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 效率提升:上海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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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服务业推进创新升级生产系统

21世纪以来,服务业成为创新推进器,它有助于生产系统升级和结构梯度上升,同时,与服务业匹配的制度矩阵功能演替,突破了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使城市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

1.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假说:关联机制

前文对生产系统梯度升级路径及增长阶段转型过程中的分割机制进行了分析。从长期增长角度看,有必要对工业化向城市化阶段过渡时产生的一些问题进行专门分析,问题焦点集中在服务业的发展上。

(1)服务业从“分工结果”到“增长条件”,最终成为“创新推进器”

从生产关联角度看,对于服务业的作用,存在两种基本认识:“结果说”和“条件说”。第一,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存在,或者近似表述为,服务业作为工业化过程分工的一个环节而存在。这种观点比较传统,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到过系统阐述。第二,服务业的重要性远超过单纯生产率的衡量范畴,在很多情况下,服务业不是增长的结果,而是增长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这时以外包为基准的国际分工体系形成,全球价值链(GVN)已经将产品设计、品牌分销、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产品技术定义为微笑曲线的利润两头了,而一般制造是最低端的,服务已经成为驱动经济的动力条件。1985年联合国贸易发展理事会(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的研究报告指出服务业是增长的条件。1990年之后服务业的研究受到欧洲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研究重心逐渐向更具体的服务网络化领域挺近。1985年联合国关于服务业的新认识,实际上是植根于发达国家经济新阶段的一个精辟见解。到了21世纪,互联网已经推动全球服务业展开了大范围贸易。以互联网推动的服务业可贸易带动了基于复杂产品系统(Complex Product System,CoPS)的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体系的发展,已经构成了新的全球创新动力,也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利润获取的新工具,当前的全球服务业谈判都直指这方面。我们将制造、创新和服务业进行梳理,并赋予它对经济问题的理论解释力。

表1-5 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2)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假说

让我们联系生产系统升级梯度和制度矩阵功能演替,对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假说给出说明:即规模化扩张的工业化阶段,服务业作为分工的结果而存在;稳定增长的城市化阶段,服务业作为生产条件而存在。全球信息化条件下,服务业的可贸易水平提升,成为经济创新的推进器。

我们进一步的认识逻辑是:对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国家或区域来说,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需要引起关注:第一个是劳动力贮水池的演替;第二个是劳动力供需动态的变化。①第一个变化出现于规模化扩张的工业化阶段,过剩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现代部门。当高速增长繁荣发生时,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收进工业部门,当高增长暂时性收缩时,过剩劳动力躲进就业弹性较高的服务业。通常情况是高增长持续一段时期后,服务业替代农业作为劳动力贮水池,以适应经济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这个阶段,我们认为,服务业作为分工结果存在是合理的。②当劳动力拐点发生,劳动力市场由过剩的非均衡转向均衡,服务业与工业两部门的劳动力资源争夺加剧,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提供了契机。此时,城市化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消极的,即如果生产结构梯度不再爬升,向深加工度化的演化动力消失,这种情况下提服务业结构升级没有任何理论和现实基础,想上也上不去;第二个选择是积极的,为了促进深加工度化的推进,生产一体化、集成化、网络化使特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成为必需,服务业业态多样化出现,服务价格(部分是因为服务业部门劳动力短缺)上升,服务业效率提高,工业与服务业分割消失。

现有历史统计和各国增长经验可以为服务业的“结果说”和“条件说”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①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与拉美、东南亚国家的对比。我们的前期《上海报告》,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对比,这里提供的进一步认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城市化成熟期,生产系统梯度爬升到加工度深化之后,创新机制已经深深植根于均衡增长路径上,这些国家普遍表现出了服务业的高效率或与工业的趋同性。近几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出现下降的国家,制造业的表现也普遍不好。此为发达国家深加工度化之后,服务业为增长“条件说”的证据。同时期的拉美、东南亚国家,生产系统均未演进到深加工度化阶段,服务业相对效率很低,只是作为城市化谋生的一个手段而存在,此为后发国家初级重化工业化阶段,服务业为增长“结果说”的证据。②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日本服务业的效率逆转。另外一个有趣的统计证据,是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日本服务业效率的逆转,这个逆转发生在日本生产系统梯度向深加工度化的爬升时期,而且逆转的成功对其后经济网络化的确立和创新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根据B.R.Mitchell的数据库,20世纪60年代日本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一度较大幅度地低于1,这个时期是日本初级重化工业化的超高速度推进时期,服务业发展以经济周期劳动力贮水池的作用而存在。1970年后,日本劳动力拐点出现,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变化,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状况发生,效率提高直至与工业效率趋同。

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商品贸易下降,服务贸易上升,全球发达国家主导了全球的服务贸易谈判,服务业成为新的各国技术创新的推进器和通过服务业进行全球“抽税”的新工具,任何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必须通过服务体系才能升级其生产系统,取得国际要素流进行创新和再配置的功能。

(3)制度矩阵嬗变与服务业阶段性

一些抑制服务业发展的制度障碍,在生产系统梯度升级后也发生了变化。在日本的主要表现是选择性融资方式的退出,以及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组织的建立。目前,理论研究者争论的一个领域是,为什么日本在创新和企业组织上,落后于其一度追赶成功的美国经济。典型的认识是,日本现阶段已经进入自主创新阶段,但是在网络化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追赶中却落后了。主要原因在于,现有金融制度与企业网络化组织已经不能适应梯度升级的要求,制度矩阵需要向更加开放、横向、分散性创新的模式嬗变。

2.上海服务业发展现状及与全国的对比:统计测量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不仅可以作为生产要素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它们的外溢性还能够使规模报酬递增,并使持续的国民收入增长成为可能。那么外溢性或者外部性来源于何处?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如何?按国民经济行业门类分,我们将服务业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14个产业,采用2004~2012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各行业法人单位数等数据计算了上海市服务业的三类外部性。

(1)外部性测算

Mar外部性:即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该观点认为外部性主要源于同一产业内。同一产业内大量企业集聚,即专业化生产有利于知识、创新的外溢和扩散,成为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内生增长的源泉。Mar外部性的测算指数为:

其中,S代表专业化指数,k代表上海,n代表全国,i代表服务业中某一产业。代表lik上海市i产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lk代表上海市城镇单位服务业的总就业人数。lin代表全国i产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ln代表全国城镇单位服务业总就业人数。当S>1时,说明专业化现象存在,而当S<1时,说明去专业化现象存在。

观察表1-6的结果,相对于全国其他省市而言,除教育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等公共事业外,上海市多数服务行业具有较强的专业化集聚倾向。

表1-6 Mar外部性(专业化指数)

Poter外部性:该观点同意Mar的创新来自同一产业内的说法,差别在于对于垄断和竞争的认同。Mar认为创新企业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能够弥补创新的外部性,否则过多的竞争反而会使企业创新投入太少,从长期中降低经济增长率。而Poter认为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促进企业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研发从而维持自身的技术优势,这样反而有利企业的技术创新。Poter外部性的测算指数为:

其中,C代表竞争性指数,k代表上海,n代表全国,i代表服务业中某一产业。uik代表上海市i产业的法人单位数,Ik代表上海市服务业的总就业人数。uin代表全国i产业的法人单位数,In代表全国总就业人数。当C>1时,说明上海地区该行业相比全国同行业更具竞争性,而当C<1时,说明上海地区该行业相比全国同行业缺乏竞争性。

观察表1-7中的结果,相对于全国其他省市而言,除教育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等公共事业外,上海市多数服务行业的竞争性较强,高于全国同行业的竞争性水平。

表1-7 Poter外部性(竞争能力指数)

Jacob外部性:不同于Mar外部性和Poter外部性的观点,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创新主要源于区域内不同产业的集聚,即多样化生产能够使经济主体间的多样化和差异化需求形成互补,促进知识的碰撞和产生,从而促进经济增长。Jacob外部性的测算指数为:

其中,V代表多样化指数,取自除i产业外所有其他产业在上海市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除i产业外的)中的份额的平方和的倒数。该指数越小说明上海市产业分布更加多样化。

从表1-8中的结果看,我们发现自2004年以来上海市服务业各行业的外部性指数在不断下降,说明了上海市服务业经营的多样性在不断增强。

表1-8 Jacob外部性

(2)外溢效应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

为了分析外部性对服务业增长的长期效应,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服务业各部门,i=1,2…14,t为时间,l为城镇单位就业人数,S为MAR外部性,C为Poter外部性,V为Jacob外部性,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回归结果见表1-9。

表1-9 回归结果

根据表1-9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就业滞后一期的系数为负,说明服务业增长具有收敛现象。专业化指数S和多样化指数V能够促进服务业增长,而服务业竞争性的加剧却会降低服务业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服务业过度竞争现象的存在,这也是上海服务业与制造业效率差异的原因)。

3.服务业效率命题:经验准则

(1)经验准则

上述分析的一个自然推断是:在生产系统梯度进入深加工度化之后,高效的服务业效率才能导致更高的制造业效率。

(2)产业关联与效率均衡

高质量服务业发生作用的路径是什么?需要强调的是,有什么样的制造业发展思路,就有什么样的服务业结果。如果你把制造业仅仅定位在加工贸易上,很简单,就不需要什么高级服务业,因为(高附加值、知识密集)技术性服务环节,发达国家已经帮你做了;尤其是制造业发包,无法带动本国服务业高级业态的产生。

如果制造业发展思路是转向深加工度、高附加值产品制造,那么毋庸讳言,服务业的转型转向高技术服务、综合服务(担保、金融)必须考虑。从这个角度看,服务业转型已经不仅仅是制造业分工的需要,而是以重塑服务业来适应制造业发展思路的转型。

例子是:原来加工贸易制造,不需要一体化生产,生产制造可以分散进行,此时只需要基本的运输、批零、会计等服务就足够了。分割就是一大问题,分割情境下制造业能有快速发展,是基于原有追赶模式。因此,服务业高级业态没有产生的需要基础。但是,如果改变制造业发展思路,比如上海要搞深加工度、高附加值制造,那么生产一体化就需要纳入议程——设计、安装、分包等,此时,一些重要的担保、融资、生产性服务就得跟上,这个条件虽然动态内生于结构转型过程,但是却不是自发的,需要从制度角度给予支持,“创造”这个生产条件。

(3)对于关联机制的进一步阐述

因此,高级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制造业发展思路需要转型。只有这样理解,才能理解制造业与服务业关联的本质。经济追赶时期,制造业规模化扩张优先,转型升级时期,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同步。经济追赶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联动,主要表现为国内生产结构制造业深加工度化与高级服务业的联动上。现有加工贸易模式下,中国进口主要是原材料,这是加工贸易的典型特征。要转向所谓高附加值(中间产品)制造品出口,那么生产(进口)模式需要转型,由现有“原材料进口支撑制成品出口”的加工贸易型模式,转变为“机械进口支撑机械出口”的发达经济模式。“机械进口、机械出口”的深加工度生产模式,意味着生产网络的密集度提高,网络化、一体化效应真正出现。高级服务业态与制造环节的关联开始发生作用,追赶的“效率升级梯度”开始浮现出来。

4.追赶效应与消费示范效应演替

生产系统梯度升级中,有两个效应交替发生作用。一是初级重化工业阶段,生产的追赶效应居于主导地位,此时,“消费的示范效应”很少发生作用,这为高增长所需要的储蓄和资本积累提供了条件。当生产系统朝深加工度化演进之后,与这个梯度关联的是劳动力拐点的出现,工资成本的上升(以及环境治理压力)迫使经济走向“高效率、高工资”的均衡路径。此时,消费的示范效应开始发生作用,储蓄增长动力减弱,经济低速稳定增长成为常态。也正是因为如此,生产/消费均衡以及消费需求主导增长的格局形成,城市化呈现成熟气象。作为一种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的理想化具象,大城市成为“科技、精神”的现代化代名词,芒福德心目中“神灵的居所”的城市形成。

(1)狭义的恩格尔定律

“道格拉斯-有泽广已法则”与初级重化工业化阶段紧密联系。工业化规模扩张时期过剩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就业收入爬行在较低的层次上,此时,即使收入出现较大的增长,凯恩斯意义上的预防需求动机也将抑制消费的过快增长。消费结构缓慢发生变化,狭义恩格尔定律发生作用,服务业需求不多。即便如此,以引进模仿为主的初级重化工业化,也不会因为低消费水平导致的低人力资本水平而受到抑制。资本引致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占据主导地位,只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转化为投入,那么人力资本和创新需求就不是那么紧迫。

(2)广义恩格尔定律

深加工度化之后,规模化动力消失,经济向稳定增长路径演进。对内来说,由于消费示范效应的增强,储蓄/投资供给呈现减少趋势,对外来说,为维持均衡增长的贸易条件需要改善。面对这两种压力,经济效率提高是必经之路,一方面以效率提高工资收入,以增加效率提高所需要的管理、技术知识;另一方面,以效率提高抵消劳动力拐点之后的工资上升。

消费的示范效应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挥作用。一种例子中,收入增加后对教育、培训、医疗等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加,如发达国家;另一种是把收入用于非生产性投资,如中国居民的购房热。后一种示范效应发生的时机,是在初级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转移的十字路口,说它危险,是因为这种消费将提前耗竭以往储蓄,不利于生产系统的转型。若认识其危害,只要观察拉美国家的城市化问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