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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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自髫年为禄仕,挂帆常向鲁门行

富贵与学识,一般人难以得兼,或富有或学识都足以为常人所羡之对象。但只能据其一,总不免会让人心生出这样那样的遗憾来。原因在于只有钱而无文识容易使人粗鄙庸俗,令人感到浅薄轻浮;而只有文识却无钱财,难免会自恃清高而又时常会捉襟见肘,易让世人感觉寒酸自傲,难以亲近。倘若在两者之间能做到和谐融洽的话,他必是人尽仰慕企羡的对象。城市亦如人,仅仅人文荟萃或者繁华市井都不足以令人向往至极,只有当两者兼备时才会令人魂牵梦绕。

临清州塔湾,清欧洲访华使绘

16世纪时,有朝鲜人崔溥沿运河北上回国后,他给主君讲起途中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道:“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巷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漂海录》)这里反映出了中国南北城市之间的根本差别。十五六世纪江南是中国最富庶最奢靡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方,下至贩夫走卒皆能知书识字。其城市能成为人尽倾慕之地,原因即在于它能把物质与精神两种文明都搞好,在奢华富丽与文质彬彬之间做到鱼水兼得。北方城市在这一点上,往往要逊色于江南。

然而临清深受运河文化的浸染,绝不类于一般北方城市。清《山东通志》卷七曾有这样一段评临清风俗的话说:“临清州,俗近奢华而有礼,士虽务名而有学。文教聿兴,科第接踵,衣冠文物甲于东方。”可以看出临清这种汲汲于“物”又笃志于“文”的精神,是不类于北方城市反似于江南的。运河的开通,使四方人文荟萃于临清。而在运河上漂流的诸多文化中,江南那种既重利又重文的城市精神曾对临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受这种文化精神的熏陶,加之邹鲁之邦本身文风渊源淳厚,使得临清在发展过程中既重视看得见的物质建设,又重视看不见的精神文化建设,而后者在城市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看不见的东西主要体现为文化教育,对它作出贡献卓著的则是临清的两种特殊人群。一种人是主事该地的官宦,他们除办官学外,尚竭力于学院和私人教育。如始创于明嘉靖十一年(1533年)最负盛名的青源书院,清初曾因战乱一度衰落,但在历届职官的努力下,又重新成为临清人才培养的圣地。为了振兴学院,康熙年间知州许承苍曾延师掌教,并委两学教官同监院事;乾隆年间张维垣上任,见书院年久衰败,就利用原工部旧署重建;光绪年间上任的知州陶锡祺在努力扩大书院规模的同时,还出部分俸禄为书院添购书籍,给学生作助学金。他们又发动官绅捐献钱财来置办学田。无论官宦重教育的目的是为攒取政声,还是为实现个人抱负,还是实践儒家学说的理想,在客观上都有利于临清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才鼎盛。而另一种人是有长远眼光、不迷惑于熏熏利欲的乡绅、平民,他们知人文精神乃是社会的第一等大事,为倡乡邦文化不遗余力,乃至损折个人名利。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时,州人周亦达于学宫后建尊经阁一座,先后自费购书二百余种无偿向临清的学者开放;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有僧了证以化缘来的钱创办姊妹义学;清末乡绅孙毓玑年捐银一千多两创办临清中学堂。其中被传为千古佳话的是武训兴义学。

武训是清道光、光绪年间临清堂邑(今属河北)人,父母早亡,早年极端穷困、遭受过种种欺辱和不幸。在苦难中他终于认识到只有读书识字才能改变穷苦人命运,于是他立志要办义学。武训为实现夙愿,终生东奔西走靠行乞、帮人打短工筹措资金,经常口中念叨“抗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这样的歌谣。他想出让人弹脑袋,学倒立,做蝎子爬,给人当马骑,甚至吃毒虫、吞石块、吃粪等使人施舍的种种办法。以至临清有了句“武训的脑袋莫轻弹(清谈)”的歇后语。经过十年的乞讨,武训有了点积累,先后恳求馆陶县武进士娄峻岭和文进士杨树芳代为放利生息。起初为求杨树芳,武训到他门外跪了三四天,杨氏查知他是真心实意要兴义学后,当时十分惊喜,满口答应下他的请求。此后武训继续行乞,积得的钱只要满一串就去交给他。

武训先生小像

武训办义学从不夹私心。他一直鳏居,就是怕有了妻儿会妨碍他的义行。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编了两首歌回答说:“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义学为生涯”“不取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他五十岁的时候,杨树芳郑重劝他再考虑。他还是说:“我活一天,就办一天义学,这个心愿是永远不会放弃的。我不娶亲,我积蓄的钱都可由我做主;若是娶了亲又生了子,妻子的衣食用度,都要花费我的钱,那就妨碍我的事情,违了我的心愿。”(民国冯玉祥《武训先生传》)

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他的积蓄已有银七千多两时,杨树芳向堂邑县知事郭春煦正式提出办学申请。知事听说这个千古奇事后,极为感动,同意并愿赞助办学。经过多方支持,武训终于实现了夙愿,在堂邑柳林镇办起了他的第一所义学“崇实义学”。学堂建好后,他仍继续行乞维持学堂和创办下一个义学,先后还办了馆陶杨二庄育英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学。学堂的教书先生和学生都是武训挨门跪请来的,数年间学堂的学生增加到了百多人,邻近各县的生童往往跑数十百里到他这里来读书,每年岁考,考入县庠学的学生不下一二十人。山东巡抚张曜听到武训的义行后,特地派人传见了他。张巡抚还向朝廷奏请给他建造了一座“乐善好施”的牌坊。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政府特颁匾额一方以表彰武训,上书“博爱为仁”四个金色大字。

民国时期的临清武训义学校门

临清渐渐形成了学校林立、人才鼎盛的局面。民国时修纂的《临清县志》叙明清以来其教育盛况道:“数百年来得才为盛。是时,上作下应,庠序如林,有家塾、有公塾。又城市外陆续添设义学多处,童而习者,经书制艺而外,并及诗赋楷法。”(《临清县志》卷10“教育志一·学制”)其才之盛,可谓:“一自髫年为禄仕,挂帆常向鲁门行。”(明王问《泊武城县》)据民国《临清县志》统计,临清文科进士唐宋时只有3人,元无记载,而明代骤升至63人,清代有所下降为32人;文科举人,元前无记载,明有162人,清有79人;贡生明有253人,列贡生240人;清有194人,恩拔副优贡生70人。若再结合明清时代人才尽出江南而北方寥落这一个情形,就不难明白临清科举数据增长的巨大意义了。这些才士就像天空的明星一样,以他们的德、才、识、学耀亮了临清精神世界,超拔了临清的人文境界。除了这些进士、举人外,临清最耀眼的星星、最值得称道者,应数名响大河南北的布衣诗豪谢榛。

谢榛,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屐山人,活跃于明嘉靖至隆庆间,是明中后期诗坛著名的“后七子”之一。相传谢榛一目失明,但自幼聪颖超人,16岁时所作乐府商调为少年争相传诵。年龄稍长,他心不旁骛,折节读书,潜心于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不久即以声律闻名于世,其所著《四溟诗话》(又名《诗家直说》)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谢榛《四溟诗话》书影,清潘仕成辑《海山仙馆丛书》刻本

谢榛壮年开始游历四方,在长安遇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结为诗社,是为明“后七子”。结社之初七人均为布衣,谢榛以年龄最大及最有诗名而掌盟主之位,李攀龙次之。谢榛主张诗歌创作应汲取盛唐诸家的创作经验,提出一些自己的诗歌理论说:“选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但为防止陷于泥古,他又提出要“文随时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纵横于古人众迹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为蜜,其味自别,使人莫之辨之”。(明谢榛《四溟诗话》序、卷3)他的主张成为“后七子”诗论的理论基础。

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书影

在明代专以模仿为风气的氛围中,他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但也引起盲目拟古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一些不满,七子之间逐渐产生了分歧和矛盾。之后,随着李攀龙与谢榛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越来越大,以及诗歌理论上的不合,这种不满情绪演变成激烈论战。李、王猛烈攻击谢榛的诗作及诗论,最终李攀龙与谢榛绝交,并将其从“后七子”中排挤出去。尽管如此,谢榛的声望依旧,其诗作及诗歌理论依然为当时文坛所推崇。李、王二人也最终没能彻底超越它。清人钱谦益在评价“后七子”时,就指出其在理论上对谢榛的依赖:“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茫无适从”,及至谢榛论出,“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摈茂秦,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清钱谦益《列朝诗集》)。

谢榛虽终生布衣,但重情仗义,曾以壮举博得天下士林景仰。嘉靖时,河南浚县有太学生卢楠饮酒赋诗傲视公卿,激怒县令,被下冤狱。当时正携诗卷西游长安的谢榛闻讯后,立即愤然写下“枯草又春风,尔怀莫能诉;绿鬓生死间,谁怜鹦鹉赋”的绝句,寄到狱中安慰卢楠;又毅然千里跋涉不辞艰辛入京师寻求营救途径。他奔走呼告,拜求贤哲,泣诉卢楠之冤,以救无辜;费尽周折,终于将卢楠营救出狱。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获知谢榛的义举及详细经历后,将这一事实写成一篇脍炙人口的《卢太学诗酒傲公侯》话本小说故事,播扬天下,以激励天下文士。天下士林也因此对之景仰称颂,京师名流争与之结交,连当时的秦、晋诸藩王亦争相邀请,以至于大河南北称之以谢先生。

烟云散去,尘埃落定。当清初诗客吴江人计甫草途径凭吊时,殁葬邺城的谢榛才华已难敌荒冢野草,其墓早已圮坏。计氏见状痛惜万分,因感慨而作《邺城吊谢茂秦山人》诗一首云:“邺中怀古正秋风,辞赋深惭谢氏工。生欲移家辞白雪,殁后疑冢对秋枫。诸王礼数何常绝,七子交期竞不终。自是贵游无远识,布衣未必叹飘蓬。”计氏不忍才人埋没无迹,后人无以凭吊,遂倾囊为之修葺一新,又请呈县衙为其墓立碑。计氏之举,复惹后人感叹道:“眇目山人足性灵,诗盟寒后苦飘零。后来谁吊荒坟者,只有吴江计改亭。”(清沈德潜《戏为绝句》)

民国临清广积门外发现的谢茂秦故里碑(自民国张自清等修《临清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