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传书寄真情(汪曾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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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唐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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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缺少司汤达的叙事本领,缺少曹禺那样的紧张的戏剧性。……我有结构,但这不是普通所谓结构。虽然我相当苦心而永远是失败,达不到我的理想,甚至冲散我的先意识状态(我杜撰一个名词)的理想。我要形式,不是文字或故事的形式,是人生,人生本身的形式,或者说与人的心理恰巧相合的形式。(伍尔夫,詹姆士,远一点的如契诃夫,我相信他们努力的是这个。)也许我读了些中国诗,特别是唐诗,特别是绝句,不知觉中学了“得鱼忘筌,得义忘言”方法,我要事事自己表现,表现它里头的意义,它的全体。事的表现得我去想法让它表现,我先去叩叩它,叩一口钟,让它发出声音。我觉得这才是客观。我的absent in mind时候也许我是在听吧,听或近或远汩汩而来的回声余音吧,如果你不以为我是在说谎。我想把我拟编的一个集子名为《风色》。司空表圣的“风色入牛羊”我颇喜欢,风色是最缥缈,然而其实是最具体实在的。

我现在似乎在流连光景,我用得最多的语式是过去进行式(比“说故事”似的过去式似稍胜一筹),但真正的小说应当是现在进行式的,连人,连事,连笔,整个小说进行前去,一切像真的一样,没有解释,没有说明,没有强调、对照的反拨,参差……绝对的写实,也是圆到融汇的象征,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意味”,尽善矣,又尽美矣,非常的“自然”。

注释

此两封信(片段)大约写于一九四七年,见于唐湜《新意度集》,三联书店,一九九〇年九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