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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从退伍军人津贴存下五十块钱以后，我准备去西海岸。我的朋友雷米·班克尔早前从旧金山给我写了信，说我应该来，跟他坐一艘环游世界的邮轮出海。他发誓能让我混进机舱。我回信说我觉得有旧货轮坐就不错了，但前提是，从几次漫长的太平洋之旅回来后，我还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因为我要在姨妈家把书写完。他说他在米尔市有个棚屋，我可以住在那里写作，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反正上船也得费好大一番周折。当时他和一个叫丽安的妹子同住；他说丽安做饭很好吃，一切都会顺利的。雷米是预科学校的老朋友，巴黎长大的法国人，这家伙真的很疯——这时我还不知道他有多疯。所以他希望我十天之内抵达。姨妈完全同意我去西部旅行；她说那对我有好处，我整个冬天都太拼了，在室内闷了太久；我跟她说路上必须搭几趟便车，她居然也不抱怨。她对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回来的时候不要缺胳膊少腿的。所以那天早上，我把写了一半的厚厚书稿留在桌面上，最后一次叠好家里舒适的被子，往帆布包里塞了几件必要物品，口袋里揣着那五十块钱，便出发奔向太平洋了。

此前我研究美国地图已有好几个月，甚至看了一些关于那些先驱者的书，咂摸着诸如普拉特和西莫隆之类的地名，交通图上有一条长长的红线，叫做6号公路，从鳕鱼角的末端直通内华达州的伊利，从那里往下折到洛杉矶。我只要沿着6号到伊利就行了，我对自己说，然后信心满满地出发了。去6号必须北上熊山。满脑子幻想到了芝加哥、丹佛和最终目的地旧金山都要做些什么，我乘坐第七大道地铁，到了第242街终点站，在杨克斯市区换乘一辆往郊区开的电车，来到市区边缘，哈德逊河东岸。如果你在哈德逊河位于阿第伦达克山中的神秘源头丢下一枝玫瑰，想一想它要经过多少地方，才永远地流入大海，想一想让人赞叹的哈德逊河谷。我开始在路边拦车；断断续续搭了五趟便车，我终于抵达想到的地方，也就是熊山大桥，6号公路从新英格兰弯弯地通到那里。下车时，天上下起瓢泼大雨。周围群山环绕。6号公路跨过河，绕过一个转盘，消失在荒山野岭之中。那里不仅没有车，而且雨倾盆而下，我没有遮挡的地方。我不得不跑到几棵松树下面躲雨；这没有用；我哭了起来，大声咒骂自己脑袋坏了真是个大蠢货。我在纽约北边四十英里；一路上我本来就很担心这个，今天是动身的大日子，我却奔向北方，而不是渴望已久的西方。现在我果然困在遥远的北方了。我奔跑了四分之一英里，来到一个废弃的、可爱的英式加油站，站在滴水的屋檐下。从我头顶上方，高大的、毛茸茸的熊山送来一声声响雷，给我的心填满了对神的畏惧。我只看见雾蒙蒙的树木和可怕的荒野冉冉升向空中。“我他妈的到底在这里搞什么？”我咒骂着，哭喊着，我想要去芝加哥。“这时候他们大家逍遥快活，他们做这个做那个，可我却不在那里，我什么时候才能去那里！”我大喊着诸如此类的话。后来终于有一辆轿车停在空荡荡的加油站；车里一男二女，他们想要研究一下地图。我赶紧走过去，在滂沱大雨中比划着；他们彼此商量；当然，我看上去像个疯子，头发全湿了，鞋也泡了水。我真他妈蠢，我的鞋是一双墨西哥瓦拉切[7]，跟用植物编成的筲箕一样，根本不适合在美国的雨夜穿，也不适合走崎岖的夜路。但他们让我上了车，把我送到纽堡；纽堡其实在北边，但我接受了，毕竟比彻夜困在熊山的荒郊野岭要好。“还有，”那男的说，“6号没什么过路车。如果你想去芝加哥，最好穿过纽约荷兰隧道，先去匹兹堡。”我知道他是对的。要怪就怪我自己痴心妄想，蠢兮兮地以为沿着一条大红线就能横穿美国，也没想到试试不同的途径和路线。

到纽堡以后雨停了。我沿着河往南走；我不得不坐一辆大巴回纽约，大巴上全是些中学老师，他们在山里过了周末要回去，一路上叽里呱啦说个不停；我痛骂自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多钱，我告诉自己，我明明要去西部，却在这里搞了一整天，搞到天黑，跑上跑下，北突南奔，什么名堂也没搞出来。我发誓我明天要到芝加哥，一定要到那里，我要坐大巴去芝加哥，哪怕把钱花得七七八八，去他妈的不管了，反正明天我一定要到芝加哥。

[7]瓦拉切（huarache）是一种墨西哥凉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