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诱因、特征与机制

动态演化是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核心特点。也正是由于系统演化过程的阶段性，才使得城市群的概念过于混乱，根据历史的演化顺序和地区的发展特点、概念的多样性给分析城市群问题带来认识上的复杂性，但同时也说明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城市群，而应该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去把握城市群的共性和本质特征。

一 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及其诱因

城市群功能的生长方向受到既有联系的极大影响，不均衡的空间结构也由此而形成。城市之间的联系，既包括建立在禀赋基础之上的自然联系、依存于人类发展历史和人口结构分布的社会相互联系以及与整体制度相关的政治、行政和组织联系，还包括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的经济联系（见表1-1）。工业化阶段的演化，赋予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丰富多变的内容。Peter Hall（2004）将1990年和1960年进行了对比，认为1990年的城市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的世界里，城市在不断寻求重新界定他们的经济功能，旧的功能已经丧失，正在寻找新的功能以代替其位置。失去的功能是在货物制造和处理方面，新的功能包括了信息的创造、交换和使用。二是城市的分散化和向外扩散形成了由人流和信息流联系起来的、复杂的城市系统。在这个城市系统中，不同的组成部分都同样地卷入了一个摒弃旧活动、获取新活动的过程。

表1-1 城市联系类型及联系要素

Peter Hall（2004）认为，相对而言，这个城市世界是如此的新鲜，要领会如何去模拟它是不容易的。他分析了引起城市及其相互之间联系发生变化的多个因素。

（一）全球化

全球化所导致的空间布局变化取决于和“地方化”产业组织与要素资源的互动情况。这其中隐含着新环境下形成城市群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随着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价值创造体系在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再构（张辉，2004）。20世纪70～8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城市经历了大规模逆工业化，以应对世界价值创造体系的垂直分离过程。另一端的再构过程，则发生在地方化层面上。具体而言，价值创造体系的地方化重构，取决于国家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满足国际商业战略的竞争需求。国家比较优势的分布，由区域资源禀赋差异来决定，因此受比较优势吸引的要素流动必然是不均衡的。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单纯依靠比较优势还不足以成为城市群形成的条件。城市群的形成是为了构建一种功能与结构均成体系的区域竞争优势。所谓区域竞争力是指区域内各主体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争夺资源或市场的能力，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包括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科技竞争力、国民素质竞争力以及城市竞争力。在这些竞争力构成中，尤其以企业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更为重要一些。企业竞争力优势与区域比较优势共同决定了区域产业竞争力。在生产组织变革和信息化重组空间结构的影响下，资源禀赋唯一决定区域差异性的作用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集聚经济、转运成本与资源禀赋共同决定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见图1-1）。特别是当资源禀赋条件日渐式微时，集聚经济和转运成本在决定区域差异性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集聚经济是产业专业型的基础；转运成本是产业链垂直分解后扩散布局的体现。它们首先会强化核心城市在联结产品价值链中各价值创造环节的枢纽地位；其次，使得城市之间由等级决定的垂直联系转变为由价值链重构决定的网络联系，并带动以物流为主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总之，增强区域竞争力是驱动城市群形成的根本动因；而通过重构价值链获得竞争优势，取决于城市密集地区内部建立起互惠互通的网络联系。所有这些，都成为识别当代城市群的全新标准。

图1-1 当代城市群形成的区域竞争动机与影响因素

资料来源：魏后凯：《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区域发展战略》，《福建论坛》2004年第9期。

（二）第三产业产业化和信息化

尽管我国城市群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它们所面对的威胁都来自全球性的竞争，这促使城市群在发展中率先缩短工业化进程，实现向信息化生产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在此过程中，城市功能与产业结构的转变对于整个城市群的形成具有先导性作用。通过使自己适应新的国家劳动分布，城市做出的反应是重点吸引和发展诸如银行、金融、商务服务、公司总部、政府机构、旅游业以及创造性产业和文化产业等高端服务业（Peter Hall，2004）。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功能演化，是为了适应开放经济下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需要，旨在通过降低要素成本、国际运输和通信成本、挖掘市场潜力、弱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政府政策等，增加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吸引力。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由服务业主导的城市产业空间也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动向，从而引起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相应变化。其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城市群空间范围存在某种虚拟化的倾向。Peter Hall（2004）指出，在全球层面上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城市等级结构，但是他同时也承认，城市在这个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判定标准到现在还只是在实验性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和测量。由于处在这个等级体系中的城市定位遵循的是信息经济的组织逻辑，因此不适用于套用过去的任何模式。城市之间信息交换和知识处理的联系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既可能向着进一步集聚的方向良好地运作，也可能在重要的国际势力控制下形成新的区域并被修正。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界定难以找到确切的标准。

（三）向心性和多中心性的城市区域供给机制

产业与功能的专业化，既加剧了特定功能吸引要素流动的向心性程度，也使功能中心的衍生成为区域性的普遍现象。早在1961年，戈特曼在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时，洞察了伴随高度城市化过程的多中心倾向。21世纪初，普遍的城市形式对城市区域进行了功能性的结构重塑，所以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它通过多中心化的过程得以容纳更大的规模经济。多中心化造就了区域的一种特殊形态——城市区域，它通过“集聚—扩散—集聚”的过程，充当着现代城市群形成的内在机制。节约成本和利用集聚经济是产业分布中多中心空间结构的来源（杨帆，2005）。对次中心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研究，为衡量和评价城市群发展质量提供可行的视角。对区域和城市层次的次中心确认主要依赖人口和就业数据。例如，Baumont、Ertur和Gallo（2003）运用探索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试图通过比较临近地区的就业和就业密度，将这两个指标都超出周边地区的区域确立为潜在的中心，并根据其各自的经济表现区分出中心以及非中心地区，从而将余下的潜在中心确认为次中心。很显然，这种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对潜在中心的判断依据在于区域发展的整体水平，并且单纯的就业密度测算不能把握多个中心之间通过“集中式扩散”而形成的复杂多项流动和互补合作关系。

二 城市群空间布局的若干特征

姚世谋、陈振光和朱英明等概括了城市空间布局的主要特征。

（一）城市群空间布局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特征

城市群体各类不同性质的城市，其规模、结构、形态和空间布局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首先，首位城市的变化影响着区域性城市群的每个城市；其次，影响地区经济集聚的要素，诸如工业项目的布局集中、人口集中、技术力量集中和基础设施集中等，都将使城市群获得明显的规模经济。

（二）城市群空间布局具有区域城市的空间网络结构性

城市群不是城市单体，具有更广泛的空间网络结构性，主要反映在地区内各个城市规模的大小、城市群网的密度以及城市之间相互组合的形式上。城市群的空间网络结构性，有三个要素，即城市群网络的大小、城市群网络的密度以及城市群网络的组合形式。这三个要素反映了城市群网络结构的基本特征，说明每一个城市在城市群内具有特定的联系，城市群整体结构反映各个城市在一个群体内的集合功能以及形成的千丝万缕的网状关系，其间既存在城市个性的发展，又产生相互作用的共性关系。

（三）城市群空间布局具有区域内外的连接性和开放性特点

任何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区域的内外部交流平台，而且随着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相互联系的强度会越来越强。正是因为城市差异性的存在，并且这种差异还会随着城市规模的变化而拉大，所以任何城市都不能孤立地发展，需要广泛地发生区际联系，实行对外开放，引进新的机制，才能使各个城市在区域比较之中，认清自己的优势，克服自己的劣势，求得生存和发展。

（四）城市群内的城市具有相互吸引集聚和扩散辐射功能

在特定的地区范围内，首位城市起着核心作用，具有较强的吸引功能，随着交通运输网的进一步完善，集聚和扩散规律几乎是同时发生作用。在城市群层面上，则是以物资、人员、技术、金融、信息等形式通过经济协作网络和运输通信体系发挥集聚和扩散作用，实现集聚效益和扩散效益的有机统一，使城市群体的整体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三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机制

（一）交通运输网络的引导机制

交通运输网络在城市群空间布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不同类型交通运输网络的影响效应，对城市群空间布局的变化给予合理的解释，并通过总结城市空间布局变化的规律性特征，可以为规划和实施城市群发展战略提供客观的依据。在对外开放方面，航空网络通过向区域空间传导来自外部的影响，在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990年之后，与以往通航的经济中心城市数量在逐渐增多，而且通航的旅游城市开始出现。在经济影响方面，东部地区率先开放，通过制定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吸引了大量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产业资本。数据显示，1990～2002年，东部地区与欧洲和美洲的货运量占比分别从17.4%上升到28.7%、从13.1%上升到20.9%。有外力推动的工业化，加快了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作为一种高度城市化现象，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群的形成具备了初始的基础条件。王成金和金凤君（2005）认为，21世纪初，我国对外联系仍遵循了1996年的基本态势，但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典型的特点是对外联系的交流内容开始进入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等综合发展的阶段。航空网络联系先是由少数特大型城市来缔结的，这些特大城市同时是区域内的首位城市，因此这些城市的对外交流的形式和程度往往影响到整个区域对外开放的层次。在区域内部，影响城市群空间结构变化的交通因素是高速铁路网络。它对航空运输方式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对于集聚和疏散庞大的商务客流以及形成依托高铁站这样一个进出城市的门户，形成充满各种城市活动的“白昼社区”（Day-time Community），对于城市空间的延展和新增长中心的崛起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高速铁路对客流空间的重构，主要表现为通道型连接的运输速度，带来城市间空间相对位置的变形，由此会带来更大的特定城市之间的互补性（王缉宪、林辰辉，2011）。

（二）郊区性的空间拓展机制

城市群的出现，是城市空间得到拓展的具体体现。郊区化是城市空间拓展的过程机制，只有当郊区化后足以供给一个新的增长中心时，城市的空间结构才会发生质的变化。这意味着，郊区既在某一方面对城市中心形成互补，同时还与城市中心存在某种竞争关系。一方面郊区将改变原有的城市农业附庸的地位；另一方面郊区逐渐有能力去承担原本由城市中心负担的功能（徐和平，2007）。这一过程是通过产业扩散来实现的。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美国的城市向外扩散，大量的郊区次中心开始在城市边界涌现，最终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郊区化为城市空间组织演变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促使城市空间发展由原来的向心集中转向离心分散，使城市的人口分布和经济活动在更为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展开，城市的各项职能进一步分化和重组（谢守红，2004）。魏后凯（2007）概括了郊区化引发的功能分工格局，即在大都市区内，大都市中心区着重发展公司总部、研发、设计、培训以及营销、批发零售、商标广告管理、技术服务等环节，由此形成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形”结构；大都市郊区（工业园区）和其他大中城市侧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由此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菱形”结构；周边其他城市和小城镇则专门发展一般制造业和零部件生产，由此形成中间粗、两头细的“棒形”结构。

四 城市群经济效应

（一）城市群产业集聚

集聚和扩散是城市群发育的重要机制。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认为，产业集聚和扩散取决于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的共同作用（李瑞林，2009），前两者均属于引致产业集聚的力量。

本地市场效应又称为后向联系，是指垄断型企业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位进行生产并向规模较小的市场区出售其产品的行为。这意味着，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会加速这种类型的产业集聚，表现出产业追随人口聚集的特点。在城市密集的地区，不同规模的市场所吸引的产业类型、产品种类以及产业链的具体环节都会存在差异。为了竞争较大规模的市场，企业和企业、产业和产业之间充满了竞争。所以，集聚本身就内生着一股扩散的力量，这种力量最终导致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模式。

价格指数效应，被称为前向联系，是指企业的集中对当地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在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由于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比较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少，从而使消费者能够从较低的生活成本中受益。这种类型的产业集聚，主要体现为产业发展对人口集中的正向促进作用。

在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人口集中与产业集聚的互动作用，但是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一种区域性的普遍现象，或者在不同的地区中存在发展上的时间先后。这是由市场机制的发育、基础设施条件、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地区市场的垄断和保护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区域一体化并制约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由于产业集聚具有自我增强的特性，所以城市群发展到高级阶段就会出现经济增长的极化现象。王红霞和王桂新（2005）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的研究发现，当我国的改革中心转向城市之后，工业企业集中度的增加对人口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具体到两省一市，情况又有所不同。对上海而言，由于受到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限制，所以其人口的城市化主要是通过工业布局优化和对土地的经济利用而实现的。在江苏，工业企业集聚对人口城市化的正向影响相比工业化而言要更为持久，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化滞后的不足。浙江的情况类似，其人口城市化也受到工业企业集聚的积极影响。当市场开放度减弱之后，企业或产业集聚对人口城市化的促进作用也相应减小。长三角地区的例子表明，无论是从微观的企业行为来看，还是从城市突破行政边界限制的区域化发展角度来看，市场化都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因素。它不仅为产业集聚创造要素流动上的条件，而且自由交易的产品市场也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产业集聚的两类吸引机制，就会因为市场规模不足和消费空间过于狭小而受到抑制。因此，城市群能否受益于产业集聚，主要还是看城市化与产业集聚之间能否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

由于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共同构成的功能一体化集合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市群空间呈现出大城市深度拓展与中小城市强势整合的特征（唐茂华，2005）。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来分析，这说明了规模不等的城市所依托的集群类型也不尽相同。伴随着城市功能的专业化和高级化，城市群嵌入竞争空间的尺度范围也将逐步扩大。就城市群存在的空间尺度而言，Friedmann和Wolf（1982）认为除了地区性和国家性城市体系以外，还可能存在跨国城市体系和全球城市体系。这意味着，产业链在发生价值裂解之后，将根据所能扩散的空间范围而进行区位上的重新配置。制造业各环节、金融机构及服务业等在扩散的同时也在寻找和选择各自的最优区位，同时为了管理、控制和服务分散的经济活动，又会涌现出新的集聚形式，即生产服务业在世界城市的集聚（苏雪串，2009）。由此可见，城市群与产业集聚之间具有协同演进的关系。

（二）城市群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城市群存在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化是协调经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平衡机制。解决这种两难冲突的办法是使人口规模变大，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专业化生产和自由贸易具有这种功效（江川，2008）。这意味着，城市化的启动充当着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协调的过程机制。当然，具体在怎样的人口规模水平上能够达到均衡，还取决于由交易成本决定的区域间专业化生产和贸易规模。二是城市群的规模经济是一种超越微观层次的空间规模经济。这种空间层次上的外部规模产生于企业外部，学术界将其归因为产业集聚。三是城市群规模经济还特指一种消费集聚经济。空间交易成本节约是功能专业化的前提，产业集聚之间高效率的联系机制有助于降低空间性的交易成本。

城市化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专门为消费者服务的产业也呈现出集聚趋势。赵晓民、王文革、陶咏梅（2007）认为，在商业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同样存在规模经济，这种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商业企业出现成本下降的趋势。在商业集聚区内商业企业的规模经济可以从两个层次体现出来，一是单个商业企业本身经营规模的扩大带来单位经营成本降低的趋势；二是在集聚区域内随相关商业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间依存关系的存在使区域内商业企业单位经营成本呈现降低的趋势。集聚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个层次。由于许多店铺集中在一个紧凑的区域，形成的商业聚合能满足各个层次、各种偏好消费者的需要，吸引大量的消费者光顾，提高区域内商品的销售数量，因此可以通过区域内的企业联合批量购买，使产生成本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