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学者的马克思资本观研究成果概述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进步加快，特别是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对世界产生影响，因此我国学者适时地增加了对马克思资本学说的研究。这里依据学者们发表这方面观点的时间顺序予以概述。
蒋一苇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色》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作为经济概念是指一种私人通过资本的所有权而占有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属于生产关系范畴。他在《再论国有资产价值化管理》一文中提出，资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产业资本”属于广义的资本。至于狭义的资本，从生产力角度来看是指企业承担风险的保证金，是衡量企业承担风险能力大小的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该企业规模的大小，它在不同社会中都是存在的，属于一个中性的概念。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指私人占有资本，享有支配权和占有利润；资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指国家等公共主体占有资本，享有支配权和占有利润[44]。
蒋学模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一文中提出，对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和资本的基本内涵的科学分析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把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两个范畴，从作为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有范畴……认定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资本作为一般范畴，它是各种资本的共同点的抽象。它能给它的所有者带来一个价值增殖额，这个价值增殖额是由生产工作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构成的。……当然，仅仅停留在一般范畴的阶段，它并不能告诉你它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具体经济关系。但是只要把资本的所有者标明出来，例如私人资本或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它就成为反映特殊经济关系的特殊范畴了。”[45]
厉以宁在《经济漫谈录》一书中从“现代市场经济”侧面肯定了发展资本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环境保护不仅受到重视，而且会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更容易取得成效，原因在于经济运行机制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了。”[46]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新路子》《新常态下小企业有大作为》等文章中把资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物质资本”，第二种是“人力资本”，第三种是“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际关系，包括“人脉”“人缘”“诚信”（或“诚信资本”）等，也就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文化、教育、技术和智慧等，并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创造了财富，其中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重要。
刘诗白在《主体产权论》一书中从市场经济的主体产权理论出发，认为企业进行生产需要购置机器设备、原材料、雇用工人和聘用经理人员、购买专利权、技术诀窍和各种信息，因而资本是始发的生产要素，拥有取得和黏合各个生产要素的重要功能，构成实现要素组合的枢纽[47]。
林炎志在《国有资本人格化》中明确提出“全面理解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认为资本不仅起过剥削、压迫人民的作用，并且使商品、竞争、分工等社会生产的一般形式普遍化，直接创造出银行、信用、股份制等现代经济的具体形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48]。马克思的“国家资本”范畴对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赵学增在《资本作用的再认识》一文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资本的特征”“资本的职能”“资本的进步性”。他认为，“资本的职能”包括用于生产物品、取得利润、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资本是社会生产机构的主动轮，“资本的进步性”包括“战胜了封建势力与特权，瓦解与击溃了那个保守、封闭、没落的和狭隘的经济制度”，“创造一种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文化”[49]。
周其仁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剩余价值理论解释资本的增值不完全。”他针对所谓“资本增殖是因为剥削，是因为工人创造了剩余价值”这样质疑：“到底应该工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就一文不值，哪里来工人的剩余价值？”“企业家的能力是更重要的因素。不是所有人都能面对市场做出正确决定的。这种能力是市场上最稀缺的一种资源。”[50]
崔友平在《资本理论述评及启示》一文中认为，马克思提出了完整的资本论，《资本论》第二卷给出了资本的完整定义。其含义包括：第一，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第二，资本包含着阶级关系，即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第三，资本包含着特殊的社会性质，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第四，资本是一种运动即不断改变自己的存在形态而增殖的循环运动。马克思还阐述了资本的特性如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51]。
赵旭亮、王明华在《资本一般论》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没有给出资本一般的内涵或一般的资本定义，前者强调资本范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者考察的是资本范畴所体现的实物形态如机器、厂房、设备、道路等，而完整的资本概念是指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即特定阶段的生产力与特殊的生产关系的统一。他们认为：“马克思所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就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建立个人资本所有权。”马克思这个理论“向我们指明了未来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形式。资本所有权同作为其基础的资本生产力相结合，构成了资本生产方式。资本生产方式将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52]。
洪银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的属性——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现代应用》一文中把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界定归纳为“两个层次的规定”：一是“生产关系的规定”，即因为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才可能产生依靠资本所有权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关系，资本收入才是剥削收入，其价值实体是剩余价值。二是“功能的规定”，也就是说，资本是能实现价值增殖的价值，资本的回流和回报、增殖和增值是资本的一般规定。他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可分为两类：一是执行雇佣劳动职能的资本，其资本收入属于剥削收入；二是不执行雇佣劳动职能的资本，其资本收入不属于剥削收入。他说：“一定量的资本有多大的增殖额，主要应该由资本家的企业家素质和知识来说明，因此利润（剩余价值）与其说是资本的自行增殖，不如说是资本家（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的增殖，或者说是资本和企业家要素合作的结果。”“执行雇佣劳动职能的资本收入显然具有剥削性质，但居民将其闲置的暂时不消费的收入作为生息资本交给银行使用，其本身没有执行资本职能，因而不具有剥削性质。”[53]他在《先进社会生产力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等文中提出，我国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体制上鼓励各个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和企业家要素投入生产力发展过程，并按这些要素的投入量或贡献率取得报酬。
孙承叔在《关于资本的哲学思考——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文中从资本的概念出发，认为资本作为主体、指挥者具有生产性、创造价值。从劳动从属于资本的角度来看，劳动创造价值必然表现为资本创造价值；从资本管理的特质来看，资本参与价值的创造，因为一切生产要素只有被资本整合进生产才能进行创造价值的生产。这种整合和管理是一种特殊的劳动，是产生社会生产力、创造价值的源泉。资本家的劳动具有双重性质：作为管理者创造价值，作为食利者是进行剥削。他认为资本从经济上看是成功的，没有一种生产方式能达到资本这样的经济效率和经济成就，但从社会效益、人类的生活目的和生活质量上看，是不成功的。因为人活在世上不只进行物质生产，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生产以及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他说：“资本的本质就是蔑视人，资本在其创造人类历史最大财富的同时，却使人类最主要的生产力——劳动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54]
郎咸平2005年12月在清华大学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演讲中认为：“一部分财富增加而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帕累托改进”的一个初始条件就是平等即公平，就是在不剥夺他人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二是“通过严刑峻法阻断官商勾结和内部交易，保证社会基本公平”。他说：“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部分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了，整个是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55]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三是“藏富于民”。美国的股票市场就肩负着重新分配财富的功能，美国的宪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因而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让他们的财富不断成长。“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的。你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56]
梁小民在《经济学内外》一书中提出“资本创造历史”。他说：“只有在近代市场经济社会中，钱才变为创造社会财富的资本。一部近代经济史就是资本去冒险、开拓、创造巨大财富的历史……只有在近代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冒险才成为普遍的，并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这就在于制度的改变。市场经济建立了保护私人财产的制度，这使得冒险者可以获得冒险而来的财富。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支柱的新教也鼓励对财富的无限追求。这些成为资本冒险的动力。股份制使冒险者不必承担无限风险，成为冒险的制度保证。”[57]
汪丁丁在《资本概念的三个基本维度——及资本人格的个性化演变路径》一文中认为，在纯粹的“物的维度”内，资本作为“资本品”与“消费品”一起构成“经济物品”范畴；在社会关系的维度内，资本是既得利益结构与权力结构的累积效应的载体，可称为社会关系“存量”，通过把自身转化为资本在某一时空点的净收益，总是反映着当时当地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具有双重性，就是资本所承载的累积效应一方面可能强化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可能强化既得利益格局，导致权力结构的两极化甚至社会秩序的崩溃。而在“精神生活的维度”内，资本的首要特征是对利润的追求转化为“意识形态”即对净收益或利润的崇拜。并且，汪丁丁指出：“在任一社会中，只要有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在精神生活的维度内就倾向于把‘人格’异化为‘物格’——人被物化为追求净收益最大化的机器。”[58]
俞吾金在《资本诠释学——马克思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一文认为，马克思分析资本的方法有三个维度：一是批判的维度，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不是以价值中立的方式描述现代社会，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地考察现代社会，并深入对现代社会的不可见的层面——生产关系的反思上；二是实践的维度，资本不是依靠自己的幻想，而是通过实践的基本形式——异化劳动而自行增殖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还是其改变都不得不诉诸实践；三是权力分析的维度，马克思不仅把资本理解为现代社会的“经济权力”，同时也把它理解为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59]。
章海山在《市场经济伦理范畴论》一书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从积极方面肯定资本是一种社会的力量，是社会财富的增加者，起着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历史作用”，是“人类的一种高度文明”，并且“在道德上也应给以高度评价，是一种至善”[60]。同时，他认为资本存在对人类道德的负面影响，具有善恶双重性。
刘荣军在《财富、人与历史——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哲学意蕴与现实意义》一书中具体阐明了资本的“文明面”，认为资本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关系的发展。
陈先达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财富观》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明确否定资本有“自我增值”的魔法。他认为，市场中的机会均等适用于进入市场的资本拥有者和投资者，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由于各自的经济地位的差别而没有真正的机会均等。尽管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这是指其中的成员而不是指阶层本身。只要雇佣关系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区分存在，资本就比劳动强势。他强调要预防资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不可避免的负面性。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一文中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会按照法律限制资本对劳动的优势权利，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使两者得到适当的平衡。要防止资本对政治权力的入侵和用金钱制造的话语霸权。”[61]
鲁品越认为，社会关系是资本的内在本质，生产要素是资本的外在表现，这些生产要素只有纳入社会关系中才成为资本；资本的本质特征是支配资源投入社会物质生产体系中进行扩大再生产以追求自身增值。资本具有“两重性”：一是物质生产属性即配置生产要素以组织扩大再生产，二是利益分配属性即分配剩余劳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经营者的利益，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他认为，资本这两重性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即资本既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又是支配与剥削劳动者的力量，这一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剩性危机、生态危机和人的发展危机，最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62]。
张雄提出“主体性资本”概念，认为主体性资本曾推进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它又构成了从多样性生存世界中实现统一的精神活动的本质，在生活世界的深处成为当代社会各种弊端的罪魁祸首，把世界编目为一个定量价值的同一性存在。资本成为最高级别的绝对精神和神圣主体，既激活了人的天性又剥夺了人类的天性和权利，把人类变成了疯狂的财富追逐者。他从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反思中充分肯定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总逃避不了如此事实：资本的秉性是占有剩余，社会财富的动力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63]
章莉在《资本性质新论》一书中得出了两个结果。一是指出了资本与剥削之间的同质性，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范畴从根本上看与剥削理论是“一而二”与“二而一”的关系，资本剥削劳动是说资本家凭借财产权利的强势地位不公平地利用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为自己谋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其实质是资本家利用财产权利侵犯劳动者的权利，这种绝对劳动权利论是马克思论证资本权利剥削性质的前提。“马克思把劳动要素拥有最终产品的权利界定最大化了，即把各种要素共同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中的新增部分的权利全部界定给劳动者。”[64]二是断定所有资本收入的剥削性质，资本为所有者带来收入的性质实质上体现了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收入包括利息形式、利润形式其实质都是剥削性的。三是肯定资本之生产力性质的绝对性，认为资本在表现形态上无论是消费品还是资本品，其本质属性都是一定的物对于满足人的需要有所增益的生产力性质。这种“生产力性质是资本无条件的本质属性；而剥削性质只是资本有条件的社会属性，并非不可克服。作为要素，资本生产力性质的发挥是创造财富、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一种体现社会关系的财产权利，资本表现剥削性质有主客观条件。”[65]
许永和在《生产分配与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存在“瑕疵”。其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作为商品价值的唯一实体仅仅适用于“最原始的时代”而不适用于资本时代。其二，他认为马克思把机械设备视为过去劳动的成果，属于“死的劳动”，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仅能进行自身价值转移而无法创造新价值，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机械设备固然是过去劳动的结果，隐含过去劳动力的价值在其中，但它是一种生产的工具，是一种‘生产的力量’，将之视为毫无生产力、不能创造新价值的死劳动，是基本知识的错误。”[66]其三，他认为马克思在逻辑上仅强调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否认历史发展动态过程中存在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利益妥协或中产阶级出现的可能性。
卫建林在《全球化与第三世界》一书中说：“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它在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所建树的历史功勋，已经越来越为它在耗费和破坏自然资源方面的罪过所抵消。……资本主义这只‘老鼠’的破坏，具有全局的、深刻的性质。它是人类和人类生存繁衍的地球的罪人，是把人类和地球导入丧失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祸首。”[67]
齐兰在《垄断资本全球化问题研究》一书中认为，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正负作用，对它们既有利又有弊，并非发达国家好处占尽而发展中国家处处吃亏。
周可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资本概念》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形成了对资本概念的三个最初理解，即资本是支配劳动及其产品的权力、资本是与劳动相对立的他者、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客体存在。资本在私有制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有三个特征，即成为抽象主体、历史主体、交往主体[68]。
张维闵在《劳动分享剩余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把劳动纳入资本的范畴来解释巨大的经济增长“余额”，虽然暂时缓解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危机，却同时给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挑战：既然劳动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即“人力资本”且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根据资本所有权的必然要求就必须承认劳动对剩余的索取权。这样一来，以前只是作为生产成本的劳动要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以资本的“身份”要求承认其占有剩余的合法地位，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合二为一，“劳动—资本”二元结构崩塌，经典的“按要素分配”的内涵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但是，这种“资本同化劳动”的形式不能抹杀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区别，也无法掩盖资本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在不断弱化、资本范畴的作用范围在日益缩小、资本关系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赘生物”的本质。
王南湜在《剩余价值、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于改进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视角》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无论是对工人的剥夺还是对失败同类的剥夺都只能借助于各种差别性优势，这种差别性优势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全体资本家对工人的优势，二是在某一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势，三是某一国家内那些采用了更先进技术的资本家或企业对其他资本家或企业的差别性优势，四是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对于那些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家的差别性优势。资本主义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来看一方面意味着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全面完成，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重度剥夺；另一方面意味着获取剩余价值的差别性优势种类的减少和强度的逐步减弱。这意味着资本家能够获取剩余价值的差别性优势最终趋于两类，即资本家对工人的优势与资本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当资本主义全球化实现即“人类只是由资本家和无产者所组成”——资本主义在现实世界中最终完成之时，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资本家与工人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趋于加剧。这一总体趋势发展的结果是改变那种以获取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作为剥夺者的资本家的剥夺[69]。
颜鹏飞认为，探讨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即“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推出了以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为主线的新发展观，提出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原创性的学术话语，阐释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两个决不会”的经典论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之一，就是构建关于反映“生产力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运动的经济学逻辑体系[70]。
秦慧源在《论马克思的资本观》一文中说：“马克思的资本观既包括对资本野蛮性的批判，也包括对资本文明化功能的肯定。任何只偏重其中一个的观点都是片面的。然而，在长期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偏重马克思对资本野蛮性的批判，而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文明化功能的肯定。”[71]他明确提出“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促进生产关系的调整”。
王庆丰在《金融资本批判——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当代效应及其逻辑理路》一文中认为，金融资本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实现了由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的转变，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从过去的工业资本运作转变到现在的金融资本运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方式则从工业剩余价值剥削转变到虚拟剩余价值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