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气候开天，地质辟地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世界各大媒体每天都在提醒公众，即便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自然灾难仍然是我们时常无力对抗的，如果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过度开发终将使人类遭受自然的惩罚。几乎所有环境问题都被归罪于人类的活动，特别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仿佛在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之前，地球上不存在环境问题。殊不知，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没有锅炉、汽车、空调和电冰箱，无法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却也要面对环境灾难，其中一些更是大得远远超过现代人的想象，科幻电影中的特效场景都相形见绌。

从古至今，中国的环境问题从未消失过，史前时代和古代的这片疆域曾经多次出现过远比现代更加严峻的环境危机。在开发自然资源与保护自然环境之间寻找平衡，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也最富现代意义的篇章之一。

人们常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然而，这片土地的历史远不止上下五千年。在96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和47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海内，任意一块石头的年龄都可能远远超过5000年，许多山峦的历史达到上亿年。相比于5000年的历史，这段漫长的史前史在历史书籍中占据的篇幅微不足道，破碎的化石和简陋的石器，差不多就是它留下的全部遗产。这段“石器时代”既缺乏趣味横生的奇闻逸事，更没有荡气回肠的文学名著，实在难以引起公众的心灵共鸣。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史前史”甚至不被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只有见诸文献记载的人类活动才属于“历史”的范畴，而且涉及“怪力乱神”的神话传说还需要剔除。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段被割裂开来的中国历史：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和公元前300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两者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

但从现代的，尤其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没有见诸文献记载的人类活动，以及各种生物，甚至无机物的兴衰演变过程，同样都可以纳入“历史”范畴，例如自然史、地质史、疾病史等等。运用20世纪中叶以前的传统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只能复述古代文献、描述出土文物，而无法回答许多最基本的历史问题。例如公元前3000年左右，为什么中国和中东等地几乎同步进入成熟的农业文明，而世界上许多地区却直到近代依然停滞于原始社会阶段？

对沧海桑田、兄妹开荒、精卫填海等远古神话故事，传统研究方法更是无能为力，只好归结于祖先落后的知识水平和过度奔放的想象力。但是在古人眼中，这些现代人难以理解的神话未必是幻想小说，而往往被视为真实的历史。它们之所以能流传这么久，正是因为建立在“人类集体记忆”这座坚固的地基上。

神话可以理解为由巫师或祭司讲述的历史，因此充满了神秘晦涩的修辞。它关注的重点往往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类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现象。因此，现代人要想理解这些看似荒谬的记载，首先需要掌握足够的知识，进而理解当时古人生存的环境。想要最终打开神话的大门，我们必须借助自然科学这把钥匙，来复原古人的生活环境。而直到最近几十年，人类才开始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水平。

实际上，由于人类的记忆能力有限，就连神话时代都远不足以涵盖整个人类历史。专注于“文明”的现代人似乎已经遗忘了，看似停滞，甚至无聊的石器时代持续了数百万年，是整个文明时代的上千倍。考古发现证实，在当今中国版图内，人类的活动历史长达约200万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我们的祖先真的无所作为吗？仅仅在最近的5000年内，见诸书籍的各种人类事迹就已经不可胜数了呀！是因为古人智力不高吗？

古人类化石显示，几十万年前，人类的大脑就已经发育到了与现代人相近的体积和形态。至少最近10万年来，人类的智力并没有突飞猛进的迹象。近2万年来，人类的脑容量甚至还下降了10%，大概减少了一个网球那么大的体积。直到几十年前，还有许多民族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一如数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如今他们的后代在使用汽车、手机、电脑等现代设备，但由前可知，我们的智力未必比数万年前的祖先高出多少，甚至可能有所下降。

既然如此，在漫长的时间内，和我们一样聪明的原始社会祖先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也许这些人空长了一个大脑子，由于缺乏教育或某些缺陷，始终处于浑浑噩噩的蒙昧状态？也许他们要不断面临某些当代已经极少需要应对的挑战，长期在死亡的恐惧和求生的信念之间徘徊？也许他们发达的文化遗迹业已隐没在考古学者无法触及的幽暗地下？

究竟是祖先们进步得太慢，还是我们忘却得太多？5000年来，限于知识水平，人类始终无法对这个问题给出圆满的回答。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新兴学科环境史学（或称“环境考古学”）使我们能够具体细致地复原这段被人类忘却的漫长历史，不必像唐朝诗人陈子昂那样，徒然慨叹“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美国环境史学会给出的定义是：“环境史是关于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跨学科研究”，“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

然而，只有与人类有关的事件才是真正的历史吗？这不免有傲慢的“人类中心论”之嫌。如果否认自然史是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环境史研究就很可能被导向诸如“如何定义人类”“没有古人类生活的地区是否就没有环境史”“人类与自然界是否根本对立”之类的歧途上去，也难以将环境史与古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区别开来。此外，从原始部落中普遍存在的“万物有灵论”（这是一切巫术的基础）来看，史前人类很可能不具备“人类中心论”思想，抱着这种“文明”的想法，我们恐怕永远难以理解祖先们的言行。

目前环境史的内涵十分清晰。它是一门跨学科研究，涉及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医学、农学、气候学、信息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文献学等众多领域。就时间而言，许多环境史研究工作的对象都大大超出了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一直上溯史前时代，直至地球诞生之初。就空间而言，它所研究的自然环境也远远超过了人类生存的地球陆地表面，一直深入到宇宙。所有与地球自然环境变迁有关的研究，都可以被归入环境史的范畴，这是环境史与古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根本不同之处。环境史研究的这些领域，也是古代巫师重点关注并有义务向部落成员解释的领域。因此，要想理解以巫术为文化核心的史前社会，就必须研究环境史。同时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这三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给出科学上的解释。

19世纪出现的考古学颠覆了大量基于古代文献记录的传统历史观念，环境史学则是如此。比起春秋笔法无孔不入的皇皇巨著，岩石、泥土和树木年轮里的信息显得更加可靠。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名史官能够彻底摆脱主观好恶的影响和专业的限制，国家与民族的盛衰总是被归因于某些帝王或权臣的道德水准。有时这种“道德决定论”似乎极富说服力。但事实上，许多帝王将相私德有亏，而道德楷模却结局悲惨。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困惑地发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关于这个问题，司马迁应该多向他的父亲司马谈请教。与崇尚儒家思想的儿子司马迁不同，司马谈推崇倡导“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而道家祖师老子明确地指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他认为，人类不能以自己炮制出来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天地自然，顺应天地自然法则的领导者才是“圣人”，而非一意屈从民意者，因为民意短视又善变。北宋学者欧阳修在其代表作《秋声赋》中进一步阐述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人类自我设想的“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等，听上去很合乎道德，但并没有涵盖“天道”的全部内容。这既是因为人类的智力和知识有限，也是因为在“文明社会”，人类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来思考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忽视自然环境，不自觉地忘记了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个微小部分而已。春季代表的“生”与秋季代表的“死”，都是天道的一部分。生态系统需要新陈代谢来维持，如果只生不死，这个系统会因为迅速耗尽自然资源而瓦解。世间万物有生必有死，有死才能有生。

仰望星空，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之外很难找到具备供生命存在的条件。地球在诞生之后的前10多亿年完全是无机物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生命。可见，自然界对生命并没有特别的偏爱。在某些情况下，无生命状态更符合天道。人类即便不自相残杀，也会有瘟疫、洪水、旱灾、地震、火山、海啸等天灾，尽管在人类看来，天道的这一部分实在过于残酷无情。归根结底，“天”并不是专为人类而存在的，宇宙需要取得自然平衡。生物学家发现，在被天敌猎杀部分老弱病残个体之后，兽群经常会变得比以前更加健康强壮；在火灾过后，植被也会生长得比以前还要繁茂。驱使物种演化的主要力量，正是生物的求生欲望；反之，如果天道一味偏爱生命，反而会使生物丧失演化动力，那么地球至今还是细菌和藻类的世界，高等生物根本不会出现。近年来的科学研究还发现，像地震和火山爆发这类现代人眼中的天灾，并不总是生命的敌人，在远古时代，它们曾经多次扮演过生命创造者和拯救者的角色。

每一个成功的物种，都曾经通过各种天灾的考验，成为“适者生存”中的幸存者。传统的神创论者认为，世界诞生之后，物种稳定而不演化，得罪神祇的物种会被天灾消灭。灾变论者认为，环境突变是推动物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并不都同意天灾代表上帝意志。早期进化论者多数是均变论者，普遍倾向于低估环境突变对物种演化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化石证据显示存在古生物突然大量出现的时代，例如“寒武纪大爆发”，仿佛是灾变的对立面一般，就像上帝突然来到了凡间，在短期内创造出大量物种。如今，大部分学者已经认同，物种演化的过程中既存在均变，也存在骤变，物种演化的原因介乎均变论与灾变论之间。

能够适应自然环境变迁的，就是成功的演化，会被发扬光大；不能适应未来自然环境变迁的，就是失败的演化，会遭到淘汰。然而，当演化发生时，成功或失败并不是生物自身能够预先判断的。高度进化或特化，往往还会成为物种无法适应新环境而衰亡的主要原因。恐龙灭绝时，是地球上最先进、最繁盛、最强大的种群；同样，各种猿人灭绝时，也是当时地球上最先进的物种。如今，世界上“最落后”的生物是病毒和细菌，“最先进”的生物是人类。然而，“最先进”的人类每天都成千上万地被“最落后”的病毒和细菌夺去生命，可见“落后”并不构成物种绝灭的理由，“先进”更不构成能够消灭其他物种的理由。即便在原始丛林里，“弱肉强食”也远非普遍现象，体格弱小的物种依然繁盛的例子比比皆是，生存竞争显然并不像达尔文主义描述的那样残酷。任何物种，只要能适应自然环境的变迁，就有生存繁衍的机会，所以地球上才有数以百万计的物种共存。

自然环境主要分气候与地质两部分，它们既相互影响，又都受到各种外太空因素推动，由此形成了复杂的自然环境系统。人们熟悉的气候挑战包括寒暑、飓风、洪涝、干旱、臭氧层消失和空气污染等。当气候条件适宜人类生存的时候，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反之则天灾连连，饿殍遍野。人们熟悉的地质挑战包括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地面沉降、土壤沙化与盐碱化等。当地质环境保持稳定的时候，天下升平，海不扬波，反之则天崩地陷，神州陆沉。总而言之，古代人都要靠天吃饭，如果连饭都吃不饱，自然就没有文明可言。

在各种自然考验面前，有些人类文明能够屹立不倒，而另一些人类文明则消亡得无影无踪。这些文明的领袖为了避免衰亡的命运，曾经展开严肃的探索。一个令传统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费解的现象是，所有主要人类文明都对天文学有着强烈的兴趣，还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观测和研究天象。这个机构通常也是国家的最高学术机关，其研究结论往往会对王朝的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不仅如此，所有现存的主要宗教和哲学流派也都非常重视对宇宙的探索，巫师、祭司和哲学家有义务回答这样深奥的基础性问题：天与地是怎样形成的？人类是怎样出现的？日月星辰为什么会发光？为什么有四季和潮汐？等等。经过苦思冥想，他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答案，虽然其中的很多解释已经被证伪，但现代科学实际上就发源于此，正如化学源自炼金术和炼丹术，医学源自巫术，现代天文学也源自占星术和宗教神话。

无论是科学还是伪科学，都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而这种精神来自人类经历的各种自然考验。一个国家的天文、气象与地质研究水平越高，防灾水平也会越高，就越有希望在未来的天灾中幸存下来。同时，一个国家的天文、气象与地质研究水平越高，国民就越善于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国家的经济就越繁荣。

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中国人概括出“多难兴邦”的经验型认识。不过，“多难兴邦”是有限定条件的：灾难的密度和强度不能超过某一极限值，否则人类会被灾难击垮，像恐龙一样灭绝。通过提升自身的组织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人类可以提高这种极限值，但不应期待把它提高到无穷大，更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人定胜天”。

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固然是明智之举，但如果走向宿命的“环境决定论”，就不免过于机械，因为现代人类能够通过科学研究，提前预知自然环境改变，并且有计划地改造环境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甚至可以在海底和外太空生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生活空间前所未有地广阔，生活方式也前所未有地灵活。然而，在漫长的史前时期，古人类尚不具备这类能力。那时的他们和其他生物一样，几乎所有的命运都是由环境决定的。

环境决定论和人定胜天论就像硬币的两面，各自表述了真相的一部分。如果单纯强调其中的一面，环境决定论会使人类停滞不前，人定胜天论又会使人类狂妄自大，两者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已经无数次地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实。

本书讲述的，是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是三皇五帝之前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尚未出现的中国史前史。史前人类要面对现代人都难以应付，甚至难以想象的自然环境挑战。对于先民而言，目睹那些地球上最壮丽的景象时，大概都无心欣赏。然而，巨型自然环境变迁既毁灭人类，也塑造人类。

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这是开天辟地的时代，也是沧海桑田的时代。即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被遗忘的远古中国。这里有比现代中国更瑰丽的自然风光，也有比现代中国更奇特的野生动物。它们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文化，带给我们的祖先们无数欢乐与痛苦，也用自己的消逝，为中华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基石。

现在，就让我们唤醒这尘封已久的记忆吧。

罗三洋
2018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