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忧乐于庙堂与江湖之间——宦海沉浮

范仲淹的仕宦生涯，可谓跌宕起伏。但是，不管人生跌到多深的低谷，也不改变他忠君报国、一心为民的志向，更不会改变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也不会改变其坚守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气节。

第一节 宝贵的基层历练

一、宝贵的基层历练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进士及第，时年二十七岁，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对一般读书人而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1]。但对有远大理想的范仲淹而言，他做官的目的绝不是这些。从此，北宋政坛逐渐成长起来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一位士林领袖。

范仲淹仕宦生涯的第一个官职是广德军（治今安徽省广德市）司理参军，主管狱讼。在处理诉讼案件时，他坚持秉公执法，又具有仁政作风，时常亲自询问囚犯，以得到案件的实情。

尽管俸禄微薄，但是范仲淹上任伊始，即将母亲谢氏接到广德军，悉心奉养。

在广德军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调任集庆军（治今安徽省亳州市）节度推官，节度推官是长官的幕僚。此期间，为官清廉的张知白一度担任过短期的亳州知州，给范仲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亳州是汉代医学家华佗的故乡，医药业繁荣。这对很早就对医术颇有兴趣的范仲淹而言，自然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又调任监泰州（今江苏省泰州市）西溪盐仓。这里是北宋重要的产盐区，而盐税收入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范仲淹负责监管盐的生产和买卖，还需要和巡捕、县尉一起打击私盐的买卖。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去世，仁宗即位，改年号为乾兴。当年十一月，张知白迁官枢密副使，进入宰执的行列。

宋代官员的任职和升迁，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官员荐举，以作担保，荐举的官员官职越高，影响自然也大，被荐举人得以升迁的机会也多。被荐举人一旦升迁后出现违法现象，荐举人则要承担连带责任。

踌躇满志、志向远大的范仲淹，此年已经三十四岁，这在当时已经是标准的中年人，可还是一个级别很低的监当官，所主管的盐事又很无聊，范仲淹自然觉得壮志难酬。得知张知白升迁枢密副使的消息后，乾兴元年十二月，范仲淹给张知白上书，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期盼能够在重要的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这次上书无果而终，张知白对范仲淹上书的态度如何，史料中没有记载。毕竟张知白升迁枢密副使刚刚一个月左右，皇位刚刚完成交接，继位的仁宗才十三虚岁，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在风云险恶的官场，张知白首先需要的是谨慎，他不会为一个没有深交的范仲淹去努力。

当然，无果而终的上书，也在意料之中，范仲淹并没有多少挫折感。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他明白对于没有官场背景的社会草根而言，需要的是不断积累政绩和良好的声誉，等待机遇的降临。毕竟赵宋较之前代，知识分子升迁的通道还是比较畅通的。

范仲淹为官泰州期间最大的政绩是修筑捍海堰。濒临黄海的泰州，时常为海潮所苦。唐朝大历年间（766—779年），地方官李承主持修筑了捍海堰。唐末和五代时期，由于战乱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捍海堰年久失修，大多坍塌，坍塌之后，大潮来时，海水倒灌，淹没良田，潮水退后，良田变成了盐碱地，再也无法种植庄稼，连生活用水都又咸又涩。

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向淮南东路的发运副使张纶提出重修捍海堰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后，为了工程修筑的方便，通过张纶的推荐，朝廷让范仲淹担任泰州属下的兴华（今江苏省兴化市）县令，和同年进士及第的滕宗谅（字子京，时任泰州军事推官）一起，共同主导此项利民工程的兴修。但是，次年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只好开始丁忧。工程最终由张纶和其他官员一起主导完成。

捍海堤历经两年才修成，长一百五十里左右，横跨泰州、楚州、通州三地。由于范仲淹以后声名显赫，当地民众称其为“范公堤”。泰州民众后来为张纶修筑了生祠[2]，并请范仲淹写了《泰州张侯祠堂颂》。

时年四月，范仲淹还向皇太后和皇帝写了《奏上时务书》。在上书中，范仲淹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文风关乎教化，必须改变五代以来卑弱浮靡的文风。

第二，治国之道，文武兼备，不可偏废。大宋自澶渊之盟之后，已经二十年，能征善战的老将，逐渐凋零。与辽国签订盟约之后，辽国还是不断勒索财物。国家定都于无险可守之地，必须时刻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必须选择有谋略的人担任边界地区的官员，也必须秘密选拔武艺高强的人，作为战将的后备人选。为此，科举考试必须增加武举的科目。

第三，大宋重视馆阁[3]，将其作为储备、培养宰辅人才的要地。但是，近年却将馆阁迁出内庭，迁到了寻常百姓居住的坊陌之地，这是很不应该的行为。馆阁的一些初级官员，没有进士及第的背景，靠恩荫进来，假以时日，这样的人熬成了宰执[4]，后果可想而知。

第四，谏官、御史，是朝廷的耳目之官，官家继位以来，未赏赐一个台谏的官员。如果他们的言论于朝政无补，说明选择的台谏官不称职，应该予以罢免，选择新的谏官和御史。如果他们的言论有补于朝政，为何不及时赏赐？言路不广，非朝廷之福。

第五，崇尚儒家的以德治国主张，反对苛政，反对大肆发放度牒导致的僧尼急剧扩张的行为，反对大兴土木、浪费民脂民膏的做法。

第六，常听直臣之言，摒弃佞臣之语。

第七，官家继位之后，外出巡幸太多，花费太大，应该减少这样的行为。

第八，以扩大税收等官员的言论为急务，以重教化、变风俗的言论为迂腐之论，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的行为。

第九，朝政必须与大臣商议，不可独断专行。

范仲淹的此次上书，开始展示其改革的全局设想，也是以后庆历新政蓝图的萌芽。

由于上书时，范仲淹尚在丁忧期间，有人为此讽刺范仲淹，认为范仲淹丁忧期间就应该一心丁忧，其他一切事宜都不考虑。范仲淹说道：“家庭的忧戚和国家的忧戚比起来，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不管家庭的忧戚有多大，作为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应该时刻把国家的忧戚牢记心头。”所以在丁忧期间，范仲淹不但言事，而且言事不已。

二、母校的模范教师

天圣五年（1027年）正月，晏殊[5]罢枢密副使，出守应天府。晏殊通过张知白及其他途径知道范仲淹的情况后，意识到范仲淹是难得的人才，于是邀请丁忧期间的范仲淹担任应天书院的教席。晏殊也成为范仲淹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贵人，范仲淹一生都感激晏殊的知遇之恩。

范仲淹从亲身经历中，深感接受正规的、高层次的学校教育的重要，如果没有应天书院的教育，像他这样的孤寒子弟，很难通过激烈竞争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从而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终其一生，他始终不渝地把兴学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他对培养自己成长的应天书院，充满了感激之情，也意识到此番回来，更是自己报效母校的好机会。

在管理应天书院期间，范仲淹一天到晚待在书院，督促教师认真备课、勤勉教学，认真批改学生的文章，同时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学生在书院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如果有学生提早就寝，一旦被发现，范仲淹就会问学生就寝前看过什么书，具体内容是什么。如果答不上来，就会有相应的惩罚。

管理书院，则有各方面的规章制度，而且自己率先垂范。培养学生练习写赋，他也写布置的题目，以亲自了解试题的难易程度，同时也让其他的教师这样做。由于他教学有方，深受学生敬爱，所以慕名求学者络绎不绝。范仲淹的教学管理思想和实践，直到今天仍然有指导作用。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儒学自东汉后期开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七百多年的岁月，面对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一直处于困顿的状态，非常不利于赵宋政权的稳固和发展。有鉴于此，范仲淹在中唐韩愈、柳宗元复兴儒学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先秦儒家学说的回归，使应天书院的学生时刻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目标。

他发现孙复是可造之大才，却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辍学的情况后，拿出自己的部分薪俸，资助孙复继续读书，并特开小灶，授以儒家之经学。孙复后来成为“春秋学”[6]研究的大家，一代名儒。

约两年的时间中，范仲淹亲手培养了大批人才。后世称赞说：“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在应天书院期间，范仲淹还写了《南京书院题名记》一文，回顾了南京书院的光辉历史及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希望学子们能够不辜负国家的期望，不辜负师门的培养，不忘记同窗们的互相帮助，将来进士及第，名垂青史，为母校扬名，同心协力，使南京书院成为天下办学的楷模。

第二节 第一次朝官生涯和第一次贬官

一、狸猫没有换太子

宰相王曾读了范仲淹的《奏上时务书》后，极为赞赏他的锐言大智，于是指示晏殊荐举范仲淹应试学士院。天圣六年（1028年）十二月，范仲淹守丧期满，被召为密阁校理（年收入相当于两千亩地的收成），成为一名馆职清流官，开始了朝官生涯。

讲述范仲淹担任密阁校理期间的事宜之前，需要先介绍一下北宋历史上有名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真实情况。

真宗第二位皇后刘氏身世不明。元人所修《宋史·后妃传》有如下记载：“刘氏祖上为太原人，后迁往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祖刘延庆，在后晋、后汉间为右骁卫大将军。父刘通，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曾经跟随太宗攻打太原，去世于进军途中，刘氏是刘通的第二个女儿。”

其实，据今日研究宋史的众多专家考证，上述记载都是刘氏地位显赫后的伪造，不足为信。刘氏早期其实是靠颜值改变命运。

从少年时代起，出生于四川的刘氏便走上街头，成为卖艺的艺人。刘氏长相出众，后来嫁给银匠龚美，由龚美携至京城。在繁华的东京城，刘氏的美貌和演技，成为其人生发生重要转折的资本。当时还是襄王的真宗，一日于街头见到正在表演的刘氏，立刻被其美貌所吸引，于是出一大笔钱给银匠龚美，打发他赶快离开东京回四川去。襄王则将刘氏偷偷带进王府，寻欢作乐。时年刘氏十五岁，正是豆蔻年华。

堂堂皇子将一个来历不明的卖艺女子带进王府，再加上刘氏生性轻浮，很快被襄王的奶妈发现且报告给太宗，太宗闻之大怒，责令襄王马上将刘氏赶出王府。但是襄王施展小计，将刘氏藏于襄王府的侍卫张耆家，寻机不断去张耆家幽会。太宗去世后，真宗即位，很快将刘氏召入宫中。

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真宗皇后郭氏去世，真宗欲立已经成为德妃的刘氏为皇后，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只好暂时作罢。但是，不管真宗和刘氏如何恩爱，二人却一直未能生育皇子。这对刘氏而言，自然是莫大的遗憾。心机很重的刘氏自然要寻机弥补。

李妃（仁宗生母）初入宫就被指派给刘氏做侍儿。这个比刘氏小十八岁的宫女，在真宗到刘氏那里去时，一日被指定为司寝，因而有孕。刘氏知道李氏怀孕的消息后，知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边让手下人好好照顾李氏，一边严密封锁此消息，只有几个心腹知道，真宗也假装不知道。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李氏生下一子，即后来的仁宗。但是所生之子，很快被刘氏宣传为自己生的儿子，命杨妃代为抚养，犹如奴隶一般的李氏，也不敢作声。

由于地位的悬殊，李氏根本没有可能同刘氏争夺皇后之位，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刘氏无须抢夺，更无须像《狸猫换太子》的戏中，用狸猫来偷换刚出生的婴儿。

刘氏手中有了真宗的唯一子嗣，这成为她两年后被立为皇后的重要砝码。

所以真实的历史和戏剧之间，差距不小。

二、工于心计的刘太后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去世，太子赵祯即位，是为仁宗，时年十三岁。刘氏也由皇后变成了皇太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垂帘听政岁月。

刘太后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真宗在位时期，她就控制了后宫并参与处理政务，积累了不少处理朝政的经验。真宗丧事完毕后，一日朝会结束，她隔着帘子对宰执们哭泣着说：“国家多难，靠众位宰执同心协力，才没有出大的乱子。现在先帝的丧事已经圆满办完，你们可把子孙及亲戚子弟没有做官的名字报上来，朝廷将额外开恩，予以安排官职。”宰执们赶忙将三族亲戚以内符合条件的名字报上。刘太后拿到名单后，把这个名单贴到后宫自己所住房间的墙上。从此之后，每次安排、升迁官员，只要在名单上的人，一律靠后站。

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7]，仁宗率百官拜贺刘太后于会庆殿。范仲淹极力反对，他解释了反对的理由，“皇帝奉亲太后于宫内，自当用家人之礼。而今与百官同列，一起面向南边朝拜太后，不可为后世效仿”，其出发点自然是严格遵守先秦儒家制定的礼仪制度，首先从形式上维护皇帝的权威。此前的天圣五年（1027年）元旦[8]，辽国使节前来庆贺，仁宗就亲率百官拜贺刘太后于会庆殿，宰相王曾虽然委婉地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无济于事。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与皇权密切相关的礼仪制度必将受到严重破坏，进而从实质上破坏皇权。而皇权一旦被破坏到一定程度，中央集权也难以维系，国将不国的局面将随之出现。

范仲淹的这一做法，虽然未能阻止行为的发生，却使刘太后颇为扫兴。晏殊则大惊失色，斥责范仲淹“狂妄邀名”，害怕范仲淹的这一大胆行为连累了自己。其实晏殊的大惊失色及对范仲淹的斥责，主要来自宰相吕夷简的压力，这也是范仲淹和吕夷简的第一次交锋。

范仲淹义正词严地给晏殊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是“重万代之法”。

晏殊比范仲淹小两岁，范仲淹终生以师礼待之，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范仲淹则表现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士大夫品格，这也是他极力倡导且率先垂范的士风。仁宗一朝，正是由于范仲淹的努力，再加上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一群志同道合者的努力和坚守，犯颜直谏、不阿附权贵的士风，逐渐成为官场的主流。

其实，刘太后趁着仁宗年幼，一再僭越礼制，享受本不该太后享有的礼制待遇。她曾将反对她的宰执王曾罢免，寇准被罢免后死于贬所。她甚至询问宰执们对武则天的评价，用意非常明显，其背后掩藏着莫大的野心。

三、第一次被贬官

天圣六年（1028年），仁宗已经十九岁，可刘太后还没有还政的意思。范仲淹于是上疏，力请刘太后卷帘撤班，还政于仁宗，建议没有被接受。按照当时朝廷的规矩，范仲淹自请出朝，担任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市）的通判。表面上是范仲淹自请出朝，实际上是被逼自贬。而直接给范仲淹施加巨大的隐形压力的，还是吕夷简。

在河中府通判任上，范仲淹并没有因为反对刘太后导致仕途受挫而收敛锋芒。当时国家尽管早已经进入积贫积弱的时代，可还是大兴土木。正在东京修建的太一宫及洪福院，需要从陕西秦岭一带砍伐大量巨木运到开封附近，劳民伤财。范仲淹又上疏表示反对，认为这不是顺人心、合天意的行为，应该赶快停止兴修，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针对州县数量太多、所管辖地域太小的状况，范仲淹又提出合并州县的主张，这样可以减少官员的数量，节省经费。庆历新政中这方面的改革计划，实际上发端于此。

当时官员除了俸禄，按照级别还有职田，以职田出租的收入作为补贴，有人建议取消官员的职田。范仲淹做基层官员多年，深知职田的收入对官员廉政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一旦取消这方面收入，必将带来吏治的败坏，进而带坏整个社会风气。所以仁宗时期，职田短暂取消后又恢复了。

天圣九年（1031年）三月，范仲淹又移任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通判。到任之后，范仲淹又在给仁宗的上疏中，提醒仁宗注意许多官员并不是通过正规渠道升迁，而是通过太后的渠道，这绝不是太平盛世应该有的现象，一定要吸取唐朝上官婉儿等人干政导致朝政混乱、政局动荡的教训。在当时的局势下，仁宗只能将范仲淹的提醒牢记在心，而范仲淹的忠君报国行动给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年四月，刘太后去世，因为反对过刘太后被处分的官员又陆续恢复原职或升迁，范仲淹也于同年四月担任正七品的右司谏。右司谏是专职言官，专门挑刺的官员，负责给皇帝及朝廷提供批评和建设性意见，在皇帝和朝廷出现错误的决策时，一开始就起到警醒的作用。

第三节 锋芒毕露

宋代谏官的地位比较高，责任重大，大多由皇帝非常信任且各方面声誉都非常好的官员担任，可以风闻言事、独立言事。即使言事失实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朝廷也不追究。

一、识大体 顾大局

范仲淹担任谏官之后的第一次上书就是反对按照刘太后的遗诏立杨太妃为太后，参决国事，认为这样做是让中外之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独立处理国事的能力。由于范仲淹等人的极力反对，加上时年已经二十二岁的仁宗，已经完全具备了独立处理朝政的能力，也不愿再让人当木偶一样摆布，杨太妃垂帘听政的梦想才化为泡影。

仁宗亲政之后，终于有人敢告诉仁宗他的真实的身世。有些大臣为了讨好仁宗，开始大肆指斥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的罪恶，以作为以后升迁的资本，尽管刘太后掌权时期他们大多持阿谀奉承、积极合作的态度。仁宗知道了自己真实的身世后，先是目瞪口呆，继而非常气愤，自己竟然被骗了二十多年。这些大臣的推波助澜，再联想到刘太后强加给自己的不幸的婚姻，年轻气盛的仁宗开始对已经去世的刘太后产生强烈的厌恶情绪。这样下去，势必不利于局势的稳定，也影响仁宗的形象。

范仲淹马上看出了问题的端倪，于是对仁宗说道：“太后按照先帝（指真宗）的遗诏，照应官家十余年，虽然不是生母，但是养育之恩，也不应该忘记。大宋以孝治天下，官家更应该起到表率作用。此时此际，应该掩饰她的过错，牢记她的大恩大德。”[9]仁宗听后，恍然大悟，意识到范仲淹才是站在对皇帝对国家负责的高度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他并不因为刘太后与他曾经发生矛盾就趁机报复、落井下石，可见品德之美，他才是最称职的言官。仁宗于是果断制止了朝中“污毁”刘太后形象的舆论。仁宗和范仲淹之间，自仁宗亲政开始，就建立了较好的互信。

二、哀民生之多艰

明道元年（1032年），江、淮、京东地区发生大规模的蝗灾和旱灾，但是，当地政府的赈灾措施很不得力，灾情继续蔓延。次年春天，青黄不接之时，范仲淹奏请朝廷派遣能干的朝官前去灾区深入了解灾情，并采取果断、有效的赈灾措施，但是，上奏宛如泥牛入海。焦急的范仲淹抓住一次面见仁宗的机会，生气地说道：“宫廷里的人半日不吃饭，什么感觉？”仁宗听后，忙问详情，听了范仲淹慷慨激昂的陈请后，仁宗干脆诏令范仲淹亲自前去安抚江、淮灾区。范仲淹到灾区后，开仓救济灾民，且禁止民众花费钱粮胡乱地祭祀，又奏请免除当地的茶税和盐税，并向朝廷上奏救弊的十方面措施。巡视到太平州（治今安徽省当涂县）时，当地官员报告，灾民吃一种叫乌昧的草籽，由于草籽实在难吃，尤其是对于年幼的孩子和老人而言，既难以下咽，又难以消化，时间长了，连大便都是问题，憋得孩子哇哇大叫，大人只能用手给孩子往外抠，抠得孩子一个劲儿地哭。为了让他们觉得好吃点，就把蝗虫晒干，去掉翅膀和腿，和野菜一起煮着吃。范仲淹亲自查明这些情况后，在给仁宗的上奏中写道：“东南地区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更是国家的粮仓，每年上供粮米六百万石，布帛不计其数。现在遇到灾荒，民众竟然靠吃这种东西艰难度日，而后宫和国家的一些机构，还在继续铺张浪费，这样下去，民众如何才能走出灾难，国家经济如何复兴？”范仲淹还将灾区民众吃的乌昧籽，装了一大包，让手下人走驿路火速呈递给仁宗，让后宫及皇亲国戚们看看。

这次赈灾，使范仲淹对赵宋社会的弊端有了更深的认识。回到东京之后，范仲淹经过认真的思考后，在给朝廷的上疏中从八个方面指出问题的表现、原因及对策。

第一，东南地区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但是，当地民众的负担却很重，大灾之年，问题尤其严重。请求仁宗让人秘密调查裁造务、后苑作、文思院、粮料院等机构[10]。自太祖以来到现在，花费的增长情况，奢俭的对比，立马可见。该节省的必须节省。

第二，这几年国家对官员的提拔、任用，不能做到用长期的道德表现和功劳来衡量，反倒出现大量的逆向淘汰的现象，且肆意赦免犯罪和大肆赏赐，危害不浅。国家要收复“幽云十六州”，首先必须有足够的物质储备。

第三，国家每年馈运士兵和物资于各地，花费很大，但其中的弊端很多，必须改革。赈灾期间，范仲淹在淮南的运河边发现六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厢军士兵，于是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回答说从潭洲（今湖南省长沙市）来，出发时有三十人，要到无为军去，沿途有逃跑的，有病死的，只剩下他们六人了。范仲淹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第四，北宋实行募兵制，较之唐代前期的府兵制，有利有弊，而养兵的费用，又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种现象，必须改革。比如，兵士到七十岁才允许离开军队，实际上，兵士到五十岁，怀乡之情，已经日日加深，且开始年老力衰，战斗力明显减弱，白白耗费军饷。等到七十岁离开部队的时候，家乡熟识的亲友也基本上不在了，他们到哪里去生活？真宗在位时期，就因为不能早点安置这些年老的士卒，几次闹成兵变，必须吸取此前的教训。

第五，每年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手中购买战马，花费很多，而骑兵的花费，较之步兵，要大得多，但是其战斗力在战争时期却未必能显示出来。范仲淹举出了唐朝的先例——安史之乱前大唐有战马几十万匹，在抵抗安史之乱的初期，却未能发挥作用。这一点范仲淹可谓因噎废食，在北有契丹，西北有西夏的背景下，北宋必须有足够的骑兵。

针对骑兵花销大的弊端，范仲淹建议将买来的战马，散养于京师附近的农家，一有战争，马上召集。但是，具体的实施措施，范仲淹没有谈。后来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保马法”，实发端于此。

第六，江淮发运司每年通过漕运发送到东京的物资达到六百余纲，主管此事的闲杂人员，每年都以此作为政绩，跻身官员的行列，加剧了冗官现象，此种弊端必须予以改变。

第七，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比如，礼部、太常寺主管礼乐，后又增加礼仪院、太常礼院。刑部和大理寺主管司法，后又增加审刑院。每增加一个机构，随之而来的就是增加人员、增加财政负担。

第八，真州所建长芦寺，每年维护此寺院的士兵的兵粮就有四万斛，塑造神像等的费用又达到三十万缗，这笔开支如果用到农民身上，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用到官员身上，可以增加他们的俸禄；用到士兵身上，可以激励他们的士气。

赈灾期间，范仲淹还发现了一名很有远见的官员——知常州吴遵路。丰收年月，吴遵路就派人用官钱到有粮仓之称的苏州一带，廉价买进大量稻谷，然后储藏起来，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灾荒。这次大规模的灾情出现后，只有常州的民众受损较小。从其他重灾地区逃到常州的灾民，也跟着受益。吴遵路后来也成为范仲淹的好友。

赈灾期间，范仲淹见到了孔子弟子颜回的四十七世孙颜太初。颜太初将自己写的一首诗给范仲淹看，原来此诗反映的是一件官场冤案。前知卫真县黎德润，为官清廉，性格刚直不阿，属官受贿，黎德润查明事实后，十几人被处理，但是，这帮人竟然串通一气，反污黎德润受贿，黎德润被关入大狱，自缢而死。黑白颠倒的卫真县官场，尽管也有人知道内幕，却一直没有人为黎德润喊冤。颜太初知道范仲淹非常佩服颜回，趁此机会，以诗的形式为黎德润鸣冤，黎德润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朝廷也给予其家属三万钱的抚恤费。

三、不平则鸣

明道二年（1033年）十二月，仁宗欲废掉皇后郭氏的事情又闹得沸沸扬扬。

郭皇后是太祖赵匡胤时期名将郭崇的孙女，很得刘太后的喜欢。当初聘选皇后时，仁宗先是中意四川出生的王氏。王氏姿色冠世，刘太后一见，估计是鉴于唐玄宗的教训，认为如此妖艳的女子，必将对朝政不利，立即予以否决，却将王氏嫁给了自己的侄子刘从德。年轻的仁宗虽然一肚子怨气，却也不敢声张。仁宗后又中意大臣张美之的曾孙女张氏，但是，还是做不了主，又被刘太后否决。正处于青春期的仁宗，索性不再反抗，听从刘太后随意安排，选郭氏做了皇后。

郭皇后自以为有刘太后撑腰，处处娇纵专横。仁宗迫于刘太后的势力和母威，也只能忍着，二人表面上相安无事。

郭皇后入宫九年，一直没有为仁宗生个儿子。刘太后去世后，仁宗亲政，开始与宰相吕夷简商议，准备罢免刘太后的亲信张耆、夏竦两位宰执的职务。但是，郭皇后却以吕夷简也曾经附会刘太后的理由，迫使仁宗连同吕夷简也罢免了。几个月后，仁宗又诏令吕夷简复为宰相。吕夷简于是暗中指使自己的亲信大臣范讽，以皇后没有生育儿子为由，上奏仁宗，请求废掉皇后。

废后的导火线也很快点燃。刘太后去世后，仁宗在后宫的活动，再也不受约束，与郭皇后的矛盾马上公开化且日益尖锐。仁宗专宠张美人和另两位妃子尚美人、杨美人，二位妃子自恃有仁宗撑腰，也不把皇后放在眼里，当面顶撞皇后的事宜便不断发生。一次，尚美人和皇后当着仁宗的面发生争执，郭皇后气急败坏，伸手欲打尚美人，仁宗慌忙上去劝阻。郭皇后一不留心，一掌打中仁宗的脖颈，由于用力太猛，仁宗的脖颈上留下一道印痕。与郭皇后平素就有矛盾的内侍阎文应，趁机火上浇油，撺掇仁宗以印痕让宰执们看。吕夷简抓住时机，援引东汉光武帝刘秀废除皇后的故事[11]，极力主张废掉皇后。

古代中国，废后一事，不只是皇帝的私事，还是事关国本的大事，非同小可。消息传出后，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范仲淹坚决反对废后。仁宗犹豫一阵后，还是坚持要废掉皇后。老谋深算的宰相吕夷简抢先采取对策，让仁宗以诏令的形式责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官递来的关于反对废后的章奏。

吕夷简的这一做法，激怒了所有台谏系统的官员。在代理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范仲淹的率领下，全体出动，伏阙请对，早有准备的仁宗则命令宦官不予通报。孔道辅和范仲淹等只好找吕夷简当面理论，责问他作为臣子，岂可顺父而出母。吕夷简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于是以让他们直接找皇帝为由来为自己开脱。后来事情的演变说明这完全是缓兵之计。当天夜里，仁宗下达诏旨，孔道辅贬官出知泰州（今江苏省泰州市），范仲淹出知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市，又称桐庐郡），不得耽搁。时年范仲淹已经四十六岁，长子纯佑十岁，次子纯仁六岁。范仲淹的这次贬谪经历，也给已经懂事的范纯佑留下了严重的心灵创伤，以致一直到范仲淹去世后，他们兄弟几个都不能谅解吕夷简对范仲淹的一次次打压。

实际上仁宗处置范仲淹的方式还是比较宽松的，贬谪相当于外放，而且是出任州郡的长官，不像以前一样是副职。

郭皇后被废，仁宗诏封她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乐宫。尚美人亦被废，于洞真宫入道。杨美人别宅安置。后又赐被废掉的郭皇后为金庭教主、冲静元师。

这场台谏总动员、影响巨大的抗议活动，针对的对象并非仁宗，而是宰相吕夷简。这是赵宋立国后，从未出现过的现象，标志着朝廷中除皇权和相权外，以台谏为核心的第三股势力的崛起。从此之后，台谏在宋代政治舞台上，越来越发挥重要的制约作用，制约皇权、相权，防止皇权或相权过度膨胀可能导致的朝政的破坏。而宰相吕夷简也给台谏系统的官员留下了极坏的印象。这些官员后来大多集结在范仲淹的旗帜下，成为支持庆历新政的主要成员。

第四节 第二次贬官及知苏州

一、二贬桐庐郡

经过三千余里水路的长途跋涉，四个多月后，范仲淹一家十口才于景祐元年（1034年）四月中旬抵达睦州，渡淮河时，差点因为覆舟而酿成大祸。贤惠的妻子李氏和已经懂事的纯佑免不了有埋怨之语，可范仲淹还是表现出了一如往常的乐观和自信的心态，“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

范仲淹在睦州任上先后写了数十首诗，在一首诗中，仍就废后一事抨击吕夷简等人，甚至直接批评仁宗，“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

范仲淹在睦州任上最有历史影响的政绩就是主持复建了东汉隐士严光的祠堂，这个问题将在第六讲专题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但是，范仲淹在睦州只待了五个月的时间。

二、月是故乡明

景祐元年秋天，范仲淹调任知苏州，这自然是对范仲淹的重用。苏州是范仲淹的故乡，月是故乡明，范仲淹虽然没有出生于此，但是，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代祖先的坟茔都在此地。认祖归宗后，范仲淹回故里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是，血浓于水，范仲淹对家乡的感情却是语言所不能形容的。闲来无事时，就看早年在应天书院读书期间买的那本唐代陆广微编的《吴地记》。由于囊中羞涩，当时为了买这本书，去书摊上跑了好几趟，每次都看一部分。摊主知道他是苏州人后，又见他这么钟爱此书，答应不赚钱也把这本书卖给他，可他手中的钱还是不够。因为摊主手中就这一本，又害怕他人买走，只好向同学又借了些钱，咬咬牙，买了此书。买到手后，又包了封皮，看的时候非常小心。长子纯佑刚满十岁时，他就拿出这本书，给他讲买这本书的经过，并逐步指导他读一些能够看懂的内容。范仲淹这样做，自然是希望纯佑对故乡也要有刻骨铭心的爱。

但是，出于回避的目的[12]，范仲淹向朝廷提出改知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的请求。由于苏州及其附近地区刚刚发生大规模的水灾，苏州所在的两浙路的转运使[13]鉴于范仲淹此前在泰州期间有修筑海堰的经验，又有赈灾的经历和经验，苏州又是范仲淹的故里，他对家乡又有一种特别的爱，故乡民众又特别希望范仲淹能够在困难时刻一展身手，救家乡父老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向朝廷提出让范仲淹依旧知苏州的主张。由于所提理由非常充分，朝廷马上予以批准。

范仲淹接到任命后，没有丝毫耽搁，即刻走马上任，到苏州后，让手下人去安排家眷的生活起居事宜，自己马上投入了紧迫的救灾工作中。他先让还未离任的上任官员仔细介绍水灾最严重地区的情况，特别是询问灾民的暂时安置情况。

苏州地势低洼，北有长江，西南有太湖，东有大海，一有长时间的大量降雨，必定发生水灾。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疏通主要的河道。谁知发生了和当初在泰州修建海堰时惊人相似的一幕，又有人反对，议论纷纷，连朝廷都很快知晓，范仲淹只好上书宰相吕夷简，详细说明苏州的地理条件、水文状况，驳斥种种非议。吕夷简看后，表示支持范仲淹，朝廷也支持范仲淹为救灾所做的规划。疏导河道的工程大部分完成，只有部分河段由于工程量太大，只能以后再处理。

对教育极为重视的范仲淹，自然更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范仲淹本欲在老家盖一所宅院，风水师看了之后说道：“此地当世代出卿相。”范仲淹听后说道：“既然这么好的风水宝地，我岂敢独自占有，改建为学校，出更多的人才，岂不更好？”于是，教室、食堂、宿舍、泮池[14]相继兴建，又请名儒胡瑗来讲学。

胡瑗是泰州（今江苏省泰州市）人，范仲淹为官泰州期间，二人应该就互相熟识。胡瑗教书育人都极有章法，对学校的管理，所制定的校规，非常细致，且极具可操作性，而且胡瑗能够处处率先垂范。即使酷暑难忍的季节，胡瑗也一定穿公服坐于堂上，严格遵守教师和学生都应该做到的礼节。胡瑗对于学生不仅有严厉，还有真诚的爱，他视不同年龄的学生如兄弟、如儿子，学生也视胡瑗如兄长、如父亲。最初学生只有二十多人，有人说学校的规模太大了，范仲淹说恐怕将来会觉得太小。正如范仲淹所言，由于胡瑗全身心投入于学校的管理和教学，苏州州学的学生人数增长很快，且成为全国办学的模范。庆历新政期间，大兴学校，胡瑗所定的学规成为包括太学在内的全国学校的通用学规，胡瑗后来也成为国子监和太学的管理者和讲席。苏州州学后来更成为全国进士及第人数最多的学校。明清两朝，苏州出的状元、进士数量为全国之冠。深厚的文化积淀与范仲淹在苏州教育史上的开创之功，绝对分不开[15]。

苏州西边二十里的天平山，当时被视为苏州的风水宝地，以怪石、清泉著称。山上奇石嶙峋，危耸峭峻，似古代大臣朝见皇帝时用的笏，人称“万笏朝天”。范仲淹的祖坟即在此山下。山腰有白云泉，泉水醇厚甘洌，旁有一寺院。寺院应范仲淹之邀，代为照管范仲淹的祖茔。为了提高天平山一带景观的知名度，范仲淹奏请仁宗赐写了白云寺的寺额。

第五节 第二次朝官生涯

一、皇帝的侍从官

由于在苏州水灾时期的政绩，景祐二年（1035年）三月，范仲淹被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进入皇帝侍从的行列，主要职责是管理国子监。范仲淹之所以又被委以重用，除了因为其在被贬官之后不怨天尤人，一如既往、脚踏实地地为民办实事，以优秀的政绩进一步显示自己的行政能力；另外，朝廷对台谏官先示惩罚然后提拔，这是赵宋政权屡试不爽的官场潜规则之一，这样可使台谏官坦然面对官场的沉浮。

范仲淹回朝后，没有收敛自己的锋芒，而是首先拿害死郭皇后的内侍阎文应开刀。郭皇后被废后，停了一段时间，冷静后的仁宗又很想念被废掉的郭皇后，不断派人前去慰问，并赐以自己写的乐府诗。废后也作诗相和，词甚凄婉。仁宗还曾经下密诏让废后回宫，但是废后说道：“如若召见，必须由百官立班受册才行。”言外之意，必须以正规途径恢复皇后的身份。仁宗听后，只好暂时作罢。但是，郭皇后一旦复位，对内侍阎文应肯定不利。恰好废后患小病，朝廷派阎文应带御医前去诊视。谁知几天以后，废后突然去世。朝廷内外都怀疑阎文应在药中下毒，却没有实据。仁宗知道后，表示深深的悼念，下诏追复皇后身份，而停谥册祔庙之礼。

范仲淹马上着手调查此事。阎文应最后被贬，后死于贬所。

二、范仲淹权知开封府

老谋深算的宰相吕夷简见范仲淹如此下去，必将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于是建议仁宗让范仲淹暂时知开封府。开封府作为京师所在地，事务自然非常繁忙，处理不好的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自然会议论纷纷，甚至会惹火烧身。京官难当，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罢免范仲淹的职务。

此前的知开封府，任上惹下祸端的例子也不少。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刘保勋知开封府，寡妇刘氏到府诉丈夫前妻的儿子元吉将毒物放入食物中，差点将自己毒死，刘保勋按验后认为证据确凿。元吉妻子敲登闻鼓诉冤[16]，案子改由御史台审理。御史台审理后，方知刘氏与他人通奸，被元吉发现，刘氏惊悸成疾，故诬告元吉。刘保勋为此被罚俸三个月，不久又由辛仲甫取代他知开封府。仁宗年间知开封府陈尧咨、判官张宗诲还曾经因为喜欢喝酒耽误政事，遭到监察御史王沿的弹劾。

但是，范仲淹到任后，以其卓越的行政处理能力，把开封府的一应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东京城很快传出两句民谣：“朝廷无事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阿附吕夷简的胥偃，多次上奏朝廷，攻击范仲淹治狱“立异不循法”，但是，胥偃的女婿欧阳修却极力为范仲淹辩解，导致翁婿反目，可见范仲淹的人格魅力。范仲淹很重视过去案例材料的搜集和整理，以作为判案的参考。宋太宗曾经知开封府，范仲淹将其在任时所判的案牍整理后上奏，仁宗在此基础上，让人编了一部《狱事汇编》，共七百一十卷，可惜后来失传了。

权知开封府期间，敢于担当的范仲淹并没有吸取此前因为犯颜直谏而被打压的教训，仍然是不平则鸣。内侍阎文应倚仗权势，作恶多端，却一直没有人敢向仁宗提出罢黜他。范仲淹在仔细调查、核实了他的罪行后，决定上疏揭露其罪恶，考虑到阎文应的势力很大，范仲淹在上疏之前就烧毁了家里所有的兵书，害怕一旦上疏失败，被人反打一耙，抄家时成为谋反的罪证，又给家人留下遗嘱，其中写道：“我一旦为此遭遇不测，后代千万不要再做官，但于我的坟墓旁边，修一草庐，教书授徒为业。”仁宗彻底了解情况后，罢黜了阎文应的职务，将其外放。

当时宰相吕夷简把持用人大权，一时被提拔的官员多走他的门路。朝臣们对此敢怒而不敢言。见此情景，范仲淹挺身而出，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画了一幅《百官图》，上奏仁宗，并在朝堂上当着吕夷简等臣僚的面，指着图对仁宗解释说：“如此提拔为按序提拔，如此提拔则为不次提拔，如此则公，如此则私。进退高级臣僚，凡破格者，不应该由宰相全部掌管。”

气急败坏的吕夷简当场就说范仲淹狂妄胡言，但事情却不了了之。没隔多长时间，范仲淹和吕夷简又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北宋之所以定都于无险可守的东京，一来由于自安史之乱之后，经济中心完全转移到江淮地区；二来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匆忙登上帝位，此时最需要的是政局的稳定，自然不便迁都。局势稳定之后，赵匡胤多次考虑将都城迁往有险可守的洛阳，但是赵光义等大臣以“王朝运数，在德不在险”的理由予以强烈反对。迫于大臣们的反对及其他因素，迁都未能形成定论，但是，赵匡胤说道：“后代子孙，总有一天要在此问题上吃大亏！”身经百战的赵匡胤，自然知道定都于东京的缺陷所在。

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大臣孔道辅又一次向仁宗提出迁都洛阳的建议，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大多臣僚都表示反对。范仲淹思考了几天后，认为虽然不能迁都，但是一旦和辽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辽军兵临东京城下的危险不是没有，于是写了《论西京事宜札子》，提出一个折中性的方案。在札子中他写道：“西京西有崤山和函谷关，北有邙山和黄河，一旦东京有危险，可以退守洛阳。但是，洛阳自立朝后至今，几乎没有什么储集，急难时刻，如何应对？不妨以准备到皇陵朝拜为由，逐渐修建一些大规模的粮仓，陕西路有余粮的话，就由陕西东运到洛阳；东京以东的地区有余粮的话，就西运到洛阳。这样不用几年时间，就可以贮备够战时所需要的粮食。太平时期，朝廷于东京办公，一旦危险，则迁到洛阳。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可立于不败之地。”范仲淹的这一建议，应该说很有远虑，也委实可以执行。仁宗将范仲淹的札子交给宰执们讨论，吕夷简当着仁宗的面，就冷冷地冒出两个字：“迂腐！”然后又大声说道：“范仲淹就是典型的沽名钓誉之徒！”对吕夷简颇为信任的仁宗，自然否决了范仲淹的动议。

针对吕夷简对自己的污蔑，范仲淹认为必须向仁宗做出解释，以免仁宗为其所误。于是范仲淹连续向仁宗上了《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四个札子。在此“四论”中，范仲淹主要强调了如下观点：

第一，君王必须善于纳谏，必须重用人才。范仲淹且以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等作为正面的例子，以夏桀、商纣王、隋炀帝作为反面的例子，作为明证。

第二，君王必须选贤任能。他以秦失张良、陈平，汉得张良、陈平导致的截然不同的结果进行论证。

第三，名教乃儒家之宝典，无论是商汤还是周文王，都以他们的伟大善举博得了天下的人心，然后得了天下。姜太公和孔子，他们一生的追求，无不在求名。求名，求善名，有什么不好？

第四，宰辅、将帅、御史、京尹等朝官和县令等地方官，各司其职，应该给予他们法定权限内的权力，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办好。

第五，国家的核心权力，尤其是用人大权，必须掌握在君王手中，不可旁落，否则后患无穷。范仲淹以西汉末年王莽、唐玄宗时期李林甫的例子作为恶证，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吕夷简。

第六，一国之君，不能热衷于处理具体的事宜，要能够发现不同的人才，把他们安置在合适的位置，这样才能做到无为而治。

范仲淹的“四论”，无不透露出忠君报国的拳拳之心。但是，吕夷简知道后，马上给范仲淹扣了三顶大帽子：“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第二顶帽子尤其触犯赵宋的祖宗家法。仁宗马上将范仲淹贬官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其实，范仲淹第二次被贬官时期，就说过“理或当言，死无所避”“既竭一心，岂逃三黜”的话，不幸被他言中。

殿中侍御史韩渎秉承吕夷简的旨意，请求仁宗将范仲淹犯“朋党之罪”的罪名张榜于朝堂，并严禁臣僚越职言事，其目的显然是杀一儆百，堵塞言路。

高压恐怖气氛之中，更能看出人的本来面目。范仲淹曾经在韩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仁宗荐举韩亿。当仁宗将此事告诉韩亿后，韩亿立马说明自己和范仲淹没有丝毫关系，对范仲淹没有丝毫感激之情。而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冒着被打上“朋党”的罪名，为范仲淹极力辩解。高若讷作为谏官，坐视范仲淹被冤屈的局面，却冷眼旁观，实际上是为吕夷简助力，于是馆阁校勘欧阳修发公开信强烈谴责他。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很快也被贬官。馆阁校勘蔡襄以四人的事迹作为题材，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不贤”指高若讷。诗写得很长很形象，反映的又是当时街谈巷议的朝廷的热点问题，有经商头脑的卖书人知道后，将诗赶快刻印，东京人争先恐后购买。辽朝使节正好到东京，也买了一部分，回国后张贴于幽州（今北京市）的驿馆。泗州通判陈恢上章，请求严惩蔡襄，左司谏韩琦也跟着上章弹劾陈恢，说陈恢越职希恩，要求严惩陈恢。但是，二人的上章，仁宗一概不理。正在“丁忧”的苏舜钦，也上了《乞纳谏书》，指出此举“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睹时弊，口不敢论”。

此前被河北转运司弹劾罢免军职的刘平，也以私怨秉承吕夷简的意见，上章指责范仲淹，说范仲淹等毁訾大臣，后边一定有大后台，欲逐大臣后取而代之。刘平后在西北战场，因为轻敌导致全军覆没，自己也被夏军俘虏，范仲淹却没有落井下石，可见其气量和涵养。

此事，历史上称为“景祐党争”，实质上是朝廷上的改革派集团向墨守成规的元老派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场挑战。由于元老派大权在握，又有仁宗的大力支持，改革派自然免不了失败的结局。

当然，范仲淹第三次被贬的幕后推手，大多学者都归罪于吕夷简，实际上主要还是来自仁宗。仁宗虽然是中国古代对待臣下最宽厚的君主，却惑于“朋党之论”，而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在仁宗看来，范仲淹等人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朋党”。不过仁宗虽然以“朋党”的罪名处置了范仲淹等人，实际上处罚还是比较轻的。

第六节 三贬饶州及知润州、越州

一、三贬饶州

（一）逆境见真情

范仲淹被贬官饶州，迫于吕夷简的淫威和“朋党”的嫌疑，多数朋友只敢到家中与其叙别。一个在范仲淹三次被贬后离京之前都来送别且喜欢戏谑的朋友说道：“希文第一次贬官河中府，我说此行极光。第二次贬官睦州，我说此行愈光。这一次，此行尤光。”范仲淹听后，哈哈大笑，说道：“下一次再送我，送上牢[17]就可以了。”在场的人听后，哄堂大笑，无不为范仲淹的旷达精神所打动。

此处“三光”，指一次比一次风光，范仲淹的声名也一次比一次盛，大有成为“反对派”政治领袖之势，成为挽救大宋政治颓势的不二人选。

贬谪左迁，一般都是对犯有职务过错的官员的惩罚。范仲淹对此却有不同的见解，他把职务犯罪或过错分为两种：一种是“公罪”，指主观上为维护公共利益所致；二是“私罪”，指主观上利用职务之便、维护本人或他人的私利所致。他认为作为一名称职的官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当官做事就要敢担当，不怕得罪任何人，才能做好事、干大事。否则当一名和事佬式的官员，是典型的坐食俸禄，干不成任何大事。

到东京城外为他送行的只有王质及其子弟和另外一个朋友。王质家族从唐朝以来就为世代显宦之家族。王质请范仲淹在城外的驿站再逗留几天，范仲淹为其真情所打动，二人于是又在驿站畅谈了几天，纵论天下利病，方留恋告别。范仲淹后来对人说：“子野（王质的字）寻常因为身体有病，弱不胜衣，可谈起忠义之事，神气好像官家的侍卫。”王质回到城里后，有大臣秉承吕夷简的旨意，恐吓他说：“你与范仲淹告别时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甚至喝酒时碰了几次杯，吕相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马上就要秋后算账，你就是被算账人中的第一人。”王质听后哈哈大笑：“我与希文所说的话，如果能够滴水不漏地汇报给官家，不仅是国家之福，也是我王质之幸。”

而范仲淹此行从东京到饶州，坐船经过的十余个州县，没有一个官员出来迎送。范仲淹犹如一个传染病患者，谁也不敢沾边，唯恐染上“疫病”，唯恐成为“范党”的一员。范仲淹又一次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

（二）废贡茶 除矿税

范仲淹在饶州期间的主要政绩有以下两点。

第一，饶州盛产茶叶，唐朝时期就开始产鸟衔茶作为贡茶，从此之后百姓不胜其扰。范仲淹上奏朝廷废除了贡茶项目，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宋人李深后为此赋诗一首，纪念范仲淹的德政：

一章奏免鸟衔茶，惠及饶民几万家。

遗老至今怀德政，为余谈此屡咨嗟。

第二，饶州属县德兴，此前产银矿。由于蕴藏量太少，早已经没有开采价值。但是，当地民众还一直在承担此项赋税，范仲淹也上奏朝廷废除了此项负担。

（三）中年又丧妻

范仲淹为官饶州期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伤心的一件事——结发妻子李氏因病去世，时年范仲淹四十九岁。中年丧妻，人生三大不幸之一。时年长子纯佑十三岁，次子纯仁十岁，三子纯礼六岁，都还未成年。官宦家庭出身的李氏，自打嫁给范仲淹之后，已经陪伴范仲淹经历了三次贬官生涯的打击，心灵的创伤自不待言，颠沛流离的生活对她的身体也是一次次的摧残。

（四）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范仲淹在饶州待了十八个月，景祐五年（1038年）正月，改知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

离任后，范仲淹写了一首《怀庆朔堂》的诗，全诗如下：

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

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清风管勾来。

从南宋到清朝，在宋人及明清人的笔记中，连同对此诗的解释，逐渐衍生出范仲淹的一段风花雪月的故事。对这则故事，从南宋至今，有言之凿凿者，有坚决否认者。

南宋高宗年间的文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一书中作如下记载：

范文正为官饶州期间，创庆朔堂，官伎中有一年纪尚幼者，文正非常喜欢。离任之后，文正在写给友人魏介的这首诗中，表达了这段忘年之恋。

至晚从唐朝开始，就由官方机构乐部来管理官伎，官伎有专门的户籍档案，身份不自由，由专门的培训机构，练习歌舞词曲、琴棋书画等。有一些色艺俱佳的才女，引得一些士大夫或武将、富商心动，演绎出一场场风花雪月的故事，有的以喜剧收场，如韩世忠与梁红玉；更多的是以劳燕分飞收场。各地官府宴会，多以官伎来陪同与会者，或歌舞佐兴，或劝酒陪酒，将宴会烘托得高潮迭起，主人和客人都不亦乐乎。

范仲淹生活的时代，士大夫宠爱官伎，是公开的风尚。欧阳修得中进士后，尽管娶了恩师胥偃十五岁的爱女为妻，可新婚期间，还是携带歌伎出入公私宴会，毫不避嫌，旁人也不以为怪。黄庭坚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专门询问有无新到的官伎。

诸葛忆兵和陶尔夫先生在《北宋词史》一书中写道：“与其他士大夫一样，出入歌楼伎馆，偎红倚翠，也是范仲淹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

范仲淹有两首著名的婉约词，如果没有切身的感受，仅凭想象，很难想到谁能写出这样令人肝肠寸断的相思之词：

苏幕遮·碧云天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御街行·秋日怀旧

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攲。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二、知润州和越州

景祐四年（1037年）十二月，东京及河东路的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忻州（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州（今山西省代县）连续发生地震，灾民不少，房屋倒塌很多。在“天人感应论”盛行的时代，地震是上天对皇帝治理万民不满意的表现。地震发生后，仁宗派内侍到相国寺等寺庙治佛事，又到道观修道科，祈求上苍保佑万民。苏州出生的天圣二年（1024年）科考榜眼叶清臣则抓住这个机会，上书指出：“两年以来，范仲淹、余靖等人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再也不敢议论朝政。地震是上天在代民发怒啊。”

叶清臣的札子上后没几天，仁宗让范仲淹改知富饶的润州。但是，朝廷中的“倒范派”眼见范仲淹又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害怕他再获重用之后对他们构成威胁，就极力诋毁范仲淹。有人又捏造出了范仲淹更大的罪名，说范仲淹在仁宗亲政后，曾经暗中联络皇叔赵元俨，以仁宗不具备做皇帝应有的素质为由，要求废掉仁宗。如果事情属实，范仲淹恐怕不止自己脑袋搬家，全家族都要被株连。亏得宰相张士逊极力为范仲淹辩解，仁宗让人细查了一下范仲淹此前的所有上奏，也没有发现此类文字，范仲淹才得以躲过了天大的灾难。

仁宗在此问题上的多疑源于真宗时期的一场宫廷疑案。真宗在位时期，太宗第八子赵元俨，因为其王府侍婢纵火，大火蔓延到禁中，被给予严厉处置。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慑于刘太后的淫威，赵元俨一度拒绝上朝，也不与王府外的任何人往来，装疯卖傻。仁宗亲政后，东京传言赵元俨要做天下兵马都元帅，仁宗为这捕风捉影之语，在东京城大肆搜捕，追查传言的来历及其背景，以查证是否属实。抓捕了几百人，也没有查出个头绪来。状元出身的御史大夫蔡齐认为这种无根之语根本不值得相信，也不值得去追究，此事才暂时按下。宋夏战争爆发后，赵元俨捐献公用钱五十万以助军费，仁宗不便拒绝他的良苦用心，接受了一半。

耳朵根子软且性格多疑的仁宗，在赵元俨去世之前，虽然表面上对皇叔尊敬有加，实际上还是暗中处处防范。吕夷简因为与赵元俨有过接触，被人告密后，一度也被仁宗怀疑不忠。

庆历四年正月荆王赵元俨去世后，正值庆历新政的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的激烈时期。仁宗一度授意将荆王暂时安葬于皇陵之外，这是严重违背礼制的行为，实际上是仁宗对荆王的报复行为。其理由有三：一是按照阴阳学说，当年年岁不利，不宜安葬。二是国家财政困难。三是皇陵所在的京西路此前盗贼活动猖獗，修建陵墓，骚扰百姓，会让盗贼活动更加猖獗。实际上这些理由一个也说不过去。范仲淹从四个方面予以有力反驳：第一，诸侯王去世五个月后安葬，这是自周代以来的规矩，今年年岁不利一说，不能超越周代以来圣人制定的礼制的要求。第二，国家财政困难，难道困难到连一个皇叔都安葬不起？况且皇叔是太宗爱子、真宗爱弟，皇叔生前，官家极力爱护皇叔，使他得以安享天年，岂能在他死后违犯礼制、不按礼制安葬他呢？第三，此前诸侯王的葬礼，花费很多，目今国家财政困难，官家可下特别诏令，要求适当节俭办事，如此才能孝德无亏，史书上也不会留下不良的记载。第四，官家所颁布的特别诏令中，严格限制送葬的人数，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像此前诸侯王的葬礼花费无度的现象。此建议也可见范仲淹处处维护国体的忠心。

仁宗于是准备将范仲淹改官岭南。贬官岭南是当时对官员最厉害的处罚。参知政事程琳听闻后，急忙为范仲淹辩解，范仲淹才得以到润州任职。

景祐五年（1038年）正月，过完灯节，范仲淹带着三个孩子，由饶州乘船经过鄱阳湖，顺长江东下前往润州，路过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唐朝名臣狄仁杰曾经担任过彭泽县令，所以当地有纪念狄仁杰的祠堂，祠堂中的碑文已经斑驳脱落，仔细辨认之后，也无法缀成一篇文章。征得祠堂管理人员同意后，范仲淹决定在此停留几天，为祠堂重写一篇祭祀狄仁杰的碑文。因为狄仁杰去世后被追赠梁国公，所以文章的题目定为《唐狄梁公碑》。

范仲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由于他对狄仁杰的生平事迹非常熟悉，自己以往的人生经历，与狄梁公相比，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样的忠君爱国，一样的刚直，一样的仕途坎坷。所以《唐狄梁公碑》实际上也是范仲淹的精神寄托，而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

范仲淹在润州只待了不足一年的时间。宝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仁宗又调他知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第二年七月才到任。范仲淹对这次调动颇有好感，他在给文鉴大师的信中写道：“某赴越，没有谪宦之感，幸甚！幸甚！”

越州府衙坐落在卧龙山的南面，北面则有蓬莱阁和凉堂，凉堂西面的岩石下有一口废弃的水井。范仲淹命人将这口水井彻底清理了一下。井有一丈多深，井水永不枯竭且清白甘甜，冬暖夏凉。范仲淹让人把从井中打的水煮开后泡不同的名茶，味道真是美妙极了。他又让人在井旁边建了一个小亭子，命名为“清白亭”，将凉堂改名为“清白堂”，且写了《清白堂记》一文。在该文中，范仲淹把水井由废弃为污浊之地到成为甘甜水源的过程，比喻为治理国家由不治到治理出现成效的过程，强调人为的作用。当然，“清白”二字，更寓含了做官要清清白白的意思。

越州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国都，也是越国著名的政治家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的地方。范蠡后被尊为范氏远祖，作为范氏的一员，范仲淹自然对范蠡充满了敬意。翠峰院传说是范蠡的故居，他凭吊之后写诗抒发感慨：“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时年已经五十一岁的范仲淹，诗中饱含了归隐之感。

但是，历史的发展不以范仲淹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在越州仅待了八个多月的时间，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鉴于宋夏战争爆发后的危急局势，朝廷接受了韩琦的建议，让范仲淹改知永兴军。这成为范仲淹仕宦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

第七节 夕阳无限好

一、知邓州

庆历五年（1045年）十一月，范仲淹改知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在上仁宗的《陈乞邓州状》中，范仲淹指出，宋夏和约中的疆界划分和贸易问题，都已经比较圆满地得到解决。陕西的事情，自有诸路经略使来措置。四路安抚司的使命，自然结束，请朝廷下诏废除此职务。臣多年的肺病，一到秋冬季节，就日益加重。国难方殷的时期，臣自然不敢先求一己之安，而当奋勇争先，勠力杀贼。况且邠州原先由武将做知州，自当仍然选择合适的武将再做知州。容臣于河中府或京西路的襄州、邓州一带，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一边工作，一边寻找良医，治疗痼疾，颐养天年。

范仲淹心目中最理想的选择是邓州。邓州位于伏牛山南部，南阳盆地的东部，一年四季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壤肥沃，风俗淳朴，对范仲淹这样肺有痼疾的病人来说，较为适合。再加上邓州又是医圣张仲景的故里，这对于对医术较有研究的范仲淹而言，又是研究医术的好地方。

仁宗自然批准了范仲淹的这一合理请求。

北宋官员七十岁致仕，一些朝廷大员，在退出权力中心后，常常选择政务较少、民风淳朴、风景宜人的州郡作为致仕前打发时光的地方，对地方的政务，大多抱着无为而治的理念，实际上是在其位不谋其政，过着颐养天年的幸福时光。比如寇准，一天到晚，以游山玩水、游宴亲朋为乐。钱不够了，就把自己喜欢的歌女送给富商，富商自然也馈以巨资，没有人把这当成不正常的事情。

北宋建立后，先后出知邓州的有张永德、赵普、苏易简、寇准、张知白、陈尧叟等名臣。他们在邓州任上，大多没有什么骄人的政绩。

进也忧、退也忧的范仲淹，当然不会效仿他们的生活态度。在知邓州不到四年的时间内，范仲淹可谓政绩满满。

百花洲是范仲淹知邓州期间，修建的供官民休闲娱乐的园林。百花洲建造的初始年代，目前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供考证。范仲淹的同年进士谢绛知邓州期间，于宝元二年（1039年）整修了百花洲，并在百花洲畔的城头上修建了览秀亭，欧阳修、梅尧臣曾经到邓州造访谢绛。在他们的诗词中，留下了关于百花洲和览秀亭的美好记忆。

范仲淹来到邓州后，百花洲已经一片荒凉，览秀亭已经坍塌得只能供人凭吊。范仲淹于是筹措资金，着手重修百花洲和览秀亭。为此，范仲淹花费的心血不少，派画工到家乡苏州，把苏州一些有代表性的园林画成图，然后仿照此风格修筑，又在百花洲上增建了嘉赏亭。邓州盛产菊花，范仲淹又派人在百花洲修建了菊台。菊台的得名自然由于金秋时节盛开的最能为文人雅士欣赏的各种菊花。

范仲淹在此工程完毕后作词一首，题目为《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18]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百花洲建成之后，范仲淹紧接着在百花洲建造花洲书院。这也是范仲淹一生为官的风格，大办教育，培养人才，奠定富民强国的基础。

花洲书院建成后，范仲淹将讲堂命名为“春风堂”。“春风堂”的来历源于汉武帝与东方朔的一次对话，汉武帝问东方朔：“孔颜之德何胜？”东方朔回答道：“颜渊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风，至则万物生。”范仲淹如此命名讲堂，一是作为儒家弟子，对万世之表孔子的景仰之情，也是对儒家学说的推崇。他希望教师们讲课要如春风化雨，而不是死搬教条，希望学生们学习时的感觉是如沐春风，而不是将学习作为沉重的负担。范仲淹还不时到书院亲自授课。

为了振兴邓州的文脉，范仲淹又在邓州的城头上修建了文昌阁[19]、春风阁。由于修筑了一系列胜景及书院，故前去邓州拜访范仲淹的官员和文人雅士不少。邓州籍的科考状元贾黯回乡省亲，前去拜访范仲淹。贾黯恳请范仲淹给他的人生之路提出一些建议，范仲淹回以“不欺”二字，且希望他将它终身作为做人准则。“不欺”二字，自然也是范仲淹一辈子的做人准则，尽管他常常为此碰得头破血流。

范仲淹知邓州，是邓州人之幸，他们希望范相公能够永知邓州。朝廷一度让范仲淹改知荆南府（治今湖北省荆门市），邓州人知道后，拦住宣布诏令的使者的马车，坚决要求使者向朝廷转达邓州人不愿范公走的真诚愿望。范仲淹对邓州和邓州的民众充满了感情，也不愿离开。仁宗知道后，诏令范仲淹继续留任。

二、知杭州

实际上此前，范仲淹曾经两次于杭州短暂生活，一次在天圣五年（1027年）左右，他与杭州当时著名的隐士林逋互相唱酬的诗有六首，其中范仲淹五首，林逋一首。

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范仲淹由知睦州改知苏州。其间，范仲淹一行由水路前往，途经杭州。范仲淹在陈州为官时的同僚胡则当时知杭州，顺道拜访胡则，是范仲淹第二次停留杭州的原因。

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到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范仲淹知杭州。

但是，范仲淹此次知杭州，对于杭州的官员而言，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应两浙路转运司和提刑司的请求，朝廷批准杭州知州从此开始比照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的待遇，兼管两浙路的军事。朝廷这样做，一是因为范仲淹出将入相，既有西北战场的宝贵经历，又有担任参知政事的经历，可谓朝廷重臣，必须予以慰问；二来杭州作为东南的大都会、经济中心，一旦有大的突发事件，知州可以在大权在手的背景下，迅速做出应急反应措施。

皇祐二年，杭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按照以往的惯例，范仲淹应该开仓放粮、安抚流民。但是，这种措施只能暂解燃眉之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民问题。范仲淹想出了“以工代赈”的救灾举措，号召僧寺大兴土木，官府也新建一些府舍，这样灾民可以有较多的打工的机会，得到报酬之后又可以购买粮食，这样市场就可以流动起来。鉴于大灾时期粮价高昂的情况，范仲淹又有新的创举，大开城门，让外地粮商大量往杭州贩运粮食，很快让粮价稳定下来。这一举措后来成为北宋政府应付灾荒的法定模式。

范仲淹知杭州时期，已经虚龄六十一岁，宋代规定官员七十致仕。但是，经历了一辈子宦海风波、体弱多病的范仲淹，已经萌发退意，欲提前致仕。家族中子弟建议范仲淹也像宋代大多致仕高官一样，在洛阳修建美丽的园林，以安度晚年。范仲淹说道：“只要有道义之乐就足够了，身体都可以放在次要的地位，更何况居室？我现在担心的是位高难退，官家是否会准许我提前致仕，不用担心致仕之后没有住的地方。况且西京高官们的园林鳞次栉比，游人很少，谁会阻止我去游玩呢？难道只有属于自己的园林才有游玩之乐吗？”从范仲淹对私家园林的看法，可以看出范仲淹“后乐”的境界。

况且范仲淹把大部分积蓄都投入了家族的慈善事业，他也没有钱财像其他高官一样去修建豪华的园林。

知杭州期间，范仲淹最高兴的事莫过于二十二岁的次子范纯仁于皇祐元年（1049年）三月进士及第。

三、知青州及去世

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诏命范仲淹移知青州（治今山东省青州市），第二年三月初三，范仲淹才到青州任所。此前知青州的是范仲淹的挚友富弼，庆历新政失败后，双方天各一方，尽管书信往来不断，但是毕竟没有见面。依范仲淹的身体来考量，如果见面，则极有可能是双方的最后一次见面，一次生死离别的肝肠寸断的会面。但是，双方留下的文字及同时期他人的文章中，都没有两人于青州相见的记载。

此时的青州，由于上年河朔地区的大水灾，来自河北地区的灾民涌到青州的到处都是。青黄不接之际，粮价自然很高，嗷嗷待哺的孩童和骨瘦如柴、衣不蔽体的老人，随时有倒毙街头的可能。每每看到这种场面，范仲淹总是老泪纵横。对于赈灾很有经验的范仲淹而言，自然是首先想方设法救济灾民。

五月麦收之后，按照宋朝的规定，青州的老百姓必须将应该缴纳的皇粮国税交到博州（今山东省聊城市），两地距离约合今五百里，农民推木轮的独轮车最多一天能走五十里，来回一趟需要二十天，其间的吃住费用全由自己承担，这对农民来说又是一笔额外的负担，还不包括农民在时间上的付出成本。但是，自宋朝建立以来，很少有官员想到用经济手段来减轻农民的这一大笔不合理的负担。

范仲淹虽然没有对宋代以前管仲、桑弘羊、刘晏等的经济学说有专门的研究，但是他知道一个朴素的经济学原理，一旦某种物资短期内大量流向某地，必然会导致该地该物资价格的显著回落。于是范仲淹让青州百姓把该缴纳的皇粮换算成钱，把钱交给青州官员。青州的官员拿着这笔钱到博州去，一开始以高于博州粮价一倍的价格收购粮食，并大肆宣传，等到从各地运到博州的粮食越来越多时，粮价自然下落许多，此时再将收购价逐渐降低，这样交够青州民众应该缴纳的皇粮数目后，竟然还余了一笔可观的钱。范仲淹又让青州官员按照每家民众当初缴纳皇粮支付的钱财的多少，退还民众。

这样一来，应该缴纳的皇粮一斤不少地完成了任务，农民也没有耽误多少时间；较之往年，负担还有所减少，可谓皆大欢喜。

但是，青州毕竟是重镇，政务繁忙，疾病缠身的范仲淹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向朝廷提出于颍州或亳州等政务较少的地区，选择一个前往，朝廷批准范仲淹前往颍州。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范仲淹带病前往颍州，但是行至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范仲淹已经到了人生最后的时刻，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好友孙沔当时知徐州，由他悉心照顾病危中的范仲淹。

范仲淹去世时，四子范纯粹才七岁，也是他当时最牵挂的人。他对夫人张氏说道：“他长大后也应该成为有大成就的人，我看不到了！等他长大，一定告诉他我做人坚守的那些东西以及我曾经干过的事业。”

范仲淹去世之前，向朝廷上《遗表》，回顾了自己入仕以来的功过是非，特别是有关庆历新政的评价问题。范仲淹认为，国家政策，随着社会具体形势的变化，会显露出其弊端。掌大权之人，面对这种局面，不是考虑如何去改革，而是越来越害怕改革，害怕改革会危及自己及自己所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而新政时期，保守派未等到改革的效果显露，就疯狂地用“迂阔”来攻击范仲淹等改革派，将范仲淹等大胆提拔精明强干的官员的行为污蔑为结党营私，将维护国本的行为攻击为“好虚名”。庆历新政失败之后，面对保守派的种种污蔑之词，范仲淹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此刻，他才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视庆历新政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从《遗表》中，可以品味出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怆。虽然范仲淹在《遗表》中称自己“瞑目无憾”，但还是写出了死不瞑目的意味。一辈子活得很累的范公，即使弥留之际，还在为国事担忧，为仁宗着想。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范仲淹在《遗表》中，没有一个字言及私事，言及自己的丧事，言及对家人的照顾，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呀！

范仲淹的子女们也像其父亲一样表现出了宽阔的胸襟。当仁宗派遣的使者代表仁宗问他们有什么要求时，他们没有提任何个人方面的要求。

仁宗知道范仲淹去世的消息后，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哀悼不已。全国官员和百姓知道范仲淹去世的消息后，也都表示深深的哀悼。

范仲淹去世后，谥号为“文正”。司马光首次提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的说法。他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被视为人臣去世后极美的谥号，皇帝不肯轻易给大臣此谥号。

该年十二月初一，范仲淹被安葬于西京洛阳的范氏家族新墓地。仁宗亲自撰写了“褒贤之碑”的碑额，诤友欧阳修撰写了神道碑，老友富弼撰写了墓志铭，司马光、王安石等作了祭文，后世写祭文悼念范仲淹的名臣则更多。邠州、庆州等地的官民最先为范仲淹修筑了祠堂。范仲淹的家乡苏州及其他为官之地，民众也先后修筑了祠堂。

徽宗宣和年间，朝廷特别下达诏令，要求建有范仲淹祠堂的地方，当地的监司、郡守、学官，每年都要按时率领当地民众祭祀范仲淹。

钦宗在位时期，为了激发臣下及民众的忠君爱国热情，下诏追封范仲淹为楚国公，后再追封魏国公。

宋元明清及“中华民国”时期，各地多次重修范仲淹的祠堂，表达对范仲淹的敬仰之情。

注释

[1]此三句选自宋真宗《劝学诗》，在当时及近代科举废止前影响很大。

[2]古代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加以奉祀，其对象大都是造福一方、深得民心的官员。当然下级官员出于阿谀奉承的目的，为上级官员立生祠的也有。

[3]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等阁，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又是朝廷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的地方。

[4]宋代宰相与执政官的统称，执政官包括副宰相和枢密院的枢密使、枢密副使。

[5]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十四岁中进士。

[6]以《春秋》经义为指南，研究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学问，实质就是对《春秋》的解读。

[7]宋代冬至为民间三大节日之一，皇帝则于此日接受百官朝贺，且百官必须穿朝服。

[8]不同于今日阳历的元旦，等于大年初一。

[9]刘太后虽然不是仁宗的生母，但对仁宗管教甚严，从小就培养仁宗将来即位后必须具备的为君之道。

[10]裁造务主管裁制衣服及皇宫的卧房设施和礼仪用品等。后苑作专门负责宫廷生活需要的物品及皇族婚嫁物品的制造。文思院主管皇帝及皇后所用的金银、象牙等奢侈品的制造。粮料院负责发放文武官的月俸和衣料。

[11]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个皇后是郭氏，随着年龄的增长，郭氏年老色衰且脾气日趋暴躁，刘秀于是以郭氏不能母仪天下的理由，废掉郭氏，改立阴丽华为皇后。阴丽华是当时名闻天下的美女，刘秀年轻时曾经抒发感叹：“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12]宋代为官需回避原籍、寄居地和居止处，经过皇帝批准的特殊情况例外。比如，皇帝为了照顾生病的韩琦，让韩琦三次在家乡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做官。

[13]路是宋代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转运使负责该路的财政、司法和监督大权。

[14]周代天子之学为“辟雍”，诸侯之学称“泮宫”。辟雍有水环绕，泮宫之水只能半之，为半圆形，称为泮池。泮即为半。古时凡新入学的生员都要在当地官员带领下，从棂星门入孔庙，登桥跨泮池，进入大成殿礼拜先师孔子，然后到明伦堂拜见教官，这个入学仪式称为“入泮”。

[15]今全国闻名的苏州中学就坐落于宋代苏州州学的原址上，从这里走出了30多名两院院士，国学大师王国维、钱穆等人曾经在此执教。

[16]中国古代于朝堂外悬鼓，以使有冤抑或急案者击鼓上闻，从而成立诉讼。登闻鼓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后历代相沿。我们常常在影视片中看到冤屈的百姓在衙门口击鼓鸣冤的场面，所击的大鼓就是登闻鼓。

[17]牢指祭祀时的用品，包括烤熟的牛、羊、猪等美味。

[18]原诗缺字。

[19]文昌阁或文昌楼、魁星阁、奎阁、魁星楼等，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祭祀建筑，为祭祀传说中掌管文运功名之神，保一方文风昌盛，希望在科考中，多出进士、状元。古代儒生在文庙祭孔的同时，也祭祀主宰文运的诸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