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学界对于元代基督教的研究
在国内元代基督教的研究成果中,最早的系统研究当属陈垣先生在1917年发表的《元也里可温考》一书。与海外的研究对比起来,陈垣先生另辟蹊径,从中国古籍、地方志、碑铭及相关文献中搜罗出极为详尽的关于元代也里可温的直接或间接论述,并从中缕析逻辑关系,最终形成了这部享誉中外的也里可温研究力作。其中包括也里可温名称之解诂,其来源、群体、人数之推测,其戒律、教义、遗迹之诠解,其军籍之停止、徭役之豁免、租税之征免、马匹之拘刷等方面规章的介绍以及也里可温与其他宗教之关系等若干部分,突破了国外研究者以传教士的记述为主要依据的也里可温研究路径,在很多方面均有更加深入及细致入微的见地。比如他对于也里可温名称的分析及厘定至今仍为国内学术界所引用,他对于元代也里可温人物的梳理之细至今无人出其右,而对于也里可温碑刻遗留之研究、从镇江十字寺的个案出发来论证也里可温与异教的关系,以及对也里可温租税、徭役、军籍制度的考订均开创了当时国内外学术界也里可温研究的先河。
在20世纪上半叶,国内学者涉及元代基督教的研究著述还有1930年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在该书各编中,尤其是谈到元朝与欧洲、亚美尼亚、波斯之交通史时,均涉及有基督教的素材,其中以第一编第五章“元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最为集中,这一章关注了如下主题:(1)蒙古人对于钦察、俄罗斯、欧洲各地的征服及欧洲基督徒在中国境内的生活;(2)鲁布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旅行家东来中国的经过;(3)对于爱薛、把·扫马、马可、马祖常、赵世延等元代也里可温人物的介绍;(4)对孟高维诺、尼古拉、安德鲁等在华传教士的行踪进行考证;(5)对于《元史》中基督教材料的梳理;(6)中国境内的西方传教士、信徒与教廷之间的书信往来等。更为可贵的是,该书不但梳理了中外材料中有关上述各主题的素材和观点,同时还将一些珍贵史料附录在书中,并通过注释发表了作者的个人见解。[54]此外,这一时期,中外交通史家冯承钧[55]所翻译的《多桑蒙古史》《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蒙古与教廷》等译作,为国内学者开展元代基督教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
在元代基督教研究方面较系统的专著还有中国香港学者罗香林的《唐元二代之景教》[56]和朱谦之的《中国景教》[57]。罗香林的《唐元二代之景教》一书是罗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教授中外交通史过程中,因对于景教东传史感兴趣,撰作了多篇关于唐元两代景教的文章,进而辑编而成的。其中涉及元代基督教的内容有《景教入华及其演变与遗物特征》《元代汪古部与克烈部之景教传播》《元代苏、浙、闽等地之景教传播》《元代景教大德西行伟迹记》等,后来这些论文收录在《唐元二代之景教》一书的下篇及附录部分。朱谦之的《中国景教》一书作于1966年,1993年由东方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景教与基督教、景教思想之异端性、景教东渐史略、中国景教产生的背景、景教碑发现的历史、景教碑在景教文献中的位置、景教碑中之景教思想、景教碑中之史地问题、唐以后之景教、中国境内的景教遗物、景教之衰亡及其原因等部分构成,其中多是关于唐代景教的内容,对于元代基督教的论述多穿插于以上各章节中,其中涉及蒙古各部落的基督教信仰、内蒙古百灵庙附近的景教墓石、元代景教的复兴、元代内地的教堂、扫马与雅八·阿罗诃、房山十字寺、元代景教的灭亡及原因等主题。
在朱谦之和罗香林两位先生之后,较为系统的对于元代基督教进行介绍的专著还有江文汉的《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58]、邱树森的《元代文化史探微》[59]、宝贵贞和宋长宏的《蒙古民族基督教史》[60]、黄子刚的《元代基督教研究》(邱树森指导)[61]。在江文汉的著作中,辟专章介绍了“元朝的也里可温”,在该部分中江先生介绍了长老约翰王的传说及元朝的著名景教人物,比如马·雅巴拉哈、把·扫马、马薛里吉斯的事迹,并在书中附录了《大兴国寺记》。邱树森的《元代文化史探微》卷四部分为元代基督教史研究专题,其中包括“基督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大兴国寺记碑》研究”“元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争”等几个部分。黄子刚博士的论文《元代基督教研究》则探讨了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1)元代基督教的流播情况;(2)元政府对基督教的待遇和管理;(3)基督教在元代华化的情况;(4)元代基督教徒与西方教会的关系;(5)元代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及中国文化的关系;(6)元代基督教的衰亡原因。蒙古族学者宝贵贞和宋长宏的《蒙古民族基督教史》一书中,涉及元代基督教的共有4章,其中第一章从“也里可温”释读、各部落的聂斯脱里教派、其在蒙古汗廷周围的传播、蒙元时期的聂斯脱里派教堂及教区等方面综述了蒙元时期也里可温的整体概况;第二章则从蒙古汗廷与罗马教廷之间的通史联络及西方天主教士在蒙古人中的传教活动等视角介绍了蒙元时期的天主教概况;第三章从聂斯脱里教派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及也里可温与佛道诸教之争呈现了蒙元时期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宗教角逐过程;第四章则从蒙元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其对于也里可温的优待以及崇福司的设立等方面分析了蒙元时期蒙古统治者对基督教的管理政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中收录了殷小平的《元代也里可温考述》一书,该书成为汉语学界继陈垣《元也里可温考》之后关于元代也里可温最为系统的著作,书中作者“以元代也里可温群体的事迹分析为中心,探讨了元代也里可温的历史内涵、历史分布、身份技艺、入华及传播途径、华化历程,以及元后历史走向等问题”[62]。该书最突出的几个贡献在于:着意于元代也里可温群体对于元代社会史的意义;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中外学者有关元代也里可温的研究,并进行了评介;对汉籍中也里可温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分蒙元之前、忽必烈时期、成宗至宁宗、元末4个时期追述了也里可温在蒙元时期的发展和流布历程。
与以上涉及元代基督教的专著互为补充的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界累计发表有关元代基督教的论文百余篇,其中涉及元代基督教概述、墓碑石考证、元代基督教群体构成、遗迹、消亡等若干主题。这些论文中,在系统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良霄的《元和元以前中国的基督教》[63]等,与陈垣的《元也里可温考》不同,周文主要依据国外的记述,加以考释,再运用一些较少有学者运用的汉籍材料加以补充,对元和元以前中国的基督教进行了考证与研究。[64]其中第二部分主题为“十一至十二世纪中基督教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详述了敦煌、阿力麻里附近、塔剌思、克烈部、乃蛮部、汪古部的景教信仰及传播情况,同时指出元代基督教的传入应该是以这些部落为中介而奠定的,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畏兀儿人。第三部分的主题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时期基督教的活动”,在这部分中,作者指出了大蒙古国时期统治者宽容的宗教政策,及信仰景教各部落与蒙古朝廷之间的互动关系。随后在第四、五、六部分,周先生分别梳理了“元代基督教的分布”“政府的管理和待遇”“宗教矛盾与政治斗争”等问题。周先生与陈垣先生所依据的文献基础恰恰达到了互补:一为对国外文献的梳理,一为在中国古代文献基础上所做的研究。其他综述类文章还包括邱树森的《唐元二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流行》[65]和《元代基督教消亡之谜》[66],申友良、周玉茹的《基督教与元朝的社会生活》[67],佟洵的《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传入及消亡原因初探》[68],徐飞的《蒙元时期基督教在华兴盛的原因》[69],乌恩的《基督教在蒙古族中传播的若干问题》[70],丁光泮的《再论蒙元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71],李兴国的《景教在中国的兴亡》[72],黄昌渊的《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以7~14世纪景教为中心》[73],殷小平的《唐元景教关系考述》[74],沈双喜的《景教在元代的传播初探》[75],等等。
在研究元代基督教的族群及分布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盖山林的《元代汪古部地区的景教遗迹与景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76]和《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元代基督教遗迹》[77],邱树森的《元代基督教在大都地区的传播》[78]和《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79],张莉莉的《基督教在早期蒙古部落中的传播》[80],马建春的《元代也里可温的族属与分布》[81],正茂的《元代汪古部基督教浅探》[82],刘迎胜的《蒙元时代中亚基督教的分布》[83],高永久的《西域景教考述》[84]和《景教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传播》[85],刘仲康的《景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影响》[86],杨富学的《回鹘景教研究百年回顾》[87],周菁葆的《西域景教文明》[88],李符桐的《回鹊宗教演变考》[89],刘义棠的《维吾尔宗教信仰研究》[90],卡哈尔·巴拉提的《基督教与回鹘人》[91],徐永志的《景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92]和《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93],石明培的《略论景教在中国的活动与北京的景教遗迹》[94],李伯毅的《元代陕西也里可温教的传布与盛衰》[95],陈静的《基督教在甘早期传播史事发隐》[96],陈广恩的《西夏流传过景教吗?》[97],房建昌的《宁夏基督教史考略》[98],邱树森的《元代基督教在江苏的传播》[99],杨钦章的《元代南中国海的景教会和景教徒》[100]和《元代泉州天主教遗迹和遗物》[101],朱江的《基督教文化东传扬州史略》[102],殷小平的《从〈大兴国寺记〉看元代江南景教的兴起》[103],张敏杰的《元代浙江的基督教》[104],牛汝极的《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105]和《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106],段玉明的《云南景教考》[107],李静蓉的《试论元代泉州的亚美尼亚人及其对基督教的影响》[108],等等。
在考古勘定方面,对于元代基督教古迹遗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地区或主题,一是北京房山十字寺的研究;二是内蒙古达茂旗也里可温遗迹及遗物的研究;三是泉州景教遗物的研究。关于北京房山十字寺的研究文章主要有徐苹芳的《元大都也里可温十字寺考》与《北京房山十字寺也里可温石刻》[109]、汤更生的《北京房山十字寺辽元碑质疑》[110]、林祥增的《三盆山十字寺的历史沿革》[111]、曹新华的《房山十字寺的变迁》[112]、唐晓峰的《北京房山十字寺的研究及存疑》[113],等等。针对内蒙古达茂旗基督教遗迹及遗物的研究专著及文章有盖山林的《阴山汪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牛汝极的《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一章中国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的发现和研究等。而针对泉州的景教遗物研究则多集中于也里可温的墓碑石刻上,稍后会提及。其他相关论文包括王静的《中国境内聂斯脱里教遗物分布状况综述》[114]、裴伟的《寻觅镇江“十字碑”》[115]等。
有关元代基督教的绝大部分论文都集中在其残卷、读本和碑文的研究上,主题涉及新疆、内蒙古、福建泉州、江苏扬州等地的元代基督教残卷和墓碑。段晴教授曾经就1988~1995年敦煌莫高窟北区发掘中发现的景教残卷的叙利亚语部分作了释读,发表了《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书释读报告》[116]及《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书释读报告(续篇)》[117]两篇论文。另外,就此景教文本,牛汝极曾经发表《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回鹘文佛教双语写本再研究》一文[118],对于该文本作了重新转写和翻译。在此方面,牛汝极还发表有《吐鲁番出土景教写本综述》[119]和《新疆阿力麻里古城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研究》[120]等文。有关内蒙古赤峰出土的也里可温瓷制碑刻的介绍及解读的文章主要有张松柏的《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出土的也里可温教瓷制墓碑》[121],张松柏、任学军的《赤峰市出土的也里可温瓷质碑》[122],乔吉的《读赤峰市出土的古回鹘文碑铭》[123],鲍音的《古松州古回鹘文瓷碑考补》[124],王大方的《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出土窝阔台汗时期的古回鹘文景教瓷碑考》[125],牛汝极、汉密尔顿(Hamilton)的《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126]。有关泉州元代基督教墓碑解读的文章主要有夏鼐的《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127],林悟殊的《泉州“摩尼教墓碑石”为景教墓碑石辨》[128],杨钦章的《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派遗物》《泉州景教石刻初探》[129]《南中国“刺桐十字架”的新发现》[130],以及他与何高济合写的《泉州新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碑述考》[131]和《对泉州天主教方济各会史迹的两点浅考》[132],志诚、叶道义的《泉州再次发现八思巴文基督教碑》[133],吴幼雄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134]和《元代泉州两方基督教(景教)墓碑研究——多元一体化的典范》[135],照那斯图的《元代景教徒墓碑八思巴字考释》[136],格日勒图的《古泉州宗教艺术考略》[137],等等。有关扬州出土的两通墓碑的论文有耿世民的《古代突厥语扬州景教碑研究》[138],耿鉴庭的《扬州城根里的元代拉丁文墓碑》[139],夏鼐的《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威尼斯银币》[140],朱江的《扬州发现元代基督教徒墓碑》[141],王勤金的《元延祐四年也里世八墓碑考释》[142],等等,另外,在此方面的论文还有盖山林的《元“耶律公神道之碑”考》[143],邱树森的《镇江“大兴国寺记碑”研究》[144],李静蓉的《元代泉州基督教石刻图像研究》[145],马玲玲的《莲花上的十字——中国元代景教碑刻图像研究》[146],宗亦耘的《宋元时期景教文献的中土接受与诠释》[147],牛汝极的《福建泉州景教碑铭的发现及其研究》[148],施茜的《从元瓷“靶杯”看基督教东传》[149],等等。在此类研究中,我们不得不提到两部著作,一是牛汝极的《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二是吴文良先生的《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前部著作是牛汝极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元代基督教墓碑内容考订及遗址勘察的文章的汇编,而后部著作则展示了已故泉州史学工作者吴文良先生用毕生经历所收藏的宗教石刻及其研究。
此外,在元史研究过程中,涉及元代基督教的人物及事件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和著作有王瑞明的《孟高维诺东来的历史背景》[150],刘迎胜的《关于马薛里吉思》[151],羽离子的《元秘书监——法兰克人爱薛》[152],姚大力的《乃颜之乱杂考》[153],王永生的《试论拉班·扫马出使欧洲及其影响》[154],周祯祥的《元代景教徒扫马和马可》[155],苏宝敦、于新粒的《扫马西行:元朝西游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殷小平的《元代崇福使爱薛史事补说》[156],等等。其他有关的研究论文,还涉及也里可温名称考释、也里可温的华化、元代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元代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元代基督教考证、元代基督教研究综述等多个主题,这些文章包括马文宽、李兰琴的《〈马可波罗游记〉所录中国基督教初考》[157],朱江的《从〈马可波罗游记〉联想到的几点》[158],乌恩的《“也里可温”词义新释》[159],黄子刚的《元也里可温之华化》[160],张乘健的《元剧〈东堂老〉的也里可温教背景——兼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商人形象问题》[161],徐朔方的《也说〈东堂老〉杂剧》[162],黄夏年的《景教与佛教关系之初探》[163],周燮藩的《景教传播的几个特征》[164],张晓华的《佛教景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比较》[165]和《从佛教景教传播中国的成与败看外来宗教本土化的若干理论问题》[166],邱树森的《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争》[167],马娟的《也谈文化对话的必要性——以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为例》[168],杨晓春的《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景教研究综述(1982~2002)》[169],吴巍的《由回回哈的司与崇福司看元代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发展》[170],高铁泰的《元代崇福司研究》[171],于晓兰的《元代佛教与基督教关系考》[172],徐晓鸿的《元代诗歌与基督教——“佛郎国献天马”与“天马图诗”》[173],吴巍、纪振奇的《由宣政院与崇福司对比元代的藏传佛教与基督教》[174],张佳佳的《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175],宗亦耘的《比较元代景教与天主教传播的异同》[176],王鑫的《列班·扫马的历史世界——一个元代景教徒所反映的大时代》[177],葛承雍的《唐元时代景教歌咏音乐考述》[178],牛汝极的《近十年海外中国景教研究综述》[179],钟丽娟的《丝绸之路沿途景教绘画遗存考》[180],吴莉苇的《关于景教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反思》[181],等等。
以上研究和评介不仅对人们认识元代的基督教及其信徒群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为后来人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既有的研究不免零乱、庞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一大缺憾。本书力求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一系统梳理之尝试。
[1] Tang,Li,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Mongol-Yuan China (12th-14th centuries),Harrassowitz Verlag,2011.
[2] 东方学产生并孕育于16世纪末至18世纪的西方,在19世纪得以确立。它是研究亚洲和非洲(尤其是北非)地区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最初由到东方传教、贸易和探险的人员所记载东方各国相关情况而被关注。16世纪末的巴黎大学和17世纪的牛津大学都开设有近东语言课程,在这一阶段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系列考古发现和东方古代铭文的解读,是东方学确立的基础之一,其标志是各国东方学研究组织的建立和国际东方学会议的召开。1873年,世界东方学家代表在巴黎举行第一届国际东方学会议。20世纪以来,东方国家的一批学者加入东方学的研究队伍,1993年,第34届东方学国际会议在中国香港举行。
[3] 这些学者的作品包括柔克义的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1253-55 as Narrated by Himself,with Two Accounts of the Earlier Journey of John of Plan de Carpine,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and Edited,with an Introductory Notice,by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London:Hakluyt Society,1900;Н.П.莎斯季娜的《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东方国家行纪》,А.И.玛林娜翻译、编辑、作序、注释,莫斯科,1957;贝凯和韩百诗的Jean de Plan Carpin,Histoire des Mongols,Paris,1965;道森的The Mongol Mission: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ms Pr Inc,1980。
[4] In M. Abel-Rémusat,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ou Recueil de morceaux critiques et de mémoires relatifs aux religions,aux sciences,aux coutumes,à l’histoire et à la géographie des nations orientales;vol.I. et II,Paris,Schubart et Heideloff,1829.
[5] P.Pelliot,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23(1922-3),3-30,24(1924),225-335;28(1932),3-84.
[6] 英文书名为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其中第三卷收录了众多蒙元时期基督教的资料。
[7] Палладий Старинные след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см.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2001(1),С.36~82.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陈开科研究员惠赐《中国史籍中古老的基督教痕迹》俄文复印稿,并介绍了相关内容;同时感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王帅老师翻译了该文重要段落。
[8] A.C.Moule,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London,New York and Toronto,1930. and A.C. Moule,Nestorian in China:Some Correctrions and Additions,London:The China Society,1940.
[9] P.Pelliot,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Toung Pao 28,pp.623-644.
[10] 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1st ed. Tokyo,1937.
[11] A.Mingana,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A New Document,Bulletin of the John-Rylands-Library Manchester,9,1925,pp.297-371.
[12] P.M. Scott,Some Mongol Nestorian Crosses,in:The Chinese Recorder 61,pp.104-108.
[13] William C. White,A Response to Some Mongol Nestorian Crosses,in:The Chinese Recorder 61,1930,p.251.
[14] A.C.Moule,The Use of the Cross among the Nestorians in China,in T’oung Pao 28,pp.78-86.
[15] Cordier,H.,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et en Asie centrale sous le Mongols”,in T’oung Pao XVII,pp.45-113.
[16] Mark W.Brown,The Romance of Nestorian Crosses,in Chinese Recorder 64/2,1933,pp.76-82.
[17] Bökenkamp,Manfred,Nestorianische Ruinen in der Mongolei,in:Atlantis 9,1937,pp.53-55.
[18] Bernard Henri,La Découverte de Nestoriens Mongols aux Ordos et l’Histoire ancienne du Christianisme en Extrême-Orient. Tientsin:Hautes Études,1935.
[19] Owen Lattimore,“A Ruined Nestorian City in Inner Mongolia”,The Geographical Journal,LXXXIV,No,6(December),pp.481-497.
[20] 《东方学报》第9册,东京,1939,第1~41页。
[21] 《东方学报》第11册,东京,1941,第160~175页。
[22] D.Martin,Preliminary Report on Nestorian Remains north of Kueihua,Suiyuan,Monumenta Serica 3,pp.232-249.
[23] Groenbech,K.,Turkish Inscriptions from Inner Mongolia,Monumenta Serica 4.,pp.305-308.
[24] J.Dauvillier,L’Expansion de l’Église Syrienne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ême-Orient,Revue dis études byzantines,XI,pp.62-87.
[25] M.Huc,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en Tartarie et au Thibet,Paris:Gaume Frères,Libraires-éditeurs,1957.
[26] John Foster,Crosses from the walls of Zaitun,JRAS,Parts182,pp.1-25,pl,I-XVII.
[27] 《东方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二卷,昭和二十六年。
[28] 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436~448页。
[29] MURAYAMA Shichirō,Die syrisch-nestorian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Pailing Miao und Ch’üan-chou,Trans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No.VIII,1963,pp.22-25.
[30] K.Enoki,The Nestorian Christianism in China in Medieval Time according to Recen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in Problemi Attuali di Scienza e di Cultura. Atti dei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sul Tema:L’Oriente Crstiano nella storia della civilt,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1964,nr.62.Rome,1964,pp.5-81.
[31] Ligeti,L.,Les sept monastères Nestoriens de Mar Sargis,AOH 26,pp.169-178.
[32] Wolfgang Hage,Crosses with Epigraphs in Medieval Central and East Asian Chritianity,in:The Harp8/9(1995-1996),pp.375-382.
[33] Franke,H.,Zu einigen christlichen Personennamen in Texten der Yüanzeit,in:ZDMG148,pp.315-322.
[34]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第101~103页。
[35] Bedjan,Paul(ed.),Histoire de Mar Jab-alaha,Patriarche,et de Raban Sauma,Éd. Par2 éd.,revue et corrigée,Paris,1895.
[36] Chabot,J.-B,Histoire de Mar Jabalaha Ⅲ,Patriarche des Nestoriens(1281-1317),et du moine Rabban Çauma,Ambassadeur du roi Argoun en Occident(1287),Traduité du syriaque et annotée par,Paris 1895.
[37] The History of Yaballaha III,Nestorian Patriarch,and of his Vicar,Bar Sauma,Mongol Ambassador to the Frankish Courts 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Translated from the syriac and annotated by James A. Montgomery,New York,1927.
[38] E.A.Wallis Budge,The Monks of Kublai Khan,Emperor of China Sir E.A.W.,The Monks of Kubilai Khan,Emperor of China,London,1928.
[39]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London:the Hakluyt Society,1866;中译本参阅〔英〕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
[40] 这一手稿还将在本书后面章节中提到。裕尔关于元代基督教的介绍和注释,详见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London:the Hakluyt Society,1866,pp.102-123;中译本参阅[英]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第80~96页。
[41] Каменский П. Памятник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проповеди в Китае,воздвигнутый в царствовагие древней Та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во время мудр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Тай-Тай-цзуна,Пекин,1824г. С.72. ОР ГПБ.
[42] Цветков П. 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 Китае. ТДМⅢ,1857г.С.103-113;Несторианский Памятники Ⅶ века. ТДМⅢ,1857г.С.114~116.
[43] 陈开科:《巴拉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汉学研究》2007年第10辑,中华书局。其他相关论文还有Хрисанф Архим. Религии древнего мира в их отношении к христианству.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Т.1,(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СПБ. 1873г. С.639. В.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верование китайцев 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 Кита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для сельсктх пастырей. 1875г. Т.1,С.427~437. Ядринцев Н. Несторианство в Азии. 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1886г. С.10~11. Амфилохий Л. Из истори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М.1898г. С.31.
[44] 陈开科:《巴拉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汉学研究》2007年第10辑,中华书局。
[45] Палладий Старинные след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см.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2001(1),С.50.
[46] Палладий Старинные след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см.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2001(1),55.
[47]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29《元世各教名考》,中华书局,1985;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79,第6页;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第193~235页;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第51页;陈开科:《巴拉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汉学研究》2007年第10辑,中华书局。
[48] Палладий Старинные след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см.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2001(1),С.66~68.
[49] Палладий Старинные след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см.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2001(1),С.57.
[50] Палладий Старинные след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см.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2001(1),С.59-60.
[51] 陈开科:《巴拉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汉学研究》2007年第10辑,中华书局。
[52] 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商务印书馆,1995,第70页。
[53] 几次会议的情况参阅牛汝极《近十年海外中国景教研究综述》,《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
[54]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55~420页。
[55] 冯承钧(1887~1946)湖北人。曾留学比利时和法国,主修法律。1911年获索邦大学法学士学位,后入法兰西学院师从汉学家伯希和,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承钧通晓法文、英文、比利时文、梵文、蒙古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回鹘语、吐火罗语和蒙语八思巴文,同时他在历史学、地理学、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等方面有较深造诣,是民国时期重要的中外交通史家。
[56] 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
[57] 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
[58]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
[59] 邱树森:《元代文化史探微》,南方出版社,2001。
[60] 宝贵贞、宋长宏:《蒙古民族基督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61] 黄子刚:《元代基督教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62] 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第15页。
[63] 《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第137~163页。
[64] 《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第137~163页。
[65]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107~112页。
[66] 《中国宗教》2003年第3期,第42~43页。
[67] 《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9~114页。
[68]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65~69页。
[69]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21~23页。
[70] 《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2期,第2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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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74] 《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第51~59页。
[75] 《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7期,第10~1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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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西北史地》1994年第3期,第6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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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新疆日报》(维吾尔文版),1982年7月17日。
[92]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101~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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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中国民族报》2007年3月20日,第7版。
[116]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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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第78~83页。
[127] 《考古》1981年第1期。
[128] 《文物》1988年第8期。
[129] 《海交史研究》1984年第6期与《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
[130] 《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
[131] 《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
[132] 《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133] 《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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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编著《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466~489页。
[136] 《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37] 《前沿》2003年第7期,第109~112页。
[138] 《民族语文》2003年第3期,第40~45页。
[139] 《考古》1963年第8期。
[140] 《考古》1979年第6期。
[141] 《文物》1986年第3期,第68~69页。
[142] 《考古》1989年第6期。
[143]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第78~80页;《阴山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144] 《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第49~54页。
[145] 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146] 苏州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147]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77~86页。
[148] 《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48页。
[149]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1年8月15日。
[150] 《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第12~19页。
[151] 《元史论丛》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1~3页。
[152] 《图书馆杂志》1989年第4期,第48~49页。
[153]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
[154] 《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第52~59页。
[155] 《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第65~71页。
[156] 《西域研究》2014年第3期,第95~103页。
[157] 《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
[158] 《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
[159] 《蒙古史信息》2001年第1期,第14~16页。
[160] 《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五辑,南方出版社,2002。
[161] 《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第90~99页。
[162] 《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第68~69页。
[163] 《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1期。
[164] 《文史知识》1995年第12期。
[165]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
[166] 《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167] 《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39~42页。
[168] 《回族研究》2006年第1期,第54~58页。
[169]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6期。
[170]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11~115页。
[171] 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172] 《学术交流》2011年第2期,第18~21页。
[173] 《天风》2009年第7期。
[174] 《邢台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75] 《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39~59页。
[176] 《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5期,第131~141页。
[177] 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178] 《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3期,第157~178页。
[179] 《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12~117页。
[180] 《西北美术》2011年第3期,第2~5页。
[181]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95~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