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的起点

面向世界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各种繁杂、稀奇、闻所未闻的事件层出不穷。“乱花渐欲迷人眼”，将这些事件细加梳理，可以得出三个关键词：引进、联营、放开。

“引进”即与西方大的汽车企业合资合作引进技术。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二汽和美国康明斯、福特公司，上汽和德国大众公司、美国通用公司，一汽和德国大众公司，江汽、重汽和日本五十铃公司，天津汽车和日本大发公司，北汽和美国汽车公司（AMC），南汽和意大利菲亚特公司，济南重汽和奥地利斯太尔公司，广汽和法国标致公司纷纷开展各种形式的合资和技术合作，长期以来一直封闭发展、自成体系的中国汽车工业开始面向世界。

“联营”是指针对全国汽车企业“散、乱、差”和“小而全”的现状，中汽公司以一汽、二汽、南汽等骨干企业牵头，以集团化、大批量、专业化、大协作为目标，分别组成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解放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南京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京津冀汽车工业联营公司、重型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上海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和汽车零部件工业联营公司，分别以一汽、二汽、南汽、重汽、北汽的主力车型为基础，将全国大大小小的汽车生产企业和零部件企业组成联营集团，初步将一盘散沙的汽车生产和零部件企业组织了起来，由此产生了新的一批骨干企业。

“放开”是指汽车工业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各个行业出现千舟竞发的新局面，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市场经济、企业竞争已经初见端倪，但陈旧的管理体制束缚了企业的手脚，也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针对中汽公司“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思路，以一汽、二汽为主的企业开始主动抗争，分别给中央最高领导写信，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最终导致中汽公司领导更换，公司更名，中央出台文件为汽车企业松绑。中国最大的两大汽车企业一汽、二汽脱离中汽公司的“怀抱”，中国汽车工业迎来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

1978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这一年，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酝酿。

国与国之间交往，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打开大门与世界交流，美国、欧洲的发达国家和大公司看到了无限商机，一个拥有8亿人口、经济欠发达的大国，其市场潜力几乎是无限的。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经济发达，但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急需向外输出资本与技术以开辟新的市场。现在政治上的因素有利，它们纷纷将眼睛盯住中国，仔细捕捉来自中国的每一个信号。

早在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就提出了七点指导性意见，其中第二条是：

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炭，用煤炭偿付，这是一个大政策。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响亮提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但长期关起门来搞革命，对外交往也多是政治性的，现在想要引进技术，到哪里去引进呢？环顾世界，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美国、日本和西欧。

经过分析比较，从与中国的国家关系和总体经济水平考虑，1978年5月，中央决定，派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赴西欧考察。出发之前，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听取了代表团准备情况的汇报，邓小平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了解人家现代化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好的管理经济的经验学回来。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钱正英（水电部部长）、彭敏（国家建委副主任）、张根生（农林部副部长）、叶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等六位省部级干部。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的巴黎、里昂、马赛，联邦德国的波恩、鲁尔、汉堡、巴伐利亚等，瑞士的日内瓦、伯尔尼、巴塞尔、苏黎世，丹麦的哥本哈根、奥尔堡，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安特卫普等地，会见了众多的政界人士和企业家，重点考察了这些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除了会谈以外，代表团还参观了工厂、农场、城市建设、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居民点等。联邦德国的发展经历对代表团有很深的触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德国的经济，德国几乎所有的城市被炮火夷为平地，德国人民无衣、无食、无处栖身，到处都是饥寒交迫的老百姓，生存成了战后德国人民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始大力发展新型工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快速实现了现代化。联邦德国城市繁荣、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普遍实现了电气化和自动化，考察团每一个人都提出共同的问题：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实现的？

中国代表团访欧期间，在看到中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巨大差距的同时，也感受到所在国官员和企业界人士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强烈愿望。谷牧在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的准备先谈政治，巴尔却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

在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德斯坦开门见山：“我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

在座的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建设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

谷牧在离开丹麦去联邦德国时，丹麦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但希望中国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也要照顾一下小国。”

可以看到，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中国拉关系、做生意，只要做好工作，利用外资加速中国经济建设是可能的。

代表团回国后，谷牧专门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就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等问题讲了三点意见：

一是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这件事一定要做；二是要下定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尽快争取时间。

（刘向东等主编，《对外开放起始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

邓小平还说：“你要把你们看到听到的情况讲给大家听，让更多的人了解情况。”

1978年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在会上报告了西欧考察的情况，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谷牧说：

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1975年小平同志就提出过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的政策，现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加强引进……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自我禁锢、作茧自缚、贻误时机。

（谷牧著，《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由于考察引起的反响和带来的效果，中央又相继派出以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为团长的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意大利、法国、联邦德国、南斯拉夫等国进行考察，还派出以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周建南为团长的代表团对日本进行考察。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7月到1980年6月三年间，除中央领导同志的出访活动外，中央派出的部委代表团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472次，几乎每两天不到就有一个代表团启程前往国外。这些代表团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增加了改革开放的动力。

日本与中国一水之隔，历史上，两国之间有过友好交往，也有过惨痛的战争经历。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与中国处于长期对立状态，直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两国才开始重新往来。虽然两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但由于中日两国的政治现状，双方交往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不够，媒体上多见的只是一些与政治相关的报道，国内民众对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认识也多缘于偶尔得见的制作精巧的日本家用录音机、收音机和小汽车。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日本已经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其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集中，全国90%的人口都集中在各个大小城市里。由于美军的轰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日本已经是一片废墟，工业经济被彻底摧毁。美军占领日本后，日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让战后余生的国民活下去。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出于和苏联、中国对峙的需要，重新帮助日本恢复经济。按照经济总产值和人均产值来说，这个时候的日本，仅仅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差不多。但是进入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经济如同发酵的面团，快速膨胀，到了60年代，其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达到西方世界的第五位；进入70年代，日本的工业发展更为迅猛，工业生产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国民经济总产值平均以每年10.4%的速度递增，迅速将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1978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万美元，接近美国的水平。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电视机、摩托车、轮船等主要工业产品全部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特别是和中国几乎同时起步的汽车制造业，1980年就达到了1100万辆，其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日本产品以其质优、价廉、精巧新奇的优势席卷世界，超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被称为“经济奇迹”，日本人也被称为“经济动物”。从一个经济彻底崩溃的战败国到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不过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日本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和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到日本学习、参观、考察、调研的代表团络绎不绝。据日本提供的数据，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他们每年要接待上万个代表团。这些代表团中，排在第一的是美国，第二就是中国。

1978年10月22日，日本东京羽田机场，一架中国民航的专机缓缓停靠，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率领阁僚迎上前去。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缓步走下舷梯，与福田首相握手，乐队高奏中日两国国歌。为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邓小平决定亲自访问日本，探索和实践对外开放大政策。

邓小平同福田首相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会见了裕仁天皇；拜会了参、众两院议长：与各党派负责人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和交谈；出席了日中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以及经济界的联合宴请；探望并拜会了经贸、文化、艺术界的许许多多的知名人士和新老朋友；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的工厂、新日铁公司的君津工厂、松下电气公司的茨目工厂，与企业负责人和资深经济界人士、技术管理人员频繁接触交谈。

访日期间，邓小平从东京到大阪、京都，坐的是日本的高速铁路，即“新干线”。陪同访问的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告诉邓小平，现在列车的速度是时速240千米，您觉得怎么样？邓小平说“太快了，像鞭子赶一样”，“我们中国现在就需要这个速度”。下车以后他又说，“我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了。”在回答日本记者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时，邓小平说：“这次到日本访问，就是要向发达国家请教，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清醒地估计了困难，树立了雄心壮志，一定要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有正确的政策，就要善于学习，要以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差距，老老实实承认差距，就有希望，要善于学习。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大有希望的。”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强调：“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以后，邓小平在谈到这段时间中央组织的大规模的考察活动时说：“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了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差距与现实促进了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形成。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等共212人。华国锋主持开幕式。这次会议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原定议题是：

1.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2.讨论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

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但由于邓小平与与会老革命家们的共同努力，会议的发展与原先的预订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会议刚开始，邓小平建议，会议应该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的建议，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围绕着讨论，会议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材料。苏联20世纪在二三十年代采取的对外开放措施，如租让制、兴办合资公司、吸收外国贷款、与外国公司签订技术援助协定、招聘外国专家和技工、进口先进机器设备等发展经济的做法，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给当时的讨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大家认为，苏联当时的那些做法，我们都可以参考采用。日本的发展经验更令人深思，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起，只用了13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主要有三条经验：一是大量引进外资，解决国内资金不足；二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三是大量培养人才。与会者都认为，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中国若不警醒，还是按照老办法，社会主义建设就发展不起来。多年来我们对外不了解，主观地搞了一些框框，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现在中央下决心了，我们要敢于打破老框框，国际经济发展通用的商业手段我们都应该采用。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作为一项长期政策被写进了会议公报：

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由此，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政策开始形成。在对外开放大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对外引进有了快速的发展。1978年，中国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共签订了1230多个项目，成交额达到78亿美元，合同数量和金额超过建国几十年来的总和。

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为中国汽车工业引进先进技术，与国际汽车产业巨头合资合作创造了条件，从1979年上海汽车与德国大众合作生产桑塔纳轿车开始，重汽集团引进斯太尔项目、一汽引进德国大众奥迪项目、二汽引进康明斯发动机项目、天津引进日本大发微型车项目、北汽引进美国切诺基项目、广汽引进法国标致项目、南汽引进意大利依维柯项目，中汽公司引进五十铃项目，从重型车到轻型车，再到轿车，中国汽车工业开始了全方位的合资引进。以后，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法国雪铁龙、标致、日本日产、丰田、本田、韩国现代、意大利菲亚特等排名世界前十名的世界各大汽车公司都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合作伙伴，通过引进技术合资合作，中国汽车工业迅速发展，几年上一个台阶。2010年，终于超过美国，坐上世界产销第一的宝座并一直至今。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开国门，引进先进技术与资金，加速了中国汽车产业与国际汽车产业的接近与融合，促进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