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廉政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

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1年底，北京在市属机关和企事业内部，查处贪污分子650人，贪污总金额15亿元（旧币，本章下同）。同期，上海发生的大大小小贪污案3002件，涉案3230人，贪污总额186亿元。其他地方贪污现象也日益严重。这些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及表现如下。

第一，部分党员干部居功自傲。革命成功后，由于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少数党员滋长了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有些人认为“革命到头了”，认为自己打了天下就该“坐天下、享受天下”，以人民群众救世主的身份出现，贪图享受，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1]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专员张子善。

第二，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出于团结大多数、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的政治考虑，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使私营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仍然不满足，为了摆脱政府的控制，为了获取更多的非法利润，他们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拉拢腐蚀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曾向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1亿多元。在资产阶级的腐蚀下，一些干部甚至是一些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老干部，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代理人。

第三，留用人员良莠不齐。新中国成立伊始，管理干部奇缺，留用了一批旧政权机关工作人员，还招收了一批旧人员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据统计，全国财政部门留用的旧职员和新参加工作的人员占70%左右，从老解放区来的公务人员占30%左右。留用人员有努力为新中国工作的一面，但也有一些旧人员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将过去的贪污恶习带到新政权里来，在新政权中往往利用人民给予的职权进行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如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原是张家口的皮毛商人），利用职务之便，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据统计，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1年10月，薛昆山及其同伙先后直接盗窃国家财产40余亿元，仅薛昆山即非法获得23亿元。

第四，少数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助长、纵容腐化。一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对主管的工作不检查，不调查，对下属不教育，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不敢或不愿正面提出批评，甚至怜悯姑息，有些领导还官官相护，互相包庇，致使党的纪律松懈，贪污腐化现象进一步发展。官僚主义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2]如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因领导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断发生贪污浪费事件，使国家财产损失70多亿元。

第五，制度不健全，给腐化分子以可乘之机。新中国刚刚成立，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百端待举，党和政府各级机关成立不久，各部门、各行业中的相关制度不完备，有很多漏洞，加之缺少必要的监督，给心术不正、腐化堕落分子以可乘之机。有些政治觉悟不高、思想作风不纯而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加入了党组织，特别是有些想以执政党地位捞取好处、争权夺利的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党内，这是一个危险信号。

第六，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新党员涌入党内，如1949年和1950年入党的新党员有200多万。在新增加的党员中，党组织还没来得及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培训，造成某种程度上党在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的不纯现象。

第七，从国际范围来看，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极大的震动和仇视。它们在武装干涉失败后，转而采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妄图瓦解社会主义政权。它们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4]企图在中国复辟。

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严峻地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认真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及表现的基础上，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加强了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准确地把握了反腐倡廉工作的任务和要求，成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