无疑的是，黄教授所谓的“生活”又并非“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无——无物”，而是绝对有其实质性的内涵及其价值意义的，因为“存在就是生活，就是生活感悟，就是生活情感”，就是“作为生活情感的爱”或“本源之仁”。而且，只有在“存在”或“生活”被赋予了“生活感悟”和“生活情感”的实质内涵之后，所谓“生活”也才能真正与“儒家思想的核心”关联起来，乃至所谓“生活儒学”才能真正名正言顺地得以被证成。

我是非常欣赏和钦佩黄教授的哲学思辨水平和概念构造能力的，但是，在我看来，“生活儒学”与孔孟儒学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暧昧不清的。尽管黄教授一再强调孔孟思想中“作为生活感悟的‘爱’（前主体性、前实体性）的‘仁’”或“作为生活情感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就是“本源的爱”或黄教授所谓的“生活本源”本身，然而，孔孟儒家对于生活本身的理解及其对他们自身的生活领悟和生活情感的儒家式表达，真的就是黄教授本人所谓的“生活本源”意义上的生活领悟和生活情感吗？如果说黄教授所谓的“生活”就是“一切的一切的本源”，而其本身再无“本源”，而且也不允许问“生活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话，那么，孔孟儒家的生活理念却并不如是，因为黄教授的下面一段话恰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存在作为一种生活领悟，在本源上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的生活情感，而其源头，乃是母子之爱。这一点对于儒学来说乃是最本源的感悟：亲子之爱乃是本源的本源。难怪孔子要从“父母之怀”与“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论语·阳货》）说起，孟子要从“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说起。想“亲亲”是最本源的生活情感，而我们乃由“亲亲”而存在。[47]

根据我的理解，其实，所谓“‘亲亲’是最本源的生活情感，而我们乃由‘亲亲’而存在”，其意正是说“亲亲”就是存在或生活的根基或本源，当然，孔孟儒家有关“亲亲”的生活情感与生活感悟不可能来自“生活”之外或之上，而是就“源于生活而归于生活、出于生活而入于生活”，而且正是在“在生活并且去生活”的过程中获得并加以践行的。唯有如此，儒家之富有道德意义的人伦“生活”才是可能的。因此，对孔孟儒家来讲，基于“由‘亲亲’而存在”的生活感悟和生活情感，真正需要思考和询问的人生大问题正是“生活何以可能”的问题，否则，人心陷溺、麻木不仁，生活必将不成其为生活矣，乃至真的要沉沦为“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无——无物”了，此正是孟子何以汲汲于反复申言“思”与“求”的重要性，而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的根本用意所在。而孔子之所以“亟称于水”，孟子以为“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反之，“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离娄下》），其意亦在于强调，富有道德意义的生活之水之所以能够奔流不息乃至“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正在于其有本有源，而“天之所与”、人所固有的良心善性便是生活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然而，黄教授的“生活儒学”却将“生活”本源化了，而本源化的结果就是使“生活本身”不再需要“本源”，乃至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无——无物”，并禁止人们问“生活本身何以可能”的问题。

四

根据早期中国人或古典儒家的观念，人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最为天下贵”者，人怎么可能只可以问“人之为人何以可能”，却不能问“生活何以可能”呢？我不知道“人之为人”和“生活之为生活”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而按照黄教授的解释，“生活并不是‘什么’——生活不是一个东西”，而“‘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乃是针对形而上学的，是在追问形而上学的根据或者本源。然而生活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形而上学所思考的事情。生活并没有根据……生活也没有本源”。[48]照此说来，既然我们可以问“人之为人何以可能”，看来“人”是一个东西，而且是形而上学所思考的事情。

其实，人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人谈生活，生活是空洞无物的，反之，离开生活谈人，人也同样将变成抽象空洞之物。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不仅是一种形而下的物质性的肉体存在，而且还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的心灵存在，换言之，人不仅仅关注形而下的养生生存之道，而且也会关切形而上的生生不息之道，而人之所以被称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正是因为后者。也许我们可以套用黄教授最乐道之的“人天然是儒家”的说法来讲，作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人天然是一种形而上学动物。而作为形而上学动物，人既然可以问“人之为人何以可能”，那么同样也可以问“生活何以可能”，因为生活是人的生活，对人来讲，思考和询问人类生活之道或生活本身之形而上学的本源与根据的问题，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显然，我所理解的“生活”与黄教授的“生活儒学”所谓的“生活”并非一回事。我恐怕缺乏黄教授所具备的形而上的抽象思辨能力，所以只能根据自身“常识”性的“生活感悟”来望文生义地尝试给“生活”下一个定义，所谓“生活”不外就是生命的活动或人生的活法，而且主要是就人类自身的生活而言。之所以特别强调主要是就人类自身的生活而言，是因为基于孔孟儒家的视角，因为他们主要围绕着“仁，人也”“人，仁心也”的核心理念，而思考人类生活本身的问题。亦即人类如何才能过上一种真正富有道德价值与意义的人伦社群生活。当然，他们的思考并不局限于人类自身，或者将人类的生活从天地万物中抽离、孤立、隔绝出来，而是将人类的生命及由生命活动而构造的人类社群生活，放置于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整个生命洪流和宏大背景中来加以体认和领悟，不仅汲取天地之道用之于塑造人类自身的生活，而且致力于积极参赞天地万物之化育。

不同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悟会引发出不同的生活理念。与孔孟儒家不同，道家老庄对化生天地万物的形上之道的体认和领悟及其由此而来的特殊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悟，使他们崇尚法天贵真、顺应自然，甚至主张人类应完全回归自然，而过一种与禽兽万物融为一体的天放生活。而法家狭隘地局限于政治权力斗争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悟，使他们发展出一种君国本位的富强之术，并力主以强力胁迫人民只能过一种一心一意尽力于耕战的完全受支配和控制的生活。面对如此不同的生活理念，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和询问“生活何以可能”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富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这样的问题吗？正是这样的反思和追问，使孔孟儒家汲汲于向上，寻求人类生活的形上本源与根据——天地生生之仁，向内掘井及泉地开发内在心性的大本大源——人天赋的良知良能、良心善性，借此而人极得立，人类的生活（生命活动）也才能有定向。只有人极确立，生活有本有源、有根基和定向，人类才能真正得以生生不息。毋庸讳言，这也许只是孔孟儒家的一种有关生活理念的特殊论说，但在我看来，却富有普适性的恒久意义，值得我们今人认真对待。至于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及由其衍生出的具体生活方式或社会形态的利弊得失，则诚如黄教授所说，乃属于形而下的问题，宜随时因革损益，以便能够使儒家的优良生活理念得以更好地实现乃至发扬光大。

总而言之，依我之见，我们不需要一个无本无源的“生活”理念或“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生活本源”理念，此一理论前提预设实属不必要。当然，对“生活儒学”的这一理论前提预设的质疑，绝不意味着对其整个理论言说和思想创见之价值与意义的否定，相反，在我看来，去掉了这样一种不必要的理论前提预设，不仅不影响其整个理论论说和思想创见的创新价值与独特意义，反而可以使之更加合理而自洽，也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更加丰富饱满而生动活泼、既有本有源而又能成为一切之本源的“生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