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的理论基础

（一）城市化的定义与内涵

一般认为，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逐渐增加，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在我国，《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GB/T50280—1998）中将城市化描述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是城市化的核心。然而许多学者认为，随着国内外城市化不同阶段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与延伸，其中不仅包括人口规模、城镇规模、空间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包含了现代文明、城市生活方式以及精神意识层面的扩散与渗透过程。综合来讲，城市化发展的内涵涉及两方面：生产变革引起的人口城市化与城市的发展与完善。

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主要特点，也是我们评判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标准。人口城市化即农村人口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由此使城市人口规模增大、比重提高的过程[8]。其中，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的人口城市化称为迁移城市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人口城市化称为就地城市化[9]。一般情况下，迁移城市化是主流，当人口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区扩建或设立新城会带来的就地城市化，这种现象在当今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中也越来越普遍。

城市的发展与完善是城市化的另一重内涵，包括土地城市化、公共服务城市化、生产方式城市化与生活方式城市化等内容。人口城市化是基础，土地、公共服务、生产与生活方式城市化等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例如，首先，人口城市化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日益扩大，进而引发了将农村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的“土地城市化”，然后使原本居住在其上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完成了“就地城市化”；其次，农村人口由于城市扩张和城市的吸引力而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逐渐接受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完善自己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综上所述，人口城市化主要体现为农村生产要素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集中的非农化过程，而城市的发展与完善主要强调的是城市功能的完善与强化，是实现、提高及优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过程。前者更多体现了城市规模的扩大，重心在“量”的提高与增加，而后者则更多体现了城市“质”的发展与提升。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质量的优化与提升被视为城镇化的重点，一系列针对城市质量提升的实践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浪潮，快速推动城市化内涵的优化。

（二）城市化的研究历程

城市化被认为是现代化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的直接指标[10]。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从“后工业化”“现代化”“数字化”等概念转移到实实在在承载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城市，并将城市的发展与相关概念结合起来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城市化研究具有多学科性，自然会受历史上各种主流地理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思潮的影响[10]；而且城市化研究旨在解决不同时期具体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问题，属于“问题导向”性研究，因此其发展受到众多因素影响。这里我们将从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出发，梳理城市化的研究历程。

1.城市形成初期的城市化研究（产业革命之前）

城市首先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公元前10000—公元前8000年）。公元1—2世纪，古罗马帝国的兴盛使欧洲的城市空前繁荣。然而随着古罗马帝国崩溃，欧洲的城市生活停滞，德黑兰、巴士拉，北非及非洲南部等地区的城市生活则继续繁荣。10—11世纪，欧洲城市复兴，城市发展在人类发展史上变得重要起来。12—13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整个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大增长。14—l8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贸易扩张及侵略性的海外殖民奠定了今天欧洲大多数城市和城市体系的格局，也奠定了世界的城市及城市体系形成的基础[10]。

这一时期的城市化研究实质上关注城市起源的动力机制，发现影响城市起源的动力主要包括人口增长、防卫需要和宗教功能、贸易发展以及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发展（具体功能见表1-1）[10]。

表1-1 城市起源的动力机制

2.“孕育”期的城市化研究（18世纪中叶至1859年）

大多数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由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严格说来，这一时期城市化的概念和理论研究仍属空白，但是同期的其他社会研究中已经涉及了城市化发展的相关问题。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启了城市发展进程中地域分工理论的先河；杜能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开辟了区域经济学及空间经济学中区位理论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从城乡对立的角度，阐述了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必将取代以乡村社会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这实质上就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因及本质[10]。

3.城市化诞生初期的理论研究（1859—1900年）

历经近百年的积淀，“城市化”的概念终于成型。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8年后，西班牙工程师塞达在《城市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次使用了“urbanization”（城市化、都市化）的概念[11]，标志着城市化理论研究的新开始。虽然尚未形成体系，但是当时已有不少论著专门研究城市化问题。社会学家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被认为是近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开山之作，广泛涉及了城市地理、经济、规划、建设、生态、管理等问题，并影响了后世相关学科的发展。阿德纳·斐伦·韦伯也在《十九世纪城市的发展》一文中强调城市化是19世纪最显著、最普遍的特点之一。

4.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研究阶段（1900年至今）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深入，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和全球范围内劳动地域分工及产业结构的重组，生产的国际化与城市空间组织的巨型化、制度化对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研究发现见表1-2）。

这一阶段的研究强调制度要素，西方学者认为，制度是塑造不同经济地域发展轨迹的重要中介及产物[12]，因此其研究有助于解释经济地域发展（包括城市化）中存在空间差异的机理，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制度变迁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机会或限制）。

表1-2 20世纪至今城市化研究发现

从上述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城市化的研究滞后于城市化本身。虽然人们普遍认同现代城市化始于工业革命，但是“城市化”的概念直到19世纪才被提出。城市化的研究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城市化不断发展而不断演变，从关注城市化现象本身发展到如今关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等问题。

（三）城市化的发展规律研究

1.城市化进程的规律——诺瑟姆曲线

美国学者诺瑟姆提出的诺瑟姆曲线（又称纳瑟姆曲线、城市化S形曲线）揭示了城市化发展水平同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是城市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诺瑟姆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过程描述为一条稍被横向拉伸的S形曲线[13]，城市化水平表征不同的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详见图1-1）：城市化率不足25%为初级阶段，此时农业占国民经济绝大比重且人口分散分布，城市人口比重很小，城市化发展水平较慢；城市人口从25%增长到50%乃至70%为加速阶段，该阶段经济社会活动高度集中，第二、三产业增速超过农业且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越来越高，制造业、贸易和服务业的劳动力数量持续快速增长[14]；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为成熟阶段，此时仍有少量农业人口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来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城市化水平达到80%后增长就变得很缓慢[15]。

图1-1 城市化过程S形曲线

2.诺瑟姆推论

诺瑟姆还认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可能发生郊区化现象，此时城市中心人口向外迁移，外迁人口数量可能超过农村向城市迁移人口数量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之和，导致城市化水平下降。此外，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人们逐渐排斥拥挤嘈杂的城市环境，部分地区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居住环境，从大城市和主要大都市区向小城镇甚至非都市区迁移的分散化现象。

3.城市化发展的集聚扩散规律

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首先将中心—外围理论运用于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当中。随后，克鲁格曼在中心—外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引发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非均衡力主要缘于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其中，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会形成中心城市的集聚，而市场拥挤效应则会助力资源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区扩散。随后，又有学者总结出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主要秉承增强规律、衰减规律和指向规律[16]；以及随着中心城市到外围地区距离的增加，存在中心城市的影响力逐步减弱的现象[17]。

由此可见，集聚扩散规律包括两方面内容：①由于中心城市在空间系统中具有支配地位，形成了一定的极化效应，吸引外围地区剩余劳动力及技术等资源的涌入，促进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并不断壮大；②在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出现资源匮乏等问题，此时，中心城市周边的外围地区由于中心城市的外溢效应而受到技术创新及理念创新的冲击，逐渐被同化并成为中心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化也在资源转移的过程中完成了集聚扩散的过程。

4.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律

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城市化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形成功能相互依存的城市体系。此时，一定区域范围内，城市增长极与增长极的联系日益紧密，由各种交通组织交织为联系紧密的经济、社会网络，由此形成城市群。城市群之中，每个城市之间的边缘性逐渐消失，中心城市逐步通过横向与垂直的网络联系，实现整个区域的合理分工与共同繁荣，区域体系最终演变为“中心城市+网络联系+地域分工”的组织结构良好的综合体[18]。

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协作往往遵循集聚扩散规律，表现出如下特征：①内在有机性，即城市群中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综合运输网络和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成为构成城市群的关键因素；②城市群的大、中、小城市协作密切，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不断向外围和下级城市进行经济、人口等资源扩散；③城镇化水平较高，中心城市的极化、外溢效应明显，使城市的外延不断扩大，外围地区和乡村地区中非农产业发展迅速，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提高整个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和能级。

5.城市化发展动力规律

城市化发展动力规律是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19]。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提出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推-拉力”作用机制。该机制认为城市在经济收入、个人发展机会及生活水平等方面对人口产生的拉力和农村人地关系紧张及就地改善生活环境难度大等因素对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推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20]。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结合我国特色城市化背景与格局提出了二元动力机制，即来自中央政府制度与政策的“自上而下”的动力和来自于农村非农化发展、政策、资金与基层政府力量的“自下而上”的动力[21]。生产力水平、外资、多元主体、比较利益机制等也是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22]。

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化动力的研究仍存在不足：第一，研究对象多为全国性的、大尺度区域，针对局部地区的区域性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解剖较少；第二，研究视角往往局限于普适性理论，较少实证探究城市化发展路径与模式，导致缺乏实践经验支撑推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