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葬礼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着：“母去世。明下葬。致哀。”这等于什么都没说。也许是昨天。

养老院在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处的马伦戈。我搭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下午应该就能到达。这样，我就可以守夜了，然后明天晚上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这种事他无法拒绝，但他看起来好像不怎么高兴。我甚至对他说：“这不是我的错。”他没有理我。于是我想，也许不该对他说这样的话。但无论如何，我没什么可道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慰问。也许后天他看到我戴着孝，会向我做这样的表示，眼下，倒有点像是母亲并没有死。要等下葬后，事情才能画上句号，一切才会蒙上更加正式的色彩。

我上了下午两点的长途汽车。天很热。像往常一样，我在塞莱斯特的餐厅吃了午餐。大家都为我感到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谁都只有一个母亲。”我走的时候，他们把我送到门口。我有点晕头转向，因为我得上楼到艾玛纽埃尔家，向他借黑色的领带和黑纱。他叔父几个月前去世。

我是跑着去车站的，怕赶不上公共汽车。一忙一跑，也许加上道路颠簸，汽油味重，以及道路和天空的反光，一切都让我昏昏欲睡。一路上我几乎都在睡觉。醒来时，我发现自己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朝我笑笑，问我是否从远方来。我懒得说话，所以只“嗯”了一声。

养老院在村外两公里的地方。我是走着去的。我想立即就见到母亲，但门房对我说，我得先去见院长。院长刚好手头有事，我只好等了一会儿。在这期间，门房跟我说了几句话。后来，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我。这是个矮小的老人，挂着荣誉军团勋章。他用明亮的目光打量我，然后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抽回来。他查看了一下案卷，对我说：“默尔索夫人是三年前来养老院的，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觉得他的话里有责备我的意思，于是开始解释。但他打断我的话：“年轻人，您用不着为自己辩解。我查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无法支付她所需的费用。她曾需要一个女看护，但您薪水太低。总之，她在这里比在家里更加舒适。”我附和道：“是这样，院长先生。”他补充说：“您知道，她在这里有几个朋友，跟她年龄相仿。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可以一起聊聊过去的事。您太年轻，她跟您在一起肯定会觉得闷。”

确实如此，母亲在家的时候，整天无话可说，眼睛老盯着我。刚进养老院时，她经常哭，但那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后，反倒是让她离开养老院她会哭，同样是习惯问题。正因为如此，最近这一年，我几乎没有去养老院探望过她。也因为这将占用我的星期天。况且，去长途汽车站、买票和坐两个小时的车也挺折磨人的。

院长还在跟我说些什么，但我差不多已经充耳不闻。他最后说：“我想，您一定想去看看您母亲吧？”我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跟着他朝门口走去。在楼梯上，他对我解释道：“我们把她抬到小停尸间去了，免得刺激别人。每当养老院有老人去世，其他人都会紧张不安两三天。这会加大我们的工作难度。”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那里有许多老人三五成群在聊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立即就住口了。待我们走后，他们又压低声音，重新开始交谈，就像鹦鹉在聒噪，吵得很。走到一座小屋门口，院长向我告辞：“默尔索先生，我就不陪您进去了。有什么事随时到办公室里来找我。原则上，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十点举行。我们想，这样您就可以为您母亲守灵了。最后，还有一件事：您母亲好像多次对同伴们说，她想按照宗教仪式下葬。我全都准备好了，但我想还是应该告诉您一声。”我谢了他。母亲虽然不是无神论者，但生前从来不顾忌宗教。

我走进小屋。屋内非常亮堂，墙上刷了白灰，屋顶有个玻璃天棚，里面有几把椅子和几个“X”形的架子，中间的两个架子上放着一副已经盖上棺盖的棺材。棺木漆成褐色，螺钉没有拧紧，亮闪闪的。棺材旁边，有个阿拉伯女看护，穿着白大褂，扎着一条色彩鲜艳的头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站在我背后。他一定是跑着来的，说话有点结巴：“他们把棺材的盖子拧上了，但我会把它打开，让您瞧一眼的。”说着，他走向棺材，但被我拦住了。他问：“您不想看？”我回答说：“不想。”他停了下来。我有点尴尬，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说。不一会儿，他看着我，问：“为什么？”但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好像只想知道原因。我说：“我不知道。”他捻着白胡子，没有看我，说：“我明白了。”他的眼睛很漂亮，浅蓝色的，脸有点红。他给我拖过一把椅子，自己也在我稍后一点的地方坐下来。女看护站起来，向门口走去。门房对我说：“她有下疳。”我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便看了女看护一眼，只见她眼睛下面缠了一圈绷带，齐鼻处的绷带是扁平的。白色的绷带在她脸上十分显眼。

她出去以后，门房对我说：“失陪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动作，让他停住了脚步，留下来没有走，而是站在我身后。他这样待在我后面，让我感到很别扭。屋内充满了美丽的晚霞，两只大胡蜂嗡嗡地撞着玻璃天棚。这时，我感到睡意来袭，便问他（但没有回头看他）：“您在这里工作很久了？”他马上回答说：“五年。”好像早就等着我这样问他一样。

接着，他开始饶舌起来。当初，如果有人对他说，他将在马伦戈养老院当门房告终，他一定会感到很惊奇的。他今年六十四岁，巴黎人。听到这儿，我打断他的话：“啊，您不是本地人？”之后，我想起来，带我去院长办公室之前，他跟我提起过母亲。他曾对我说，得赶紧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很热，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曾在巴黎生活，难以忘怀。在巴黎，有时可以给死者守灵三四天。但在这里，不能放那么长时间。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要去送葬了。当时，他太太制止了他，“别瞎说，不该跟先生说这种话。”老人涨红了脸，连声道歉。我打圆场说：“没关系。”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很有意思。

在小小的陈尸间里，他告诉我，他是因为穷才进养老院的。但他觉得自己身体尚好，便主动要求当门房。我向他指出，不管怎么说，他也属于养老院要收的老人。他矢口否认。提到养老院的老人（有的年龄并不比他大），他总是称“他们”或“其他人”，偶尔也说“老人”，那时我就已经感到有点惊讶了。当然，这不是一回事。他是门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有权管他们。

这时，女看护进来了。天突然黑了下来。很快，玻璃天棚上方的夜幕越来越浓。门房转动了一下开关，灯光突然亮起来，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他请我去食堂享用晚餐，可我不饿。于是他说给我来一杯加奶咖啡。我非常喜欢喝牛奶咖啡，便接受了。不一会儿，他端着一个托盘过来。我喝了咖啡，接着又想抽烟，但犹豫不决，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在母亲的遗体前抽烟。我想了想，觉得这无伤大雅，于是递给门房一支烟，两人抽起烟来。

这时，他对我说：“您知道，您母亲的朋友们也会来给她守夜的。这是惯例。我得去搬几把椅子来，再去弄点黑咖啡。”我问他能否关掉一盏灯。灯光照射在白色的墙上，弄得我很难受。他回答说，不能够。电灯的线路就是这么安装的：要么都开，要么都关。于是我不再注意他。他出去了又回来，搬来几把椅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放了一个咖啡壶，四周叠放着几个杯子，然后面对着我，在母亲的另一边坐下。女看护也坐在角落里，转过背。我看不见她在做什么，但根据她双臂的动作，我可以判断出她是在织毛线。天气温和，咖啡喝得我全身暖暖的，夜间的味道和花香透过开着的门传进来。我想我打了一会儿盹。

把我惊醒的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闭上眼睛之后，我觉得屋子里显得更白更亮。在我眼前，没有任何黑影，每一件东西，每一个角落，所有的曲线都被照得清清楚楚，纯净得刺眼。就在这时，母亲的朋友们来了，总共有十来个，他们在这耀眼的灯光下悄悄地走了进来，一声不吭地坐着，没有一张椅子发出嘎吱声。我看着他们，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人，他们的脸上和衣服上的任何细节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不过，我没有听见他们说话，难以相信他们真的存在。几乎所有的女性都系着围裙，腰被绳子勒得紧紧的，使她们隆起的肚子更加突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老太太发福会到什么程度。男人们则几乎个个精瘦，拄着拐杖。最让我吃惊的是，我看不见他们的眼睛，只看见他们脸上一堆皱纹中间有道黯淡的微光。他们坐下来后，大部分人都看着我，拘谨地点点头。他们的嘴唇瘪进缺牙的嘴里，弄得我搞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脸部的肌肉在抽搐。他们应该是在跟我打招呼吧！这时，我才发现，他们都坐在我对面，围着门房，轻轻地摇晃着脑袋。我一时有种滑稽的感觉，觉得他们是来审判我的。

不一会儿，其中的一位老妇人哭了起来。她坐在第二排，被她的一个同伴挡住了，我看不清楚。她小声地抽泣，很有节奏，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下来。其他人好像都听不见她在哭，个个都神情沮丧，满脸忧郁，一言不发，看着棺材或是自己的拐杖，又或者是任何东西，但目不斜视。那个老妇人一直在哭。我很惊讶，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我希望她不要再哭了，但又不敢对她说。门房向她弯下腰去，跟她说了些什么，但她摇摇头，嘟哝着什么，然后以同样的节奏继续呜咽。于是门房来到我身边，挨着我坐下，过了好长时间，才眼望别处，告诉我说：“她跟您母亲关系很好。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她再也没有朋友了。”

我们就这样待了很长时间。那个老妇人叹息和抽泣的节奏渐渐地慢了，但开始使劲吸鼻子。终于，她安静了下来。我再也没了睡意，觉得很累，腰酸背痛。现在，让我难受的是，这些人都沉默了，偶尔只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可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过了好久，我才猜到是几个老人在嘬嘴，发出了这种奇怪的噗噗声。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那么投入地沉浸在遐想中。我甚至一度觉得，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死者，在他们看来没有意义。现在想来，是我的感觉错了。

我们都喝了门房端来的咖啡。后来的事情，我就记不清了。夜晚过去了。回想起来，我曾睁开过眼睛，看到老人们都蜷缩着睡了，除了一人：那人的下巴抵着手背，双手紧紧地抓住一根拐杖，两眼盯着我，好像在等着我醒来。之后，我又睡着了。我之所以醒来，是因为我的腰越来越酸。现在，曙光已悄悄地爬上了玻璃天棚。不久，一个老人醒了，咳嗽得很厉害，把痰吐在一块方格大手帕上。他每吐一口痰声音都很大，结果把其他人都给吵醒了。门房说，该出发了。大家都站了起来。艰苦地守了一夜，他们面如死灰。出门的时候，他们全都过来跟我握手，让我大吃一惊—大家都没有交谈过一句话的这个晚上，似乎加深了我们的感情。

我累了。门房把我带到他的住处，让我洗漱一下。我又喝了一些牛奶咖啡，味道不错。我出来时，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马伦戈与大海之间的山丘上方，天空布满了红霞。风吹过山顶，给这里带来一丝咸味。看来将是一个大晴天。离我上次到乡下已经很长时间了，假如没有母亲的这档子事，在这里散步本该多么惬意啊！

我在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下等待，呼吸到新鲜泥土的气味，睡意全无。我想起了办公室的同事。此刻，他们应该都起床去上班了，而对我来说这永远是最艰难的时刻。我又想了一会儿这类事情，这时，楼内的一个钟敲响了，让我分了心。窗子里面开始忙乱，后来，一切都安静下来。太阳在空中又升高了一点，晒得我的脚都温热了。门房穿过院子，对我说，院长有请。我去了院长办公室，他让我在很多文件上签字。他穿着黑色的礼服和条纹长裤，手里拿着电话，招呼我说：“殡仪馆的人已经到了有一会儿了，我让他们过来把棺材封上。您想最后再看您母亲一眼吗？”我说不必了。于是他压低声音，在电话中吩咐道：“费雅克，对他们说可以封棺了。”

然后，他告诉我，他会亲自参加葬礼。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他坐在办公桌后，架着两条短腿，告诉我说，只有我和他以及一位女护士去参加葬礼。原则上，院里的老人是不准去送葬的，他只允许他们守夜。“这是人道问题。”他指出。鉴于目前情况的特殊性，他同意母亲的一个老朋友去送葬。“托马·佩雷。”说到这里，院长笑了，对我说，“您懂的，这是一种有点儿孩子气的感情，但他和您母亲形影不离。在养老院里，人们常常拿他们开玩笑，对佩雷说：‘这是您的未婚妻。’他听了以后心里美美的，大家也都很开心。默尔索夫人的去世对他打击确实很大，我觉得不应该不让他去送葬。但根据保健医生的建议，我没有允许他昨晚来守夜。”

我们俩沉默了很久。院长站起身，从办公室的窗口看了看外面，突然看见了什么：“马伦戈的神父已经来了，他提前到了。”他给我打预防针说，至少要走三刻钟才能到教堂，因为教堂设在一个村里。我们下了楼。神父和唱诗班的两个儿童已经在楼前等待，其中一个捧着香炉，神父弯下腰，在给他调银链的长度。看见我们出来，神父直起身，把我叫作“我的儿子”，跟我说了几句话，然后走进停尸间。我跟了上去。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的螺钉已经拧紧。屋里有四个黑衣男人。我听见院长对我说，灵车已经在路上等了。与此同时，神父开始祈祷。从这个时刻开始，一切都进行得飞快。那四个男人拉着一张床单，走向棺材，盖住它。神父和跟在他后面的人，也就是我和院长走了出来。门前有位我不认识的女士。“这是默尔索先生。”院长介绍说。我没有听清这位女士的名字，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欠了欠身，瘦骨嶙峋的长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接着，我们排成一列，先让抬棺人走过去，我们跟在后面，走出了养老院。门前有辆车，长方形的，闪闪发亮，像个文具盒。车旁站着殡葬司仪，那是一个衣着可笑的矮个子男人，还有一位举止做作的老人。我想，这就是佩雷先生了。他戴着圆顶宽檐软毡帽（棺材出门时他把帽子摘了下来），一身西装，长裤的裤管卷了起来，垂在鞋子上，白衬衣的领子太大，黑色的领结又太小。他的嘴唇在满是黑斑的鼻子下颤抖，细软的白发中露出一对奇特的耳朵，耳轮丑陋。这张苍白的脸上垂着一对血红色的耳朵，这着实让我感到吃惊。殡葬司仪给我们安排了位置。神父走在前面，然后是灵车。灵车四周是那四个黑衣人；车后是院长和我，护士代表和佩雷先生殿后。

艳阳高照，毒辣的阳光照射大地，气温迅速升高。不知道为什么等这么久都不走。我穿着深色的衣服，热得受不了。那个矮小的老人本来已经戴上帽子，现在又摘了下来。我微微扭头，朝他的方向看去。这时，院长跟我谈起了他，对我说，傍晚的时候，我母亲和佩雷先生常在一个女护士的陪同下出去散步，一直走到村里。我环顾四周的田野，一排排柏树伸向山丘，似乎要触到天边，大地红绿相间，房屋虽然稀落，却也错落有致，我理解母亲了。在这个地方，傍晚应该是一个伤感的时刻。不过，今天骄阳似火，晒得大地发颤，使它显得没有人性，让人感到压抑。

终于上路了。这时，我发现佩雷先生的脚有点瘸。车子渐渐加快速度，老人有点跟不上。跟车的一个黑衣人也掉队了，跟我们并排而行。太阳升得很快，其速度让我惊讶。我发现田野早就处处虫鸣。汗水从我脸颊上流下来，我没有戴帽子，所以便用手帕来扇风。殡葬司仪对我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他边说边用左手拿着的手帕擦脑门，右手抬了抬帽檐。我问他：“您说什么？”他指着天空，重复道：“晒得真厉害。”我说：“是的。”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那里面是您母亲？”我还是说：“是的。”“年龄大吗？”我回答说：“大。”因为我不知道她究竟多大年纪。后来，他就不说话了。我扭过头，看见老佩雷落在我们后面五十来米的地方，手里扇着毡帽，匆匆往前赶路。我也看见了院长，他步伐庄严，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额头上冒出几滴汗珠，但他没有去擦。

我觉得送葬的队伍走得太快了一点。在我四周，依然是被暴晒的田野，明晃晃的。头顶的阳光让人难以忍受。有一阵，我们经过一段最近才翻修的道路，太阳把沥青都烤得鼓了起来，一脚陷进去，踩出一个口子，里面的柏油路浆直晃眼。灵车上方，车夫的帽子硬得像煮熟的牛皮，似乎在这乌泥中鞣过一般。头顶是蓝天白云，四周颜色单调：被脚翻出来的黑色沥青黏糊糊的，黑色的服装毫无光泽，马车的烤漆也是黑色的。毒热的阳光、马车的皮革味、马粪的味道、油漆和乳香的味道，加上一夜没有睡好，弄得我疲惫不堪。所有这些，都让我视线模糊，昏头昏脑。我又扭头看了一眼：佩雷先生好像落后了很远，在一团热雾中若隐若现，随后就再也看不见他了。我举目搜寻，终于看见他离开了道路，横穿田野。我还发现，道路在前面转弯了。我明白了，熟悉当地的佩雷是想抄近道，赶上我们。他在拐角与我们会合了，但不久又被我们甩掉了。他重新开始斜插田野，如此这般了好多次。我感到血脉偾张，太阳穴怦怦直跳。

后来的一切都来得那么迅速、确定和自然，以至于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到了村口，那位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的声音很奇特，与她的脸很不协调：一种清脆而动听的声音。她对我说：“如果慢慢地走，我们会中暑的；但如果走得太快，又会浑身大汗，到了教堂里，我们会伤风感冒的。”她说得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对那天还保留着一些印象，比如佩雷先生在村口最后一次与我们会合时，激动和痛苦的泪水大滴大滴地流淌在他的脸上，但由于皱纹太深，泪水流不下来，于是四处散开，连成一片，在那张憔悴的脸上形成一汪水光。我还记得教堂和人行道上的村民，记得坟墓上红色的天竺葵，佩雷先生晕倒了（就像散了架的木偶），血红色的泥土混杂着白色的树根，撒向母亲的棺材；我还记得那里的人群、嘈杂声、村庄，在一家咖啡店前等待、马达不停地发出隆隆声；记得公共汽车开进灯火辉煌的阿尔及尔时我的那种喜悦，心想，马上就能回家上床，一口气睡它十二个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