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

如同人类其他交通工程一样，古代中国人开挖运河的目的之一是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受之影响，人们对运河的认识与研究，长期以来也主要局限于政治、经济等实用层面。而把目光仅仅停留在“物”上，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首先，大运河的开凿与整修，不仅只为粮食、茶叶、丝织品等提供了便捷的流通渠道，由于“物”的背后是“人”，有着特殊的感性需要、精神内涵与文化形式，因而，从一开始，大运河本身也是南北乃至古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在大运河的深层，还潜藏着一条文化的河流，它不仅直接串联起南北，也由于沟通了黄河与长江等水系，从而间接地连接起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中国文化大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尽管大运河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功能大为减弱，但正如“实用退潮，审美登场”这一美学原理所暗示的，直接的政治经济功能衰退，并不意味着大运河已寿终正寝；相反，正是直接的功利性与实用性功能退居二线，才使它固有的思想、情感、记忆等文化审美功能获得了表现的可能，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

通州运河与宝塔铜版画及《地理志略》书影（自赵大川编著《京杭大运河图说》）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与保护上，有一个重要的新概念是“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or cultural itinerary）。有关专家指出，文化线路是指带有起点和终点、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线性景观或网络系统，其特殊性在于“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价值”，如某段重大历史时期经常性和重复性运动的物理表现或认识表现，能够连接时间、空间，跨越陆地和水域，或者除了促进商品和思想交流外，还推动文化区域内或各文化地区间的共同发展。文化线路的主要特征是：①与一定历史时期相联系的人类交往和迁移的路线，既包括一切构成该路线的文化元素，如城镇、村庄、建筑、闸门、码头、驿站、桥梁等，同时也包括山脉、陆地、河流、植被等自然元素。②作为一种线形文化景观，它可以是国际的、国内的、地区间的或地区内部的；可以是一个文化区域内部的，也可以是不同文化区域间的。③它的价值构成是多元与多层次的：既有作为线路整体的文化价值，又有承载该线路的自然生态价值；既包括其内部的建筑和其他单体遗产自身的价值，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涵的人文价值。从这些基本的界定看，在时间上始于春秋时代，历经整个古代社会，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在空间上一直作为中国南北地区联系的重要枢纽，无疑是世界文化遗产中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路”。

清《盛世滋生图》苏州阊门水陆通衢集市（局部）。唐代以后坊市限制的打破，集市一般在桥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形成

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也主要是以运河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其具体内容可以从三方面加以了解：

首先，大运河的开通与历代的整修，对于古代北方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的向南传播，具有重要的交通走廊意义。如何荣昌先生说：“自从隋炀帝开江南河之后，不但改善了江南水陆交通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使江南地区与中原联系在一起，从此，江南地区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对江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18)如翁俊雄说：“唐前期，社会安定，运河畅通，南来北往的人们大致经由汴河路。开元、天宝时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李涉和韦建先后沿运河南下，沿途作诗，以志此行。李涉有《濉阳行》（《全唐诗》卷883），韦建有《泊舟盱眙》（《全唐诗》卷257）。崔颢送友人南下，有‘长安南下几程途，得到邗沟吊绿芜’（《维阳送友还苏州》，《全唐诗》卷130）之句。岑参送友人南下省亲，云：‘汴水扬波澜，万里江南通。’‘老亲在吴郡，……复展膝下欢。’（《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全唐诗》卷198）上述濉阳、盱眙、邗沟、吴郡，就扼要地勾画出运河一线。”(19)由此可知，大运河文化路线的第一层即北方与中原文化的南迁，尽管文化沿运河南迁的研究相对不足，但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是大运河文化研究可以拓展的领域。

扬州文选楼（自《江都县志》）

其次，大运河的开通与整修，不仅直接刺激与活跃了不同地区间的物流商贸与人际交往，同时也对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往来及其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大运河被称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如田余庆在《运河访古》的前言中提到的“海上‘丝绸之路’”：“唐宋……时期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以及各种文化书籍向海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贡献。”(20)其实，这种国际化的交往并不限于沿海港口城市，位于南运河（天津至临清）地段上的德州，也曾是大运河上一个重要口岸城市。在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剌曾携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巴都葛巴剌卜及其家属三百四十余人漂洋过海，沿着运河一路北上，在北京受到永乐皇帝的热情款待。在三王原路返回时，因气候不适，苏禄王一病不起，将骸骨埋在了德州，他的部分亲属也驻留下来，并最终融入中华文化，留下了中外文化友好往来的历史一页。也就是说，大运河文化路线的第二层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传播与相互影响。在以上两方面的研究中，尽管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与社会，但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缠绕关系，文化交流的信息也必然隐含在其中。倘若在今天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开掘与探索，一定会描绘出一幅完整而生动的中外文化线路图。

再次，是江南文化对北方、中原文化发生作用与影响的文化线路。与前两条线路不同，这在以往基本上是被忽视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有“重北轻南”的传统。北方是中国的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中心，江南文化只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附属角色，使人们往往只见前者对后者的单向传播与影响，而对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即使偶而被零星地提到，也基本上缺乏深度的关切。如有人尽管注意到运河的开通，使江南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及各种文化书籍大量运往北方，如茶叶有“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封氏闻见录》卷6）之说，但这些江南物产对北方与中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基本上是看不到有“下文”的。传统上“重北轻南”的意识形态，与当代“重经济而轻文化”的运河研究思维定势，共同造成了江南文化北行研究的缺席或不定。

江南文化向中原与北方地区的传播，不仅有客观的必然性，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是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后来至上。至少在魏晋以后，江南地区的学术文化就超过了北方，如刘师培说：“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南北学派不同论》）而到了两宋时期，杭州则成为全国的印刷业中心之一。如王国维说：“北宋刊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观堂集林》第4册《两浙古刊本考序》）当代学者也指出：“南宋时，除官刻的‘监本’通行全国之外，大大小小的私家刻书铺，遍布杭城大街小巷，有名可查者就有十几家。就质量而论，也以杭州的印刷技术最高，汴京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汴京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建，多以柔木为之，取得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书籍的大量刊行，促进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再加上杭州湖山秀丽，经济繁荣，运河交通的便利，又使之与各地的文化交流联系十分频繁和密切，可得风气之先，于是一时又成为全国人文荟萃之地。”(21)其次是江南发达的文教事业培养出众多的优秀人才。江南地区经济生产力的发达，为人才培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北方与中原，“不幸而有荒年，则伐桑枣，卖子女，流离失所，草芽木皮无不食者”（丘濬《天下衍义补》）。而频繁的战争也直接影响到文化再生产，“中州老师存者无几”，以至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特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但在“膏腴千里，国之仓庾”的江南地区，则是“民既富，子弟多入学校”（王世懋《二酉委谈摘录》）。物质基础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前提，早在北宋，南人考取进士的人数已多于北方，至明初，进士的名额几被南方人垄断，明仁宗为解决南北文人之争，曾于洪熙元年（1425年）制定了“南方取十之六，北方取十之四”（《明史》卷七十）的政策。以江南水乡同里为例，从唐初贞观（元年即627年）年间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间，同里出了一个状元，38个进士和80个举人。大量江南士子或游学或求仕，必然要把江南社会的文化、风俗、生活方式带往中原与北方。但是很可惜，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是江南有多少船米、丝织品、茶叶等销往北方与中原，对于其文化的北行则很少予以关注。不仅士子与官宦，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江南客商等，他们沿着大运河北上的历史与文化行程，至今未能得到重视与系统的研究，使一条原本应该更丰富多彩的大运河文化线路，不仅在形式上显得过于呆板，在内容上也是相对匮乏的。

《南巡盛典》书影

临清二闸修禊。描绘了农历三月初三，人们在鲁运河临清段嬉戏，以消除不祥的民俗

以运河两岸城市为主要对象，对大运河的文化线路进行考古与重绘，不仅可以丰富对大运河城市文化内涵的认识，也有助于当代人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中国区域文化虽然不少，但以北方的齐鲁文化与江南文化最具代表性。齐鲁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而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它们代表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与文化理想，因而两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伦理人文非常重要，是人与动物、文明人与野蛮人相区别的标志，但正如冯友兰说，“道德境界中人”可以做到不怕死，但却没有“生的快乐”，因其审美机能在伦理异化中“失语”了，所以仅有齐鲁伦理人文是不够的。另一方面，这恰好突显出江南诗性人文对一个务实民族的文化价值。正是由于江南诗性文化对齐鲁伦理文化的制约与渗透，才使得过于刚毅木讷的中原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容易获得自身的平衡。在原理上讲，有了充满现实责任感的齐鲁礼乐，可以支撑中华民族的现实实践；而有了超越一切现实利害的生命愉快，则可以使在前一种生活中异化的生命一次次赎回自由。(22)由于北方与中原文化一直占据主流，导致伦理文化与诗性文化的交流十分困难，所以在一些古代文献中，往往充斥的是伦理文化对江南风情的“批判”“辱骂”乃至于“诅咒”。以运河城市文化为立足点和根据地形成的大运河文化线路，使在原则上针锋相对的伦理文化与审美文化，在现实中获得了接触、理解、对话与融合的可能。如古代北方士大夫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可以重新发现人生的真谛；如在北方作家刘绍棠的运河系列小说中，也可以看到美丽、活泼，有一点自然与野性的水边女子，与儒家语境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闺阁中人”不同，在她们身上似乎更多地可以看到江南文化的身影。这是大运河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新文化理念与重要精神财富，如果没有大运河，中国传统文化一定会单调与贫乏许多，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