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蒙古地区各部落之也里可温

在蒙古及蒙古化的突厥各部落中，聂斯脱里派的信仰以位于阴山以北的汪古部，分布于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的克烈部及克烈部西面的乃蛮部最为典型，另外，蔑儿乞部众中也有一部分该派信徒。这些部落虽多由突厥人构成，但最终在有元一代合流为大“蒙古族”，对此过程，《蒙古民族通史》中有着这样的描述：“元朝是蒙古族正式形成的时期。蒙古起初只是漠北的一个普通部族，在成吉思汗领导下兼并了草原上的其他部族，建立起大蒙古国。大蒙古国推行的千户、百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碎了原有的氏族、部族体系，使旧的共同体逐渐分解，各征服部族不再能保持组织的完整和相对独立，而是与统治部族蒙古趋于融合，逐渐向一个较大范围、全新的蒙古民族过渡。进入元朝以后，统治者在广泛接触、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大力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建设，如新创文字、设学校、编史书等，在待遇上也将原漠北各部族共同列入‘蒙古人’的范畴，定为第一等。……在元朝，漠北诸部族已经习惯于使用‘蒙古’作为它们的总名称，原有的克烈、塔塔儿、蔑儿乞之类部族名使用少，且通常都居于蒙古总称之下。还有一些从其他地区掳掠来的外族成员，逐渐融入了蒙古族当中。大漠南北千余年来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的状况也就此结束，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从此长期活跃在这一舞台上”[16]，蒙古各部族分布情况详见下图。[17]

蒙元时期北方蒙古各部落图

一 汪古部的也里可温

汪古部的族缘较复杂，据内蒙古学者盖山林的分析，它主要包括隋唐以来居住在阴山南土默特平原的突厥人、回鹘败亡漠南时被唐朝驱散后留在阴山一带者、唐末来自雁北的沙陀突厥、金初释放的回鹘俘虏及其他民族成分。这个部落也被称为白鞑靼，他们长期傍塞而居，文明程度很高，该部很早便接受了聂斯脱里派思想。[18]据一些学者考证，在欧洲盛行的关于东方“长老约翰”的传说，很有可能便是汪古部当时的某位首领。欧洲人最初听说“长老约翰”是在1145年，这一年，叙利亚格白拉（Gabala）地方主教奉亚美尼亚王之命出使教廷，并在欧洲宣称远东有王号“若望长老”，他是向耶稣圣婴朝拜的古代三圣王的后裔，经过欧洲人的宣传，“长老约翰”在欧洲成为十分显赫的“人物”。“长老约翰”的译法最早出现于冯承钧的《马可波罗行纪》译本中：“昔日鞑靼人确居北方，……地广而风景美丽，且无君长，然每年纳贡赋于一大君。其方言名之曰王罕（Wang-khan），法兰西语尤言长老约翰（Prêtre-Jean）也。世传权力甚大之长老约翰，即指此人，……”[19]其他译法有“铎德可汗”“铎德若望”[20]“伯德若翰”[21]“约翰王”[22]“拍莱斯脱约翰王”。[23]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篇》中认为“长老约翰”有可能是耶律大石，因为他优遇景教信徒，虽然他本人不是基督徒，但教中人给其加以此徽号。事实上，学术界的大部分研究将“长老约翰”的身份指向早期汪古部的首领，原因有以下几点。

主要论据之一来自于《马可波罗行纪》，其中记载当时的高唐王阔里吉斯王（George）是“长老约翰”以后的第六代领主。冯承钧原译文为：“君等应知昔日长老约翰统治鞑靼时，即定都于此天德城中。今其后裔尚居于是，盖前此已言此阔里吉斯国王出其血统，其实为‘长老约翰’以后之第六君主也。”[24]推算一下，阔里吉斯的父亲是爱不花，爱不花的父亲是孛要合，孛要合得权于镇国，镇国之上的领主为不颜昔班，而不颜昔班的父亲便是阿剌兀思，从阿剌兀思到阔里吉斯，恰好是六代。[25]“长老约翰”很有可能便是汪古部的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26]

对于汪古部的基督教信仰及“长老约翰”之隶属于汪古部，我们在孟高维诺去往欧洲的信中也可予以证实，他在信中提到阔里吉斯王是“长老约翰”的后裔。他是聂斯脱里派信徒，但后来在他的劝说下，改宗天主教，并被授予较低级的圣职。阔里吉斯王还劝导他的大部分人民皈依了真正的罗马天主教，并捐建了一座壮丽的教堂，但这一切努力在他去世后又都化为乌有，他的臣民又恢复了原来的信仰。

汪古部的基督教信仰还有很多史料和考古依据，我们在本书后面提到的马祖常、赵世延等人，其祖上均是出自汪古部的也里可温。另外，在汪古部曾经定居的内蒙古百灵庙以北的敖伦苏木古城一带曾出土大量刻有十字架花纹的条石与墓石。

据史料记载，汪古部曾协助成吉思汗战胜乃蛮人。乃蛮人的首领曾经想联合汪古部来攻打成吉思汗，虽然他们均具突厥血统并信奉聂斯脱里派，但当时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拒绝和乃蛮部合作，并派使臣告知成吉思汗此事，这个使臣在《蒙古秘史》中被称作月忽难（即约翰），这明显是一个基督徒的名字。[27]正因如此，统一蒙古各部后的成吉思汗颇为器重汪古部的统治者，汪古部与蒙元初期的权贵阶层关系密切，在此过程中，也里可温对于元朝统治者的影响也是深刻的，这一方面源于该部落与蒙古皇室间的通婚[28]，同时也和活动于蒙元上层的大量汪古部大臣有关。马可·波罗在行记中提到汪古部被蒙古大汗看成是贵族的血统，“或娶大汗之女，或娶皇族公主为妻”[29]。根据周清澍的查证，截至马可·波罗来华的时候，至少有成吉思汗之女阿剌海、拖雷（成吉思汗幼子）女独木干、忽必烈女月烈、贵由（成吉思汗之孙，元定宗）女叶里迷失、真金（忽必烈之子）女忽答迷失、宗王阿只吉女回纥等下嫁给汪古部的首领。[30]伯希和对汪古部与汗廷之间的姻亲关系也有着十分详尽的考证：“当成吉思汗同乃蛮部争战之时，汪古部的首领名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Alaquš-tägin-qulï），他有两个儿子，长子不颜昔班（Buyan šiban），幼子孛要合。孛要合的妻子是成吉思汗的女儿阿拉海别吉公主（Alaghaï bägi）。到了13世纪上半叶，汪古部内部争立，由是分裂。当时在里面执有一种重要任务的，就是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的从子镇国，同镇国的儿子、拖雷的女婿聂古（Näküdäi）。孛要合有子三人，一个名君不花（Kün-buqa），他的妻子就是贵由汗的女儿叶里迷失（Yelmiš），君不花的儿子名叫囊家台（Nangkiadai）、乔邻察（）、安童。孛要合第二个儿子名爱不花（Aï-buqa），他的妻子是忽必烈汗的女儿月烈（Yüräk），他们的儿子叫阔里吉斯（Georges）、也先海迷失（Asan-qaïmiš）、阿里（albadai）、术忽难（juhanan，Yohanan，jean）。孛要合第三个儿子名叫拙里不花（Coligh-buqa），拙里不花的儿子名火思丹。阔里吉斯的妻子先是真金（）的女儿忽答迭迷失（Qutadmiš），后是铁木耳完颜笃汗（）的女儿爱牙失里。当1298年阔里吉斯死的时候，他留下一个儿子名叫术安（Giovanni，Jean），年纪很小。”[31]君不花和爱不花无疑是基督徒的名字，“君”便是“Jean”（约翰）的对音；“爱”是Al的对音。我们上面提到的阔里吉斯，今译乔治或佐治，民国初年有译为角儿只的，在《元史》卷一三五中亦有“口儿吉”的译法。

谈到汪古部的基督教信仰，我们不得不说到回鹘人，原因在于回鹘人与汪古部之间的亲缘关系。据陈得芝教授等人的研究，汪古部是游牧于中国内地和蒙古草原间的突厥语系游牧民族。《新元史》列传第四十六记有“雍古氏，回鹘之贵族也”。[32]唐会昌元年（841年），回鹘被黠戛斯民族所破，其中一些分部南走，定居于阴山地区，其贵族与回鹘一样，以卜国可罕为始祖。汪古部和回鹘人之间的关系往往被学者们所忽视，甚至汉学家伯希和在此方面也有所混淆。他在《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一文中说：“蒙古时代的波斯史家大致称基督教徒曰迭屑，可是同时又因回纥（回鹘）地方有不少基督教徒遂将迭屑同回纥二名相混，所以，一方面波斯同亚美利亚的史家，谓实为克烈部的镇海，汪古部人的Mar JabalahaⅢ是回纥人，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所以有此混解。又一方面阿美尼亚史家Heytoum名回纥地方曰迭屑国（royauma de Tharse），而在孟帖哥儿维诺的信札中所言之迭屑文（litterae tarsicae）就是回纥文。”[33]很明显，在这里伯希和虽看出了问题，但亦未搞清回纥同汪古部的关系。[34]部分回鹘畏兀儿人较早就接受了聂斯脱里派信仰。有人认为，克烈人和乃蛮人的全部或一部选择了基督教无疑也是经由他们。[35]回鹘，属于突厥种，驻别失八里城，曾称臣于中国。他们先信奉萨满教，其后又皈依佛教，基督教也曾流行于这个民族中[36]，雷纳·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提道：“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约于公元763年所接受的聂斯脱里教的影响，回鹘人（畏兀儿突厥人）达到相当高的文化阶段。通过粟特人而采取了叙利亚的字母，他们为自己创造一种独特的文字，后来由此产生了蒙古的和满洲的字母。”如伯希和所提及，欧洲人曾经一度把回鹘人的国家称为“达尔赛”（Tarse）国，有些史料记载其国“崇奉聂斯脱里派基督教”。法国学者麦撒更是直接说：“达尔西（Tarse）文，即畏吾儿文。达尔西者，鞑靼字信异端者之谓也。鞑靼人初用此字，以称波斯祆教徒，后又用之以称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徒也。”[37]丘处机在其游记中曾经提及回鹘地区“迭屑”（即基督徒）首领前来迎接他们，此外在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及马可·波罗的行记中，均提及回鹘地区的基督教信仰问题。元代时，来自中亚的回鹘人在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的汗廷中担任重要角色，有研究者曾经统计过回鹘人在汗廷中的任职情况，在有迹可循的73位回鹘人中，有7位任职于军队，其中Arigh Khaya还担任总领（leading general），59位在行中书省任职，其中21位任达鲁花赤。Aluhun Sali（Arghun Sali，1245-1307），Ashi Tiemuer（Ashigh Temür，1250-1309），SangKo（Sengge）都曾担任过很高职位，SangKo在1287年曾担任过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到1291年时一直负责政府财务工作。回鹘人还曾负责过翰林院，很多人担任皇帝的顾问或太子的老师，他们拥有较大的影响，同时汉化程度也很高，在新疆、内蒙古、泉州等地出土多块回鹘语的墓碑便是明证。[38]

此外，有西方学者考证，民国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一带的鄂尔库特（Erküt，音似也里可温）人极有可能便是13～14世纪汪古部的也里可温。[39]

二 克烈部的也里可温

另一个对成吉思汗家族有着重要影响的突厥化部落为克烈部，又称怯烈部或作客列亦惕部，属东突厥人。[40]1196年，克烈王投诚成吉思汗。该部居于斡儿寒（Orcoun）秃剌两河沿岸，濒临哈剌和林诸山，由赤儿乞儿（Tchirkir）、董合亦惕（Toungcaïte）、秃马兀惕（Toumaoute）、撒乞阿惕（Sakiate）、额里阿惕（Eliate）、克烈惕（Kéraite）6个部落组成，克烈部人同样多信仰聂斯脱里派基督教。11世纪初，该派驻呼罗珊马鲁城（Merv）的大主教埃伯那苏（Ebed—Yeschou）在写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大主管约翰二世（1001～1012年居巴格达为总主教）的信函中曾提到克烈部的首领已接受洗礼，他请求大主管派一位教士到该地区来，为20万突厥人和蒙古人洗礼，这可能是有关蒙古高原游牧部落信仰基督教的最早的文字记录。[41]总主教答应了这一请求，遣神职人员前往。对于克烈王信仰基督教的过程，史家多有相似记述，传说如下：

一日，居于东北地区的克烈王在山中狩猎，因大雪封山，迷道其中，在走投无路时，有一位圣人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如果你信仰耶稣基督，我将救你出去，告诉你回去的路，克烈王遂许愿答应，圣人便指路给他。克烈王回到营帐后，召见居住在他国内的基督教商人，询问教义后知道必须洗礼，才能成为基督教徒。他要到一本福音书，逐日礼拜，并邀请神职人员到他国内施洗，但有一事不知如何处理，就是克烈部的人以肉乳为食，无法按规定守斋戒，而且有二十万人，需要洗礼，于是总主教便遣派教师二人持圣餐桌到其部施洗，并告诉他们教仪。斋戒日禁止食肉，既然没有其他食物，于是允许他们食乳品。[42]

对于克烈部的基督教信仰，很多史料均有记载，比如拉施特主编的《史集》中有如下描述：“客列亦惕部落他们曾有过出自本部落的受敬重的君主。当时在那些地区里，他们较其他部落更有势力。耶稣——祝他安宁——的召唤达到他们处，他们就皈依了他的宗教。”[43]鲁布鲁克在东行记中也曾记载：“（汪）是一座叫做哈拉和林的小城的主人，他手下的民族叫做克烈和蔑儿乞，他们是聂斯脱里派基督徒。”[44]此外，克烈部首领王汗的祖父名马儿忽思不亦鲁黑（Margus Buiruq），Margus便是一个基督教名，Buiruq突厥语意为发号施令者，其父忽儿察忽思也是一个基督徒名字。马儿忽思不亦鲁黑是在1085年成为克烈王的，可见早在11世纪克烈部就已经基督教化了。

克烈部也里可温对蒙元统治者的影响，多来自一些嫁入皇室的克烈部女性。王汗的弟弟扎合敢不有4个女儿，其中3个嫁给成吉思汗家族，大女儿亦必合别吉被成吉思汗本人所娶，二女儿必克秃忒迷失旭真嫁给了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三女儿唆鲁禾帖尼则嫁给了成吉思汗幼子拖雷，而王汗的孙女托古斯哈敦也嫁给了拖雷，后来又嫁给了旭烈兀。[45]这些女性均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汉文史料中多提到王汗的侄女唆鲁禾帖尼，她是一位有才智的母亲，拖雷死后，她颇能收拢军心，蒙古诸王都很尊敬她。她是一位聂斯脱里派信徒，死后，所有祭奠仪式均在十字寺中进行。《元史》文宗本纪载，致和元年九月戊寅，“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阁。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46]。《元史·顺帝本纪》载，至元元年三月丙申，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47]上述“显懿庄圣皇后”“别吉太后”便为唆鲁禾帖尼，她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的生母，其虔诚的信仰必然对其子女产生影响。本书后面部分谈到的蒙哥、忽必烈、旭烈兀等人对于基督徒的友好与宽容态度，与他们母亲的教导不无关系。

由于蒙古族妇女在生产劳动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她们在家庭事务的处理上往往有较多的发言权，这导致女性的信仰对于家族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此周良霄、顾菊英在他们所撰写的《元史》中给予了充分说明：“在蒙古游牧社会里，妇女在劳动上占重要地位。因之，在蒙古国时期，母后在政治上常常起到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贵由的母亲脱列哥那、蒙哥的母亲唆鲁禾帖尼都是如此。在元代，母后在朝廷政治中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忽必烈的正后察必在元王朝的建立上是有特殊贡献的，故成宗的追谥册文中有‘鄂渚班师，洞识事机之会；上都践祚，居多辅佐之谋。先物之明，独断于衷；进贤之志，允叶于上’[48]之句。成宗铁穆耳之立得助于其母阔阔真。答剌麻八剌的长妃答己积极参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和成宗皇后鲁罕之间的皇位斗争。在武宗、仁宗及英宗朝，答己都在皇位继承及朝政中居高操纵，甚至‘浊乱朝政，无所不至’。宁宗懿磷质班和顺帝妥懂贴睦尔之立主要是文宗皇后答失里的坚持。顺帝的皇后高丽人奇氏在元末的朝政中也积极插手，甚至阴谋导演内禅。由此可见，在元朝，母后的作用，远比此前的汉人皇朝时代重要得多。”[49]上述这些女性中不乏基督教徒，她们的信仰态度必然对元朝统治者的宗教立场产生影响。[50]

三 乃蛮、蔑儿乞等部落的也里可温

12世纪时，驻扎在阿尔泰山以西，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的乃蛮部落信仰的也是基督教，乃蛮（Naiman）又被称作乃马、遁蛮、耐满等。其居住地西至也儿的失河，北与吉利吉思（今作吉尔吉斯）诸部为邻，东为克烈，西南隔沙漠与畏兀儿相望。他们是操突厥语的部落，伯希和认为：“虽然他们的族名似蒙古（乃蛮在蒙古语中的意义为八），但是他们的各种称号都用突厥语，乃蛮很可能是突厥人蒙古化。”[51]虽然有研究者指出“和草原上大部分人一样，乃蛮人相信珊蛮教”[52]，但史家多坚持该部信奉的是聂斯脱里派基督教[53]，或者说两种信仰在该部落中同时并存，并不冲突。乃蛮部信奉基督教的证据主要有：（1）鲁布鲁克东行记中曾记载：“一个聂斯脱里人，他是一个强大的、统辖一支叫做乃蛮民族的君王和牧人。乃蛮人是聂斯脱里基督教徒。”（2）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曾提及乃蛮部的乃颜曾受洗礼，他的部众也多为基督徒。（3）拉施特《史集》记载，成吉思汗之侄按只吉歹所封3000户蒙古军队中的相当部分是乃蛮人，而按只吉歹之子哈丹参与了乃颜叛乱，在各种史料中有提到当时叛乱的乃蛮人的基督教信仰。（4）13世纪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其著作《世界征服者史》中明确记载“乃蛮人原本大多数是基督徒”。[54]（5）乃蛮王子屈出律在成吉思汗击败乃蛮太阳汗之后，逃到西辽，娶古儿汗女儿为妻，并迫使古尔汗让位。屈出律是基督教徒，但是他妻子劝说他像她一样皈依佛教而放弃基督教。当他征服兀丹后，强迫居民放弃伊斯兰教，而改信基督教或佛教，教长不从，屈出律便迫害伊斯兰教徒，最终导致其失去民心，待蒙古大军压进时，兵败被逐杀。（6）当乃蛮太阳汗想联合同样信仰聂斯脱里派基督教的汪古部进攻铁木真时，所遣使者名卓忽难，这明显是一个基督教名，即约翰。鉴于此，基督教在乃蛮部落中流行是毋庸置疑的。

蔑儿乞部虽不是全民信仰基督教，但在史料中，亦有一些相关记载，窝阔台汗的妻子、贵由汗的母亲便为也里可温，原是蔑儿乞部首领之妻，后成吉思汗灭蔑儿乞后，将其赐予三子窝阔台。当时教廷使者柏朗嘉宾拜见贵由汗时，便是这位女性信徒接见了他们，并厚礼赐予这些使者。当然关于蔑儿乞的信仰的记载有一待解释之处，上面我们提到鲁布鲁克在其行记中记载，王汗统领的人民包括克烈和蔑儿乞，他们都是基督徒。但据史家考证，蔑儿乞与克烈不但各自独立，而且为世敌，不可能有共同的领主，有人据此认为行记中“Merkit”可能是柏朗嘉宾《蒙古史》中的“Mecrit”，“Mecrit”便是克烈，但在《史集》中，拉施特明确说Meckit即蔑儿乞，这个矛盾是尚待解决的，但无论如何，蔑儿乞部有基督徒是不容否定的。

12世纪，阿拉伯作家Sharaf al-Aaman Tahir Mazarvi还曾经提到一个被称作“Qun”的部落，它们在11世纪便皈依基督教聂斯脱里派，这个部落据一些阿拉伯资料记载，来自契丹，因为寻找牧场并躲避契丹汗的破坏，逐渐西迁到Shari（al-Shariya）一带，这个部落最终不知所踪，极有可能融入畏兀尔或汪古部中。[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