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老与现代

1. 遥远的足迹

纽约医学院保存着对一种历史久远的象形文字的记录，其中有迄今为止人类文化史上第一个关于大脑的书面参考资料。这部鸿篇巨制——《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Edwin Smith Papyrus，4.68米×0.33米）的成书年代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600年。尽管并非全本，幸而现存内容中包含了更早时期（约公元前2200—前2000年）的医疗外科观察记录。一位名叫艾德温·史密斯的美国古董商于1862年在卢克索买下了这份文稿。由于对象形文字缺乏了解，他没有意识到该作品的重要性，所以未曾尝试将它公之于众，也并未对作品进行翻译。到了1930年，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创始人兼主任詹姆斯·亨利·布鲁德（James Henry Breasted）才将自己耗时十年翻译的《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出版（附有英文版本和注释）。《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按照从上到下的解剖顺序，对人体躯干进行了翔实的描述。书中还分析了48个临床病例，一半以上涉及头部受伤，并附有诊断、预后和可采取的治疗方案。书中第9个临床病例与额骨骨折有关，十分值得关注。文稿中记录艾德温·史密斯采用了一个神奇的配方，将鸵鸟蛋壳研磨，与膏药搭配使用。就目前发现来看，在绝大多数案例中，“经验理性”态度占了上风（尽管这个词在当代已经不再使用），外科医生仔细检查因为某些特定自然原因损坏的器官和组织，并以严谨的逻辑推理来说明问题。同时，我们还需注意第6个临床病例中的描述：某个人头上有明显的易与外界直接接触的开放性伤口，在伤口处除了颅骨和裂开的脑膜之外，还能观察到一种跳动的物质，触之生疼，其表面的褶皱与熔化的铜形成的波纹相似。艾德温·史密斯使用了一个术语来描述这种物质——“封闭在颅骨中的器官”。据称，上述的开放性伤口永远无法治愈。在第31个临床病例中，介绍了颈椎骨折会伴有瘫痪和四肢麻木的症状，医学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另外，在其他病例中也有对脑脊液以及失语和中风等病症的提及[13]（图1.1）。

图1.1 ：首次被书面记载的，描述大脑及其表面褶皱的符号。

《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的作者至今仍然未知，尽管在1930年出版的序言中，布鲁德有以下猜测：有可能是印和阗（Imhotep）制定了这部举足轻重的作品的第一版。他是法老左塞尔（Djoser，古埃及第三王朝的法老，约公元前2650年）的大臣和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同时也是建筑师、医生。死后被尊为神。后来，在泛希腊化时期，他被尊崇为能够与希腊医学之神阿斯利皮亚斯（Asclepio）比肩的人物。但如今，大多数埃及学家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指出，印和阗已是文稿问世几个世纪后的人物了。除此之外，布鲁德还强调，传统认为古埃及的医疗实践完全由魔法、宗教主导，而该文稿则削弱了这种传统观点，毋庸置疑的是，早在公元前3000年，显然已经有人知道如何用客观方法评判可观察到的现象，并从中得出对解剖学知识和治疗实践都有用的结论。[14]

关于埃及医学的信息主要源于另一部纸草文稿——《埃伯斯纸莎草书》，这份纸草文稿原为艾德温·史密斯所有，但在1873年辗转至德国埃及学家和小说家埃伯斯的收藏中，因此该书也以后者的名字命名。该文稿目前存于莱比锡大学的图书馆。其成书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50年左右，书长达20米，包含一百多页的象形文字。作者针对五花八门的棘手情况——从如何处理鳄鱼咬伤的伤口，到怎样消灭侵扰房屋的动物——用大量魔法公式和对应治疗措施，一一提供解决方案。但文稿最核心的部分当属对各种疾病（包括精神疾病）的阐释。书中有一节涉及心脏，其观点是：它是整个器官系统的中心，也是情感和精神活动的发源之处；就像尼罗河通过水库、大坝和灌溉渠道浇灌肥沃的土地一样，作为心脏分支的一系列通道也将空气、液体和固体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循环血液的不足或过剩会导致疾病，而静脉切除和放血可以使身体恢复平衡。《埃伯斯纸莎草书》体现了以心脏为中心的身体观。这种观点也隐含在宗教信仰中，即心脏会忠实地记录个人的行为和过失：死者的心脏在死后会由冥神阿努比斯（Anubi）用天平称量，天平上有一根象征真理与正义的羽毛。古埃及宗教中所谓的“称量灵魂”（psicostasia）将决定死者的命运（图1.2）。

阿努比斯亲自监督用防腐香料保存尸体的工作。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由祭司戴着信仰中神的标志——黑色豺狼头面具来完成。首先，用一根金属钩子穿过鼻腔，将大脑搅碎取出。当时的人们完全忽视了脑部的价值，是以会将其丢弃。接着在腹部左侧打开一个切口切除内脏，只留下两个器官：心脏和肾脏。心脏对判断死者的来世至关重要，肾脏则被固定在腹膜外面，十分难以提取。随后需要清理空腔，排出体液，用临时填充物填充；将身体浸泡在盐水中，浸泡时长不固定，然后掏空腔体再次用新鲜填充物填满。提取的器官（肺、肝、胃和肠）经过仔细处理后，需要包扎起来，放在四个古埃及太阳神荷鲁斯（Horus）之子模样的罐子里，保存地点需要尽可能靠近石棺。

木乃伊是来世生命的保证。灵魂能够通过身体与尘世保持联系，从而享用祭品，受到供奉。而凡人遗体的消失，将导致第二次的、彻底的死亡，这是最可怕的。因此，形成了一种制作木乃伊的传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死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制作木乃伊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希罗多德（Erodoto）在《历史》第二卷（85—90页）中，根据成本和质量将手术划分成了三种类型。

在所有身体器官中，大脑就像“掉队的人”，对其他器官漠不关心；而心脏则是感官、智力和性格产生形成的地点。这种想法似乎在所有早期文明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除埃及以外，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化中也有印证。按照《圣经》的记载，“mōah”（在《圣经》之后的希伯来语著作中表示大脑）一词只在《旧约·约伯记》（Libro di Giobbe，21.24）中出现过，但在文中它指的是骨髓。而在詹姆斯·斯特朗（James Strong）于1890年编著的《贾科莫国王圣经》（Bibbia di re Giacomo）词典中，“大脑”这个词条几乎没有出现，而“心脏”的相关词条出现的频率却高达826次。[15]

图1.2：《亡灵书》（《阿尼的纸草》）中的“称量灵魂”，约公元前1280年，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希腊人继承了东方与中东文化（甚至北非文化）几千年来积累的丰硕知识遗产。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如何厘清希腊与各地文化的联系一直是一大难题。1951年，埃里克·道斯（Eric R. Dodds）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解释的崭新观点：他强调“连续性”，并依此绘出了一条理性与非理性彼此交织、各种文化共生共存的道路，一反以往“相互继承”的逻辑推理。道斯还强调，自荷马时代以来，希腊人就对超自然的存在有着坚定的信仰。他们非常重视梦和星体对人的影响，高度关注魔法实践和超自然现象。例如，道斯把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定义为具有预言和治疗能力的巫师、魔法师的学徒、宗教团体的首创者。[16]

据希罗多德（《历史》，第三卷，131页）所述，早在毕达哥拉斯于公元前530年左右到达克罗托内[17]（Crotone）之前，毗邻爱奥尼亚海的大希腊城[18]（Magna Grecia）就已经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医学院所在地。出生于克罗托内的戴谟凯代司（Democede）曾在此处受过培训，虽然他不久就移居他处行医，期间还到过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Dario I）的宫廷，但最后又回到了其出生的城邦（polis）。他一生颠沛流离，最终难逃厄运：在暴君西隆（Cilone）下令追捕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时，他不幸落入赚取赏金的恶徒手中，了结此生。[19]

希罗多德没有提到另一个克罗托内人阿尔克米翁（Alcmeone），他的生活年代大概在5、6世纪之交。关于此人，历史上只留存了18份证词和5个片段，还有许多事情都难以确定，例如：他究竟是一名医生，还是只是一位生理学家？人们对他研究的东西所知甚少，更不知道他到底做出了何种贡献。由于他曾经违反禁令，从事解剖尸体的工作，所以当时的人习惯将他的研究排除在外。在《形而上学》（Metafisica）第1册中，亚里士多德坚称，在毕达哥拉斯晚年时，阿尔克米翁尚年轻。这一推断似乎是合理的。在《名哲言行录》（Vite dei filosofi，第8卷，83页）中，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 Laerzio）用一个简短的章节描述了阿尔克米翁，称其为毕达哥拉斯的旁听生，并认为他或许是史上第一篇自然学论文的作者。但这一表述后来遭到推翻，相关阐释者通过回顾发现，阿那克西曼德所著的《论自然》（Perí Physeos）要早于阿尔克米翁。阿尔克米翁极有可能认为“神灵对事物清晰的认识和知识”（saphéneian）与“人随着时间推移和生活变化得来的知识”（tekmáiresthai）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并对二者做了区分。[20]然而，根据部分阐释者的说法，阿尔克米翁的这句话或许包含着对人的认知可能性的怀疑主义。[21]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大学的继任者西奥弗拉斯特（Teofrasto）的《感性论》（De sensibus）是一部具有“学述”性质的作品，它阐释了阿尔克米翁是如何初步区分人类特有的“理解”与动物的单纯“感知”的，同时他的研究也涉及个别感官模式[22]：听力的产生要归功于耳腔中的空间，它与外部空气的运动产生共鸣；视觉的产生则依赖眼睛周围的水，它是图像的透明媒介；味觉的产生源于舌头的结构，它的热量可以融化食物，它的毛孔可以让我们辨别食物；空气通过吸入引入大脑，从而使嗅觉发挥作用。根据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的说法，阿尔克米翁通过解剖一些哺乳动物的眼球，发现了一个特定的“通道”（poros），以此确定了从后眼眶到大脑的路径。[23]这种解释模式中唯一不包括的感觉是触觉，阿尔克米翁把它排除在外，因为他不知道是哪个具体器官让它起作用的。阿尔克米翁很可能希望通过感官知觉来解释知识的来源，在其模型中，每一种感觉都有自己的运作模式，通过经验观察或逻辑推理，将信息从外部世界传达给大脑中的特定中心。亚里士多德虽然也曾明确表示从感官所得到的信息（知识）是首位的，超过理智思考所能提供的信息，但他对阿尔克米翁的这种明显的脑中心主义立场持批判态度。哲学家艾提乌斯告诉我们，阿尔克米翁还将精子的产生与延髓（一种脑物质）联系起来，并在大脑中确定了胚胎中第一个形成的器官（Aët. V 3， Dox. 417）。

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美尼认为空气是一种原始元素，而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也延续了这种学说，他认为：元素是神圣的、多形态的东西，无处不在且支配着一切，从而成为生物体中的“精神来源”（psyche）。西奥弗拉斯特的《感性论》告诉我们，对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人来说，空气也是感觉、快乐和痛苦的媒介（39—45页），相关信息详见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24]。根据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的说法，感觉的敏锐度与将空气输送到大脑的通道的宽窄有关，通道越窄，感觉就越敏锐和越直接。而且思想可以由纯净和干燥的空气产生，但会受到水分的阻碍。动物的智力较低，因为从地面升起的空气会被它们立刻吸入——相反，人往往保持直立——它们还会吃更潮湿的食物；至于鸟类，它们坚硬的肉体使空气无法渗透进整个身体，这一点限制了它们的智力。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的自然主义研究，其最原始的动机在于认识到生命与思想、身体结构与智慧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从而能够解释生物之间的差异，以及人对普遍的“意向活动”（nòesis）的不同参与程度。

在同一时期，还有诸多关于自然的假说，而德谟克利特则提出了与大脑中心地位有关的原子论。他认为物质是原子的集合体，这一点则决定了感官知觉：当你看到一个物体时，你会被物体流溢出的原子所打动。这基于恩培多克勒的理论，可以解释嗅觉、味觉和触觉的运作模式。至于对声音的感知，则是由夹在耳朵和声源之间的空气的振动引起的。从人的身体中会散发出类似薄膜的物质（eidolon），它保留了感知的模式，通过在有生命器官的原子链的聚集再现感知。因此，感官知觉是结构改变的结果，是一种与生命相关的现象。精神原子主动接受与之接触的原子集合体，从而产生感官感受。在这一理论中，凡人的灵魂是由火属性的、球形的、具有能动性的原子组成的；它们散布全身，在大脑中尤其集中[25]。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德谟克利特一直发出持续的笑声，他的朋友们见状非常担心，以为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失去了理智，陷入了疯魔，于是向医生希波克拉底征求意见。希波克拉底在与之交谈过后，给出了让人目瞪口呆的诊断结果：德谟克利特根本没有疯，相反，他比任何人都更聪明。他只是在情不自禁地嘲笑他人的无知，嘲笑他人追逐财富，嘲笑他人不断失败，嘲笑他人的争吵，嘲笑他人不知如何行善。故事文本的佚名作者应该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后来埃米尔·利特雷（émile Littré）将这次咨询的过程以信件的形式记录，并收录进了希波克拉底的作品集中。[26]

希波克拉底这一人物的历史形象极具不确定性，关于他的逸事与记录纷乱复杂。关于他的第一本传记是由爱菲斯的索拉努斯（Sorano di Efeso）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左右写的，当时希波克拉底已经去世了半个多世纪。希波克拉底应该来自阿斯克勒皮亚德家族，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之间出生，生活在科斯岛，在那里，他建立了一所重要的医学院。关于他作品的问题非常棘手，尤其是《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存在约七十篇用爱奥尼亚方言写就的文章，它们与作者的身份、活动和教学有何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关于这一问题，20世纪初的希腊学者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尔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却认为希波克拉底不过空有虚名，其实没有留下任何作品[27]。

希波克拉底的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质疑并挑战了当时医疗领域的迷信和魔法，肯定了以经验和理论为基础的新概念医学的作用。基于某种物理学的概念，事物或现象变得可以理解，其存在和作用等一系列属性也变得可以界定。总体来说，世界的存在是一个实体，每一个生命体和每一种疾病也都有一个实体。因此，人们认为疾病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被了解，也可以被治愈。[28]

在《希波克拉底语录》中，有一篇在公元前430年左右创作而成的文章，其中只研究了一个病症：圣病（Malattia sacra）。它通常与神灵的惩罚或魔鬼的附体有关，因此只能通过超自然的手段来治愈。依照古代医学的传统，它并不属于疾病。而作者则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并将其归到了一般病理学的范畴。作者在文中认为“癫痫”（epilēpsis）症状也是一种疾病，不过需要注意，如果按照现代的癫痫（Fallsucht）概念理解古代语境下的“癫痫”，会产生误解。古希腊语中的“癫痫”一词主要指明显的抽搐。圣病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邪恶之源（megálē nousos），也被称为“赫拉克勒斯的疾病”，后来它与羊痫疯、恶疾、癫痫（Fallsucht）等概念联系在了一起。还应该补充的是，尽管有希波克拉底的解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仍认为这种疾病的背后，是神灵或魔鬼在作祟。[29]

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内存在四种体液，导致圣病的是黏液（flegma）：它是一种寒冷、湿润、稠密的物质，流动性不强，如果过量，就会使人体湿气过重。在所有体液中，血液有不同的特性：它温暖而稀薄，在体内快速移动，承担着诸多职能。在正常情况下，血液比黏液有优势，但有时黏液会控制血液，使血液冷却，阻止其正常活动并导致疾病。空气这一元素非常活跃，在它的作用下，血液和黏液之间会产生斗争。如果黏液不能继续正常的循环过程，就会侵入并腐蚀大脑。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也会导致两种体液之间的冲突。同时，希波克拉底在他的另一篇论文《论风、水和地方》中，也分析了多种多样的地理气候、历史社会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希波克拉底认为大脑（enképhalos）是疾病产生的源头。它是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器官，中间有膜将它隔成两半，通过许多细小的“静脉”和两个较大的“静脉”，从全身各处获得输送而来的“气”。如果大脑能够正常进行自我净化，整个头部就会处于健康状态；但如果脑中存在大量污物，就会有不干净的液体流到头部以下，从而产生明显的、渐趋严重的病理特征，直到整个人窒息、失去意识、抽搐。在希波克拉底的文章中，对病人的症状和行为的描述非常丰富：失语、口吐白沫、牙关紧闭、手臂收缩痉挛、眼睛扭曲、大小便失禁等。在其他报告记录中，患此病的山羊经过死后解剖后，会在头部发现一些柔软的、有恶臭的、湿乎乎的东西。治疗这种病症，就像治疗其他疾病一样，首先要利用控制手段阻止病情蔓延，而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找到疾病最害怕的东西。当时的医生会通过一些饮食和养生的方法，调节人体的干湿、冷热，而且医生也能做到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他们知道如何调理疾病，而不需要求助于净化巫术、魔术和江湖术士。

令人惊奇的是，大脑可以清晰地区分“快乐、喜悦、幽默”与“悲伤、难过、眼泪”的来源。因为有大脑这个器官的存在，人们才能感知、理解、思考，区分美与丑、好与坏的事物；因为大脑的存在，人们才会有疯狂和谵妄，人们才会被恐惧、失眠、胡言乱语、失忆所困扰。根据希波克拉底的说法，大脑具有巨大的力量：如果健康，它是空气信息的诠释者（hermē neus）和身体的信使（diaggellon）。希波克拉底认为，那些声称人用心思考的观点是错误的。心脏及其周围的横膈膜，只产生“感觉”，不直接参与思维过程（phronesis）。[30]此外，利特雷版的希波克拉底作品还包含一篇关于心脏的短篇论文，这篇文章中有部分解剖学观点，但文章的年代难以确定。编者将这篇文章定义为后亚里士多德主义文章，该文章创作的时间可能晚于公元前4世纪末，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肯定了心脏的中心地位，并指出心脏的左心室是人类智慧的发源地，也是灵魂其他部分行动的指挥者。[31]

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一直到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希腊文化就承担主要心理功能的器官这一问题，产生了一系列争论。人们想要确定支配身体、发号施令的中心。恩培多克勒作为魔术师和智者，继承了俄耳甫斯教以及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传统，其文章的第105号片段指出，思想（noema）的主要产生地是心脏，思想是从脉动的血液波纹中产生的。恩培多克勒的血液中心主义，与从阿尔克米翁到希波克拉底作品的脑中心主义路线相对立。在《斐多篇》中（96 a-b），苏格拉底讲述了他年轻时对一种关于自然的研究十分感兴趣，这种研究旨在发掘一切现象的原因：为什么每个人都会产生、存在和灭亡？此外，如果一个人用血液、空气或火来思考，或用提供感觉的大脑来思考，由此会产生怎样的意见、记忆，最后的知识又会是什么（人们总在忘却旧知识中不断学习新知识，直至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