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在小说中呈现的万玛才旦
电影是否非得讲故事？这是可争议的话题。导演是否该写小说？不必争议：导演就是导演，多少编剧和小说家等着导演找他们呢。
嗜好文学而终于去拍电影的个例，却是有的，眼前的万玛才旦，又是小说家，又是好导演。在他手里，文学如何走向电影，电影如何脱胎于文学，可以是个话题。
我喜欢万玛的每部电影，好久好久没看过这么质朴的作品，内地电影好像早就忘了质朴的美学。什么是质朴呢？譬如阿巴斯。谁会说阿巴斯的作品不好吗？可是谁能拍出他那种无可言说的质朴感？
而“质朴”在万玛那里是天然的，虽然他的每部电影故事各异。
是因为藏族人才有的那种质朴吗？没有简单的答案。宗教，绝对是渊源之一，然而万玛的影像故事处处是我们时代的日常生活。当然，他十分懂得影片能够给出、应该给出的悬念、惊奇、无数细节，就像内地一流导演做到的那样，但他的每部电影都被他天然赋予了质朴的美学。
藏语，是万玛的母语，他实现了语言跨越，用汉语写小说。在万玛的汉语小说里，质朴呈现为“本色的写作”。这不是对他行文的贬抑，而是，小说自身的魅力、说服力、生命力，亦即，说故事的能量，尤其是想象力，生动活泼地被他有限的词语建构起来。
万玛早期的若干小说，我读过，有位“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难以忘怀，这就是小说家的天分。换句话说，什么能进入小说，成为小说，万玛异常敏锐。他的写作还活跃着另一种想象力，指向藏地的神话与民间故事传统，讲说奇幻故事，而其中的人物似乎个个活在今天的藏地。
我不知道这是出于想象力，还是写作的野心。
眼前这批万玛的新小说，展示了进一步的雄心，而且更自信了。他的篇幅比早先加长，扩大了故事的跨度，人物、情节，主题，更显复杂，不再框限于乡村素材，小说人物开始进入城市，进入摄制组，进入咖啡馆，进入诗人的日记……原先的乡村主题也增添了叙事的幅度，故事更抓人，情节更离奇——当然，他再次尝试了类乎于神话和寓言。
但我读着万玛的小说，很难忘记他的电影。在他手里，电影与小说是两件平行的、愉悦的事，还是未必交叉，却又彼此启发？
书写早期小说的万玛，并不知道还要过二十年才会去拍电影，那时，他的夙愿是当个作家——相对于内地梦想当导演的小子，一个藏区青年的电影梦，不知要艰难多少倍——他聪明而勤奋，同时用藏汉语写小说，并彼此翻译，二十多岁就出版了小说集。他不知道，这些小说悄悄孕育着他的电影。
有趣的是，当新世纪初，万玛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拍处女作，他还认真写了剧本，并未意识到先前的某些小说可以“变成”电影。而觉醒的电影意识告诉他，必须添加影像语言。《塔洛》《撞死一只羊》全部采用了他的小说，并在电影中丰满了故事的羽翼。
现在，当万玛推出这批新小说时，他已是个获得肯定的导演，经验丰富，深知构成一部电影的所有秘密，但他仍然热衷于写小说。
问题来了：理论上，从此他的每篇小说——文字的编织物——有可能成为电影剧本。我无法知道当万玛继续写小说，他内心是否会掂量：这篇小说能不能变成电影？而我，他的读者，因此被万玛感染了一种微妙的意识：他使我在他的小说中，想象电影。
最近他写了些什么呢？
譬如《水果硬糖》里那位神奇的母亲。她的头胎日后成长为理科优等生，十多年后，第二个孩子被发现是位活佛。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我愿相信这两兄弟跨越了藏地的过去和今日，这伟大的生育如草根般真实，我也愿意将这篇小说看作万玛的又一个寓言：藏地，就是那位母亲。
《故事只讲了一半》回应了万玛的早期电影《寻找智美更登》。那是找寻传奇的故事，换句话说，在万玛的主题中，他的故乡一再被拉回高原的记忆，而在这篇故事中，讲述者的亡故，将记忆带走了。
《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再一次，万玛采用了叙述中的叙述。那是他格外擅长的本事——他的两部电影嵌入了故事中的故事。《寻找智美更登》的中年人在车里一路讲述恋爱往事，不知道他身后坐着失恋的姑娘，跟车去找恋人讨个说法；《气球》中那条次要的线索，动人极了：因失恋出家的姑娘意外碰到前男友，发现他俩的爱与分手，已被男友写成小说。这位尼姑多么想读到那小说，然而被她的姐姐，女主角，一把扔进炉膛烧了。
《特邀演员》的焦点，是那位老牧民与少妻的关系，第一次，万玛的小说出现了电影摄制组。那是二十世纪的新事物，与故事中以古老方式结合的草原夫妻，遭遇了另一种关系。万玛似乎从未忘记在他的视野中双向地触及“过去”与“今天”。
少年同学的斗殴、寻仇、扯平、和解，在《一只金耳朵》里获得生动泼辣的描写，直到出现那只硅胶假耳，那只金制的耳朵。斯文寡言的万玛令我看到他的另一面：他从暴力的景观中看到喜剧感，而他对暴力的观察与描写，在我看来，多么纯真。
《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背景音乐》逸出了万玛惯常描写的空间，进入咖啡馆，出现两个人兴味盎然的漫长对话。我不知道现代短篇小说的思维是否影响了万玛，而“背景音乐”这一话题，似乎又来自电影思维。“咖啡馆”生活让我看到一个现代的藏区文化——多么不同于四十多年前我去到的那个西藏啊——而这种现代性的一部分，我有理由觉得是万玛用他的小说与电影带来的。
万玛套用民间故事结构创作的《尸说新语：枪》，可能是最令我信服的一篇。阴阳转世、鬼魅托尸、人兽变异、起死回生……原是各国各地区民间传说的“老生常谈”，而在西藏“故事”竟被假托于“尸”，也算一绝——我相信，万玛是个酷爱倾听故事的男孩，他甚至将西藏的民间传说译成汉语，出版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在这些古老的故事素材中，万玛重构并发掘了新的可能。
在这篇小说中，他抓住了“故事”这一观念：“讲述”与“聆听”的双方都愿付出生死代价，换取“故事”。而成为导演后的万玛不肯止步于老调，他擅自在故事里塞了一把枪！枪，可说是电影不可或缺的元素，经万玛这一转换，人们百年之后读到这个故事，将会知道在我们的世纪，人对付鬼魅时，手里多了一件武器。
《诗人之死》似乎能够成为电影的脚本——很难说这是个悲剧故事，但在万玛的小说和电影中，爱情总是纠结的、反复的、忽而闪现希望，终究归于失败。“坟地”，是诗句，也是诗人的结局，又成为小说的意像。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万玛这样看待爱情与婚姻？
《猜猜我在想什么》可能是我格外偏爱的一篇。那像是一组电影镜头，然而主角“我”的一连串内心活动，完全属于“小说”。当“洛总”大叫“这些人当中随便杀一个就行”——小说到此刹住——万玛却给出了电影画面般的震撼（我会想象镜头掠过所有惊恐的脸），然而，却不很像电影的结尾。
我从未试着谈论小说，不确定以上解读是否切当、有趣。能确定的是，万玛以他难以捉摸而充满人文意识的才华，令人对今日藏地的文艺活力，刮目相看。他一部接一部地拍电影，一篇接一篇地写小说，带动了一群藏地文艺才俊。在内地的电影与文学景观中，藏地创作者的介入，已是清新的潜流，这股潜流，我以为始于万玛才旦，而且，始于他泉水般涌动的小说。
202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