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古不今之学与人

——序李哲罕《走出“非政治的”文化》

应奇

李哲罕的博士学位论文《走出“非政治的”文化：对近现代德国政治思想的一种政治哲学考察》在经过近两年修改之后，即将由国内颇富声誉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问世，他再三恳请我为他的首部作品撰写一篇序言，作为见证他学术之路上每一步成长的硕博两任导师，我似乎并无推却其盛情之特别有效的理由。

大约七年前，当李哲罕作为烟台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应届本科生写信给我，咨询报考我所在的浙江大学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相关信息时，一方面，作为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业余爱好者，他提供给我一篇关于以赛亚·伯林的读书笔记；另一方面，作为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他请求我为他开列一张学习西方哲学史的书单。时隔多年，他的读书笔记的内容我已经全然忘却了，大概总不外乎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之类永远似曾相识但也永远似是而非的话题——这大概就是陈嘉映在去年宣布“封笔”时最后所说那句“我烦政治（哲学）理论，翻来倒去的，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之所指——而我的“书单”却“流传”了下来：多年前有位朋友告诉我，老兄你学问并不大，怎么突然为年轻人开起书单来了？我这才知道，有“好事者”已经把我的书单晒到了网上，而且至今还没有取下来。我一直并未追问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因为那样做至少有一个好处，以后每当课堂上有同学要求我提供书单时，我可以很便捷地让他们到网上去找。这样看来，向来以道义论者自居的我看起来是而且越来越像是一个后果论者了。例如拿眼前这个案例来说，比较坚持原则的当事人（行动者）会说，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这种事情是绝不允许发生的；而比较通人情的说法和做法则是，既然这事儿并未造成什么有害的后果（甚或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就似乎不必以更为峻急的道义论原则来苛责之，更用不着上升到德性论的高度来作“诛心之论”了。可以说，无论作为个体伦理还是政治伦理原则，我依然信奉自由派“教父”小密尔的“伤害原则”，而伤害原则总是运用在后果上才会比较有效和恰当，这是就其与更为抽象的道义论原则比较而言。而当它与更为具体的德性论原则相比较时，后果论的抽象性就似乎又显示出来了。从这个角度，与其说后果论是继德性论和道义论而起的第三种伦理学形态，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如果说德性论是“古”，道义论是“今”，那么后果论就正如陈寅恪先生自陈其所治之学及其治学之“心境”，乃正是“不古不今”的。

现在看来，作为其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之兴趣和探索的出发点，对于伯林的阅读依然构成了这篇博士论文的某种问题背景，作者意识到伯林从德国政治思想的反启蒙-浪漫主义中发掘出多元论从而用来克服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一元论的努力，其实与他所致力于探讨的围绕魏玛前后的变革所展开的政治法学、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的论辩具有某种“同构性”。伯林在辨析自由概念时指陈，如果有谁声称，就奴隶面对主人的拷打时可以在死亡和服从之间进行“选择”而言，奴隶也是自由的——伯林严词申斥这些人是在滥用“自由”和“选择”这样的“政治”术语。而弗里德里希·瑙曼曾经呼吁从德语中删除“文化”一词，那么谁又能说伯林的“振聋发聩”之语与瑙曼的“愤激之语”之间没有历史内涵的高度叠合和同构呢？——而更为重要的是，构成这种叠合和同构的并不是政治概念的辩证，而是千万万生命的血泪和记忆。人们经常喜欢转用伯林所引用的熊彼特那句名言：“文明人之所以不同于野蛮人，即在于文明人既了解他的信念之有效性是相对的，而又能果敢地捍卫那些信念。”听说“思接千古”的政治哲学家已经“义正辞严”地斥责这种信念本身就是“野蛮人”的信念。的确，千古有遗教：“人心唯危，道心唯微”；“亚圣”又有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我们当然无法完全脱离历史的脉络来抽象地判定一种政治哲学和一位政治哲学家之“教养”程度，而人禽之别或者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别，也许确实并不在用一种实指定义抽象地指认那个“几稀”，而更在于“指认”那种“几稀”的方式。如此或可为本雅明致友人信中的这番话进一解：“对我来说，对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思想的热爱，是同一件事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能阻止我，有时候，为了保持这种热爱，反倒有必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德国而言，我对它的爱当然是根深蒂固的，因为我在那里经历了生命中所有最重要的体验，因而，这种爱是无法磨灭的。但是，我不想成为这种爱的牺牲品。”

作为“好读书不求甚解”之“好为人师者”，我对指导李哲罕博士的学业应当说是付出了不少心力的。在国内学界和舆论界各种“文化政治论”“甚嚣尘上”之时，我在《古典·革命·风月：北美访书记》题为《“政治科学”之“家园”》的“核心”论述中，曾经反其道而行之，从学理根基和规范取向两个层面勾勒出“从文化政治到政治文化”之线索和趋向。为此，我鼓励和支持李哲罕在这个方向上开拓出一片有特色的学术领域，通过大量阅读文献，进入有效讨论的语境中，然后逐渐形成和选取自己的视角，作出有质量的相应论述。更为重要之点在于，虽然中国人研究西学无疑应当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但学术活动乃具有自身的法则和纪律，它不是荷尔蒙的冲动和宣泄，也不是意缔牢结的竞技和斗炫，而是要像童世骏笔下的薛华老前辈那样“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学无分中西，唯真理以求”，而其典范形式则常常会“使我们在青灯黄卷、谈学论道时不仅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感，也不仅有知其不足而学之的紧迫感，而且有知其不富不贵而喜之乐之的自豪感和喜悦感”。

无论是已经从青涩华年成长到几乎要重新立志的而立之年的李哲罕，还是年近半百而又貌似要开始“二次创业”的我自己，距离这样的境界一定都还远之又远，但现代教学心理学已经证明，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来自鼓励和肯定的动力补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无论如何应当看到李哲罕博士从满嘴跑没谱儿的大字眼到整天介埋头有形的文献这一变化中所体现的“逐渐”进步和“缓慢”成熟。而且看得出来，他的这篇博士论文是花了很大功夫的，在国内同类研究中也是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的。例如它不是“从原理出发”，而是在“践履”陈嘉映在前面那个访谈中所“号召”的“去研究一段政治史，看看它有哪些让人困惑的问题”；它的架构也颇见用心，从历史、文学、法学和哲学中各选取了一位人物展开论述，虽然所论未必够专精，但这种俭省的写法至少比较诚实，而且事实上也不乏内在的丰富性，并可以为下一步“体大思精”的工作（例如这一进路上休斯的《意识与社会》那样的杰构）树立某些路标。我最近高兴地获知，作者还将把自己的探究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到对德国法治国观念的梳理和研究中去。我相信，到那个研究完成之后，目前论述中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以及其研究深度，都将会被赋予新的面貌。那么，就让我引用自己颇为喜欢的一部传纪，德国学者毛姆·布罗德森的《在不确定中游走：本雅明传》——这位传主毫无疑问应当是作者一直属意而且将在未来继续心力所系的这个历史大脉络中最为闪耀之星——中的最后一段话，以与哲罕共勉：

1994年5月，布港为纪念本雅明而建的“通道”（Passages）举行了落成典礼。它的主体部分就是一段狭长的阶梯，共有70个台阶，镶嵌在墓园靠海一边的崖壁上。形成30度角的倾斜度。沿着锈迹斑斑的铁壁，一路走下去，直到尽头，令人有一种晕眩的感觉。通道尽头竖着一块玻璃屏风，从那里可以俯瞰下面的岩石和大海。游者到此不得不停下脚步。面对墓场，从隧道里走出来之前，还会面对一面未经任何修饰的粗石砌成的墙，站在通道的中轴线上，向上观望，可以一直看到围绕墓园四周的岩石的纵面。从大海到墓园：没有出路。通道尽头的玻璃屏风上刻着引自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的一句话：“纪念无名之辈要比纪念名人艰难得多。但是，历史的建构就是要致力于对那些无名之辈的铭记。”

2016年6月6日

于千岛新城客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