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运河赐良机，“江北一都会”

聊城的兴盛源自京杭大运河带来的商业机遇。

隋朝大运河永济渠段在馆陶县附近进入今山东境内，然后沿今山东、河北省界东北流，经过今临西、清河到德州，又流进河北境内，尚与聊城无缘。大运河经过聊城始于元代。从南宋开始，江南的经济实力已大大超过了北方。政治中心位于北方的元朝，其“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为了更方便地将江南的财富向北运往元朝的首都大都，元朝政府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和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分别下令开挖了济州河和会通河，沟通了济宁以北直至临清的河道，使运河自淮北直接流进山东，穿过华北平原以达京城，不必再绕道河南，比以前更方便了江南物资向京城的输入。其中会通河便流经聊城。但初期的会通河岸狭水浅，漕运功能不强。况且元末明初长期战乱，一度断了航路。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明朝政府征发民夫二三十万，重新开挖会通河，同年八月竣工。开通后的会通河由济宁经张秋、聊城至临清全长385里，“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比元代大为拓展。为了保证运河的畅通，明清两代政府频繁地对大运河进行修治与管理，有的时期运河山东段几乎是年年治河，岁岁修坝修闸。

东昌府运河图（自清岳濬等修《山东通志》）

运河贯通之前，山东西部地区交通不便，偏僻闭塞。及至运河贯通，以运河码头为起点或终点的众多区域性道路，使山东西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地区，促进了该地区漕运的兴盛，活跃了南北物资交流，使该地区的经济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作为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重要码头之一，聊城处于鲁西北的流通中心地位，与山陕、辽东联系密切，其社会经济在明代曾一度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它也由明初的地方政治中心城市开始转变为一个商业城市，成为“商贩所聚”之地。

然而在明代中后期，聊城的经济发展速度慢了下来。这主要是因为聊城在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地理位置与临清和济宁相比较而言处于劣势。临清地处鲁西北，据汶卫交汇处，扼运河交通之要冲；而济宁居鲁西南，南控徐沛，北临汶泗，亦为运河交通孔道。明代江南货物大量输往北方，以这两座城市为集散之地，所以它们的发展速度尤为迅速。而聊城位于山东运河中部，则无此优势，所以它的发展速度远不如临清和济宁。但尽管如此，聊城的商业仍有明显发展，据万历《东昌府志》卷2《物产》载：“聊城为府治，居杂武校，服食器用竞崇鲜华……由东关溯河而上，李海务、周家店居人陈椽其中，逐时营殖。”

到了清朝前期，华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山东运河区域商品经济也发展到较高的程度，聊城城市的经济功能明显加强，其发达程度一度直逼临清、济宁等商业城市。清中期以后，由于几次黄河决口以及战争的破坏，临清受到很大的冲击，地位渐趋衰落，而聊城由于受到冲击较小，其商业规模甚至一度日渐扩大。特别是到清乾隆、道光年间，聊城商业达到极盛，成为运河沿岸九大商铺之一。据估计，道光年间聊城的商业店铺达1300家之多。全国各地客商络绎不绝地涌向这里，以致城东关外的运河中帆樯如林，舳舻相连；岸边车水马龙，货积如山。南国的丝绸、竹器、茶叶、食糖，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物品经运河源源而至，再由聊城转运周邻各县；而聊城当地所产的麦豆、乌枣、棉花、布匹、皮毛等物品则经运河运往附近各省，并转运四面八方。

输向各地的聊城特产中，尤其以乌枣和皮毛著名。鲁西一带盛产梨枣，如东昌府恩县马颊河两岸的枣梨桃李果林带“凡五六十里”，堂邑、博平两县素有“堂梨博枣”之说，清初的阳谷县境内更是“梨枣相望”。聊城加工熏制的乌枣，“每包百斤，堆河岸如岭”，除少部分供应本地外，大部分都随回空漕船销往江南。据研究，清代乾隆年间，每年运往江南的山东大枣及其他干鲜果品达五六千万斤之多。聊城乌枣也因而美名远扬。聊城的皮毛加工业规模和名气虽然不如济宁和临清，但其产量也颇丰，名声也颇响。万历《东昌府志》卷2《物产》云：“羊裘、毡罽出自府城（按即聊城）、临清者佳。”这除了是因为大运河带来的便利交通外，另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元朝以来，回族人的大量迁入带来了畜牧业和先进的皮毛加工技术。

《东昌府志》书影

聊城发达的商品经济给自身带来了名声，被称为“曹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并有“江北一都会”的美誉。从某种意义上讲，聊城在清中期代替临清成为山东运河北段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这真可以称为聊城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