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在小说中呈现的万玛才旦
电影是否非得讲故事?这是可争议的话题。导演是否该写小说?不必争议:导演就是导演,多少编剧和小说家等着导演找他们呢。
嗜好文学而终于去拍电影的个例,却是有的,眼前的万玛才旦,又是小说家,又是好导演。在他手里,文学如何走向电影,电影如何脱胎于文学,可以是个话题。
我喜欢万玛的每部电影,好久好久没看过这么质朴的作品,内地电影好像早就忘了质朴的美学。什么是质朴呢?譬如阿巴斯。谁会说阿巴斯的作品不好吗?可是谁能拍出他那种无可言说的质朴感?
而“质朴”在万玛那里是天然的,虽然他的每部电影故事各异。
是因为藏族人才有的那种质朴吗?没有简单的答案。宗教,绝对是渊源之一,然而万玛的影像故事处处是我们时代的日常生活。当然,他十分懂得影片能够给出、应该给出的悬念、惊奇、无数细节,就像内地一流导演做到的那样,但他的每部电影都被他天然赋予了质朴的美学。
藏语,是万玛的母语,他实现了语言跨越,用汉语写小说。在万玛的汉语小说里,质朴呈现为“本色的写作”。这不是对他行文的贬抑,而是,小说自身的魅力、说服力、生命力,亦即,说故事的能量,尤其是想象力,生动活泼地被他有限的词语建构起来。
万玛早期的若干小说,我读过,有位“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难以忘怀,这就是小说家的天分。换句话说,什么能进入小说,成为小说,万玛异常敏锐。他的写作还活跃着另一种想象力,指向藏地的神话与民间故事传统,讲说奇幻故事,而其中的人物似乎个个活在今天的藏地。
我不知道这是出于想象力,还是写作的野心。
眼前这批万玛的新小说,展示了进一步的雄心,而且更自信了。他的篇幅比早先加长,扩大了故事的跨度,人物、情节,主题,更显复杂,不再框限于乡村素材,小说人物开始进入城市,进入摄制组,进入咖啡馆,进入诗人的日记……原先的乡村主题也增添了叙事的幅度,故事更抓人,情节更离奇——当然,他再次尝试了类乎于神话和寓言。
但我读着万玛的小说,很难忘记他的电影。在他手里,电影与小说是两件平行的、愉悦的事,还是未必交叉,却又彼此启发?
书写早期小说的万玛,并不知道还要过二十年才会去拍电影,那时,他的夙愿是当个作家——相对于内地梦想当导演的小子,一个藏区青年的电影梦,不知要艰难多少倍——他聪明而勤奋,同时用藏汉语写小说,并彼此翻译,二十多岁就出版了小说集。他不知道,这些小说悄悄孕育着他的电影。
有趣的是,当新世纪初,万玛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拍处女作,他还认真写了剧本,并未意识到先前的某些小说可以“变成”电影。而觉醒的电影意识告诉他,必须添加影像语言。《塔洛》《撞死一只羊》全部采用了他的小说,并在电影中丰满了故事的羽翼。
现在,当万玛推出这批新小说时,他已是个获得肯定的导演,经验丰富,深知构成一部电影的所有秘密,但他仍然热衷于写小说。
问题来了:理论上,从此他的每篇小说——文字的编织物——有可能成为电影剧本。我无法知道当万玛继续写小说,他内心是否会掂量:这篇小说能不能变成电影?而我,他的读者,因此被万玛感染了一种微妙的意识:他使我在他的小说中,想象电影。
最近他写了些什么呢?
譬如《水果硬糖》里那位神奇的母亲。她的头胎日后成长为理科优等生,十多年后,第二个孩子被发现是位活佛。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我愿相信这两兄弟跨越了藏地的过去和今日,这伟大的生育如草根般真实,我也愿意将这篇小说看作万玛的又一个寓言:藏地,就是那位母亲。
《故事只讲了一半》回应了万玛的早期电影《寻找智美更登》。那是找寻传奇的故事,换句话说,在万玛的主题中,他的故乡一再被拉回高原的记忆,而在这篇故事中,讲述者的亡故,将记忆带走了。
《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再一次,万玛采用了叙述中的叙述。那是他格外擅长的本事——他的两部电影嵌入了故事中的故事。《寻找智美更登》的中年人在车里一路讲述恋爱往事,不知道他身后坐着失恋的姑娘,跟车去找恋人讨个说法;《气球》中那条次要的线索,动人极了:因失恋出家的姑娘意外碰到前男友,发现他俩的爱与分手,已被男友写成小说。这位尼姑多么想读到那小说,然而被她的姐姐,女主角,一把扔进炉膛烧了。
《特邀演员》的焦点,是那位老牧民与少妻的关系,第一次,万玛的小说出现了电影摄制组。那是二十世纪的新事物,与故事中以古老方式结合的草原夫妻,遭遇了另一种关系。万玛似乎从未忘记在他的视野中双向地触及“过去”与“今天”。
少年同学的斗殴、寻仇、扯平、和解,在《一只金耳朵》里获得生动泼辣的描写,直到出现那只硅胶假耳,那只金制的耳朵。斯文寡言的万玛令我看到他的另一面:他从暴力的景观中看到喜剧感,而他对暴力的观察与描写,在我看来,多么纯真。
《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背景音乐》逸出了万玛惯常描写的空间,进入咖啡馆,出现两个人兴味盎然的漫长对话。我不知道现代短篇小说的思维是否影响了万玛,而“背景音乐”这一话题,似乎又来自电影思维。“咖啡馆”生活让我看到一个现代的藏区文化——多么不同于四十多年前我去到的那个西藏啊——而这种现代性的一部分,我有理由觉得是万玛用他的小说与电影带来的。
万玛套用民间故事结构创作的《尸说新语:枪》,可能是最令我信服的一篇。阴阳转世、鬼魅托尸、人兽变异、起死回生……原是各国各地区民间传说的“老生常谈”,而在西藏“故事”竟被假托于“尸”,也算一绝——我相信,万玛是个酷爱倾听故事的男孩,他甚至将西藏的民间传说译成汉语,出版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在这些古老的故事素材中,万玛重构并发掘了新的可能。
在这篇小说中,他抓住了“故事”这一观念:“讲述”与“聆听”的双方都愿付出生死代价,换取“故事”。而成为导演后的万玛不肯止步于老调,他擅自在故事里塞了一把枪!枪,可说是电影不可或缺的元素,经万玛这一转换,人们百年之后读到这个故事,将会知道在我们的世纪,人对付鬼魅时,手里多了一件武器。
《诗人之死》似乎能够成为电影的脚本——很难说这是个悲剧故事,但在万玛的小说和电影中,爱情总是纠结的、反复的、忽而闪现希望,终究归于失败。“坟地”,是诗句,也是诗人的结局,又成为小说的意像。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万玛这样看待爱情与婚姻?
《猜猜我在想什么》可能是我格外偏爱的一篇。那像是一组电影镜头,然而主角“我”的一连串内心活动,完全属于“小说”。当“洛总”大叫“这些人当中随便杀一个就行”——小说到此刹住——万玛却给出了电影画面般的震撼(我会想象镜头掠过所有惊恐的脸),然而,却不很像电影的结尾。
我从未试着谈论小说,不确定以上解读是否切当、有趣。能确定的是,万玛以他难以捉摸而充满人文意识的才华,令人对今日藏地的文艺活力,刮目相看。他一部接一部地拍电影,一篇接一篇地写小说,带动了一群藏地文艺才俊。在内地的电影与文学景观中,藏地创作者的介入,已是清新的潜流,这股潜流,我以为始于万玛才旦,而且,始于他泉水般涌动的小说。
202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