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记忆话语的可视性转化
荒漠与废墟是两种不同的历史“空场”，也是有差异的社会记忆的表征形式。夹边沟的影像叙述及其幸存者的话语，一般来说并没有表现出《夜与雾》和策兰语言中的那种记忆的抑制感或局促感。在《重访夹边沟林场》等纪录片中，人们看到的是社会记忆的荒漠化，没有为这个“右派集中营”专门保留一个纪念性的场所，也没有什么人刻意保存遗址和遗物，没有圈定历史的和地理的边界，一切都在沙漠化的自然环境中风化、消逝。夹边沟劳教农场早已转变了“身份”，成为现时的夹边沟林场，围绕这个荒漠化的林场，社会生活在继续。纪录片的制作者并未希望影片具有任何经过设计的艺术特性，由此在不经意间再现了社会记忆荒漠化这一现实。
《重访夹边沟林场》等纪录片的价值在于它表述了幸存者的记忆话语，并呈现了历史事件的巨大空场，在记忆符号与物质残片彻底消失之前，在历史即将融进自然之际将其从记忆的湮没状况中救赎出来，使近于物质自然的图像转换为关于过去的历史图像。《重访夹边沟林场》所呈现的历史空场成为幸存者的记忆话语的转喻，不仅窑洞、地窝子、排碱渠、沙枣树、野草籽、泛着盐碱的坟坑因其空间的“邻近性”而成为消失的人与事的转喻，整个荒漠化的夹边沟也成为社会记忆的转喻。对于社会记忆而言，幸存者的记忆话语依然是暂存性的、脆弱性的，而唯有这一叙事（述）话语通过可见之物转换为可视性图像（影像）时才有可能被塑造为集体记忆。唯有这一可视性转换，物质世界的残片或历史的空场才能成为发生学意义上的证据。换言之，唯有当幸存者的个人记忆话语的脆弱性和历史叙述的确然性变得可互换，才能塑造出应有的社会记忆。这是社会伦理得以构建的真实基础。
如果说《重访夹边沟林场》等纪录片再现了作为荒漠的社会记忆，幸存者的记忆话语对荒漠化的社会记忆发出了它软弱无力的质询，雷乃的《夜与雾》的影像表达和策兰的局促语法则把充满焦虑的社会记忆与一个永恒的废墟联系起来，废墟亦是关于人类社会记忆的一种隐喻。乔纳森·韦伯曾将难以书写的灾难、难以叙述的大屠杀与“永恒的废墟”联系在一起。“废墟作为圣经里表示地点的一个词，其物理过去对我们来说是永远被遮蔽的。”[15]永恒的废墟既是连接过去的记忆形式，又意味着灾变的坚硬内核至今未能被现代社会吸收、理解。废墟意象指向的是大屠杀历史中永远无法触及的部分，是难以想象的恐怖行径中留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碎片，它引发人的焦虑记忆，唤醒人们探究其中的意义，然而废墟自身又充斥着任何话语都无法表述的空虚、朦胧以及人性与伦理的痛失之感。
废墟作为可目睹、可触及、可想象的存在物，让我们反思历史“空场”与记忆话语的关系。废墟是无法消除的、唤醒人们对邪恶行径和恐怖记忆的物质载体。当无数鲜活的生命消失于非人的杀戮，当杀戮超出了理解与解释模式，任何秉持个人记忆的见证者及其见证的正当性都在某种程度上遭受质疑。废墟及废墟中的各种遗迹等物质载体，见证了无辜者的痛苦与死亡，葬身于这座废墟中的生命无法被拯救、无法被唤回、无法为自身寻觅一个申诉的机会。永恒的废墟承担着某种难以达到的“交流”，提醒我们虽然拥有大量知识并试图追溯和回忆，但是我们距离最核心的恐怖、最悲惨的体验还是十分遥远。这是策兰的局促句法、抑制或紧缩的记忆形式所揭示的。如果人性、人道、人类的普遍价值与伦理情感依然处在现代社会的核心的话，那么这也意味着，它们的毁灭或人文价值的废墟也同样处于现代社会的核心。
书写大屠杀和拍摄大屠杀都有着特殊的伦理上的困难。过多残暴的影像总会招致有失分寸、让人的心理难以承受甚至于遭遇误解和责难。那么如何平衡观者对真实性的寻求，不抵制那些让人触目惊心、充满痛楚的真实，又能保持影像的震撼力？在某种程度上，雷乃的《夜与雾》找到了一种呈现不在场之物的方式，犹如策兰《紧缩》一诗中的方式，那就是影片中的记忆话语与废墟及遗物构成的历史对话。除了纪录镜头所展示影像的直观含义外，由旁白构成的反思话语意味着废墟下沉默的语言，它尊重人类记忆的所有不可预见的偶然性，而不是直接呈现或描述集中营的残酷事实。
《夜与雾》并非刻意要将可怕的现实变成一个审美的对象，雷乃表现的不仅是当年在“夜与雾”的掩饰下所发生的悲剧事件，也是力图穿透当代社会认知与伦理的“夜与雾”的一种努力。雷乃说：“不会遗忘，就无法生活也无法做事。这个问题产生于我拍摄《夜与雾》期间。拍摄此片并非再次制作战争记忆，而是思考现在与未来。遗忘应该是积极的……”[16]基于一种赋予所拍摄主题的历史权威性的诉求，如同后来朗兹曼的《浩劫》一样，雷乃的影片显现出将记忆与遗忘、伦理重建与物质废墟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建构的尝试。就此而言，他拒绝提供简单的与确定的意义，正如由幸存者讲述给人们的记忆话语，或经过社会记忆过滤的关于大屠杀的各种历史叙事，不可能出现可期待的、可预设的单一的观点，整个过程充满矛盾、易变、扭曲的人类意识。如桑迪·弗利特曼-刘易斯所说：“当下对过去某个时刻的任何描述，都会在时间的延续中唤醒未来，其中永恒不变的是社会的责任……战争纪念片的斩钉截铁的定论性、毋庸置疑的含义和即时产生的意义，是其既追寻历史又与过去保持距离的能力所致。相反，雷乃影片的开放式结构和持续的张力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反思的空间。因此，《夜与雾》不仅成为一份关于过去的深刻的文献，而且成为一部关于遗忘与抵抗遗忘的影片，与历史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在无情地讲述过去事件的恐怖的同时，产生了真正的疗救和社会意识。”[17]
或许雷乃不会如此乐观，在社会记忆的“夜与雾”中，任何“重返”与“重访”历史都是困难的。恐怖记忆的终将模糊，令人丧失历史警戒的焦虑在《夜与雾》中时有体现。记忆的重述是通过历史语境的含糊性和焦虑记忆的矛盾性来完成的，“焦虑记忆”给影片举证的历史事实添加了主观的及伦理的尺度。对雷乃而言，再现焦虑记忆还包括普遍价值与种族身份之间的尴尬、个人生活史与家族史的隐私问题，以及个人记忆如何成为社会记忆或成为文化的一部分等问题。与此同时，雷乃同多数现代主义艺术家一样，不断强调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存在无意识的欲望，这一维度增加了自我认知和历史认知的困难。艺术隐含的意蕴总是超出了单一主题的预设，艺术作品的结构允许一种将我们的个人经验和诸种偶然因素，组织进一部作品的转喻或隐喻结构之中。即使任何确定性的影像叙述都不会以绝对的权威、单一的意义强硬地抵制观众的理解和交流。
不论这个历史空场日益荒漠化，即日益淡忘，还是如废墟一样突兀、坚硬，我们都无法穿过和真正接近奥斯维辛这个巨大的“空场”。在历史学家看来，奥斯维辛的未来也许是个令人疑惑或是有些挑衅性的短语，它是对1945年犹太集中营解放的总结但不代表这一历史彻底结束。对于大屠杀的纪念，无论从宗教还是从道德责任上对大屠杀受害者的哀悼都是一份伦理责任，将继续赋予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名字和过去历史的明晰关联。但是奥斯维辛的重要性并不终止于过去，而是指向未来，充溢于过去的所有苦难和创伤又需要现在和未来赋予其意义。“有什么能与我们将之与这些地名相联系起来的那种恐惧哪怕是稍微相似：索比堡、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切尔诺、斯图特霍夫尤其是奥斯维辛—伯克瑙？这些名字在我们心中激起如此深刻和根本的震动，以至于我们甚至难以相信，在这个星球上真的存在与这些名字相关的地方——结果，当我们在郎兹曼的铁路浩劫线上看到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这些地名时，我们最初的反应就跟有人告诉我们地狱（或天堂）刚被一些探险家在地球的某一遥远角落发现时一样觉得难以置信。正是这些可怕地名所激起的那种联想使得纪念堂成为其本身，并确保其‘有效性’。……纪念物预设我们的记忆、联想和知识已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场；没有关于大屠杀的知识，纪念堂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串陌生和无关的名单。”[18]没有记忆，没有社会记忆的延续，历史的空场就会真正空洞化，它将不会是死难者的不幸，而是社会伦理情感的空洞化。
“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约伯充满感情张力的呼吁是，让他的血永远暴露在大地，不要沉于泥土或被时间的风雨所冲刷。这种强大到令人不寒而栗的纪念方式存于未来，成为一种生命的告诫，告诫社会记忆需要不断回溯激活自己的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创伤性的社会记忆是一份更和平地通向未来的护照。[19]没有幸存者的话语或“约伯式的话语”的可视性转换，社会记忆就会日益荒漠化，加剧历史遗忘与社会冷漠，而不会带来真正的精神康复。同样，如果没有从可视性向可言说性的转换，物质记忆的废墟并不能像其他废墟或遗址一样最终呈现为历史智慧的形式，废墟依然是无法触及的、无法言说的，处在现代社会经验的核心。或许我们依旧滞留在历史与道德的“夜与雾”中，并在其中面对和思考关于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
[1] 〔德〕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89页。
[2] 〔美〕乔治·斯坦纳：《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李根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192页。
[3] 高尔泰：《寻找家园》，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第436页。
[4] 〔荷兰〕 F.R.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84页。
[5] 〔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6页。
[6] 〔英〕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1945—1993）》，戴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78～79页。
[7] 〔法〕雅克·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35页。
[8] Geoffrey H.Hartman，Holocaust Remembrance：The Shapes of Memory（Oxford：Blackwell，1994），262.
[9] 〔英〕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1945—1993）》，戴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87页。
[10] 〔美〕桑迪·弗利特曼-刘易斯：《纪录无法表达的内容——阿仑·雷乃〈夜与雾〉中的恐怖与记忆》，侯维雅译，《世界电影》2005年第4期，第145页。
[11] 引自阿伦·雷乃的影像作品《夜与雾》中的解说词。
[12] 参见《Engführung各节翻译记录》，http：//site.douban.com/212372/widget/notes/13691173/note/353321806/。
[13] 参见《Engführung各节翻译记录》，http：//site.douban.com/212372/widget/notes/13691173/note/353321806/。
[14] 《旧约·诗篇》第十八篇，http：//cclw.net/Bible/shipianzhushi/htm/chapter021.html。
[15] J.Webber，The Future of Auschwitz：Some Personal Reflections（Oxford Centre for Postgraduate Hebrew studies，1992），pp.82-100.
[16] 〔美〕桑迪·弗利特曼-刘易斯：《纪录无法表达的内容——阿仑·雷乃〈夜与雾〉中的恐怖与记忆》，侯维雅译，《世界电影》2005年第4期，第141页。
[17] 〔美〕桑迪·弗利特曼-刘易斯：《纪录无法表达的内容——阿仑·雷乃〈夜与雾〉中的恐怖与记忆》，侯维雅译，《世界电影》2005年第4期，第141～142页。
[18] 〔荷兰〕 F.R.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91～192页。
[19] 《约伯记》（16：18），http：//edzx.net/xtcj/zihui/Job/200602/73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