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隐身

突然之间，巴黎仿佛成了昔日东欧阵营中某个国家荒凉的首都，人们神色黯淡，在面包店前默默无声排队等待，之后又跑着离开，赶在宵禁之前躲回家中。街上的人都戴着口罩低头赶路，一个个行色匆匆，没有人注意到从红十字交叉路口到拉斯帕耶大街之间这个身形纤细的棕发小妇人，她目光炯炯有神，留着男孩式的短发，步履坚定有力。

我认识她。她就是薇拉。我经常看到她与米兰·昆德拉修长的身躯如影相随，他们已经做了五十多年夫妻。两个人的身影，以及他们那跨越世纪、跨越国境的多舛命运，都令人感慨万千。这对灵魂伴侣命运交织，仿佛注定生死相依。我和他们迎面相遇，却不敢走近。

对于读者而言，《玩笑》的作者昆德拉和塞缪尔·贝克特一样，变成了一个幽灵作家，几十年前，人们与住在不远处的贝克特也是这样擦肩而过[1]。（忧郁的）性、（酸楚的）笑、卡列宁的“微笑”，泳池边阿涅丝的手势……他笔下的人物让人着迷牵念，久久不能忘怀。其创作风格属于贝拉·巴托克[2]所称道的“简明独到”，而他的知己好友、作家伯努瓦·迪特尔特[3]则这样概括：“世情洞穿，睿智非凡。”

由于三十七年以来拒绝在任何电视节目中露面，小说家昆德拉成功做到了在现实中隐身。物以稀为贵，屡见则不鲜。以书籍存在于世，藏迹于作品之中，在讲述诸多故事之后成为一个不发声的叙述者：九十二岁的昆德拉实现了自愿消失。他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他十六部作品的五十来种译本陈列在寓所的门厅，仿佛通向巴别塔的旋转通道。在随笔《小说的艺术》里，他还变身为作家的作家。他曾与其他名家对话：加西亚·马尔克斯、萨尔曼·拉什迪、菲利普·罗斯、列昂纳多·夏侠[4]，也曾与电影大师费德里科·费里尼等诸多知名艺术家有过交集。

据说，昆德拉的英国画家朋友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幅小画挂在他寓所的一面墙上。昆德拉一九七七年在一篇旧文中写道：“画家的目光停留在那张脸上，宛如一只突兀而粗暴的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突兀暴烈的手势，以手的动作去破坏别人的目光，试图在别人身上或背后找到隐藏在那里的什么。”[5]培根认为这个捷克作家很了不起：此前不曾有人如此透彻地把握他的作品。后来，这个无名作者的每部作品都变成了图腾，摘自其作品的文字被歪曲成名言警句，在社交媒体上用来表达欲望、死亡或者快乐。在成为文学明信片语录作家之前，昆德拉完美组织了自我的隐身。

隐身的诱惑产生于一九八四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取得成功之后。这一年，他接受了贝尔纳·皮沃的邀请，来到《顿呼》（Apostrophe）演播室，然而，正如照片中所示，他已然把双手放在脸上，以此与镜头保持距离，和菲利普·罗斯一模一样。这年一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蓝色的眼睛，听到他倦慵的言谈。较之于这个时代的喧嚣热闹和光影交织，昆德拉的克制内敛、略显刻板的举止、羞怯感以及沉默寡言，在我看来令人心静神安。我喜欢他将隐私敬奉为至高价值这一理念。他对爱情的反思也出色地践行了这一理念。

节目之后，媒体争相采访他。“我谈论自己太多了。”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他满怀焦虑对自己的朋友、评论家克里斯蒂安·萨尔蒙[6]说道。一切为了文学并通过文学：从这时开始，昆德拉将自己禁锢在沉默之中。“一九八五年六月，我坚定地下了决心：不再接受任何采访。除非（……）涉及版权，从今以后，所有关于我采访的言论都可以被视为伪造。”在巴黎寓所的对讲机上，他借用小说家朋友或冰岛语译者的名字，让人看不出他住在哪一间公寓。如果想让他太太或他本人拿起对讲机，必须遵守密码约定。一声，两声……简直是地下工作者。

昆德拉是个漫游式作家。他写作时可以站着、坐着，可以在花园也可以在书房，可以在自己家也可以在别人家，以一杯白朗姆酒或是一杯培林科瓦克苦艾酒相伴，这是萨格勒布的特产。他唯一的小任性是海岛。据我所知，这对夫妇曾经想去冰岛隐居，过更加隐姓埋名的生活，可现在他们觉得那里游客太多了。他们也曾经希望与科西嘉岛融为一体，当时两人在一个隐匿在栗树林里的地方民族主义村庄里小住，在桑皮耶罗路边酒吧夜宴狂欢、吟诵宏伟诗篇的时光实在让他们乐而忘返。在昆德拉夫妇这里，音乐、艺术和诗歌永远占有一席之地。在玛吉酒店，酒店老板娘向我透露：“他们预定十号房间，最幽静避人的那一间，可以直通海滩。他们住了好几个星期，我甚至觉得他在这里完成了一本书。此后，大家就管这间客房叫‘昆德拉套房’。”

他们还迷恋南斯拉夫的洛希尼岛，迷恋他们的画家朋友欧内斯特·布雷勒[7]在马提尼克岛的画室，后者以画无面孔肖像闻名于世。在他没有国籍没有护照的时候，这些岛屿曾经是他们钟情的悠游之处。最终，昆德拉夫妇成为了巴黎人。如今，他们住在一条巷子的尽头，当春天如期而至的时候，那里的小花园弥漫着氤氲葱郁的海岛气息。

见诸媒体的为数不多的肖像照片往往出自他太太之手。有一次，《世界报》错刊了一幅照片，昆德拉要求其发表“勘误”。只有薇拉有权将他囚禁在镜头中。作家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8]回忆说：“在我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仪式上，我曾想和他拍一张合影，他却愤然离去，再也没有回来。”当“反建制”的寡头、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来他家的时候，昆德拉提出了条件：不允许政治家在脸书周日帖上发照片。“他就像一个印第安老人，生怕别人偷走他的灵魂。”薇拉经常这样说。

出于谨慎，昆德拉更愿意给人寄送手绘图画而不是信件。他以毕加索版巴巴爸爸的方式画一些奇怪的人物，一些线条柔软圆润的形象。蕾拉·斯利玛尼[9]家中就装裱着一幅昆德拉用儿童体签着“Milan K”的装饰画，字母i上的圆点被点缀成花蕾形状。不管是信件还是打字稿，这对夫妇都不在身后留下任何痕迹。二〇一〇年秋天，在全职服务二十四年之后，薇拉停止独自打理丈夫事务，将海外版权托付给美国的文学经纪人安德鲁·怀利，别号“豺狼”。她销毁了所有合同。“我叫来了垃圾清运工，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生命就这样在我眼皮底下随着碎纸屑烟消云散了。”不久前，她向捷克文化杂志《主宾》吐露了这件事。“我甚至觉得他们把两人之间的书信也付之一炬了。”他们四十年的朋友阿兰·芬基尔克劳[10]感叹道。

昆德拉喜欢引用福楼拜的这句话：“艺术家应该尽量设法让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他一直厌恶当今时代的“唐突冒昧”，认为这是一桩“重大罪恶”（《纽约时报》，一九八五年）。他曾经生活在灰水时代，对当代人解读过去东方阵营生活的套路不以为然：“在共产主义国家，警察毁灭隐私，在民主国家，记者威胁隐私。”一天，昆德拉在昔日文坛领袖弗朗索瓦·努里西耶[11]面前坦言：“我不喜欢让自己的生活变成情节剧。”他给自己的生活贴上了封条。

然而，这是怎样的生活！自一九二九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生到纳粹入侵，自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掌权到二十年后的“布拉格之春”，从选择加入法国国籍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底被恢复捷克国籍，一个世纪的历史与他的生命交织在一起。在谈到自己喜欢的小说家之一、维也纳人赫尔曼·布洛赫时，昆德拉曾这样写道：“在他的命运里，铭刻着那个时代欧洲的所有悲剧。”而他自己也走过了冷战和铁幕，跨越了两个世纪和众多边境线，并伴随着欧洲幻象的缓慢解体。其命运跌宕起伏堪比小说，他有时更像约翰·勒卡雷笔下的一个人物。

薇拉·昆德拉约我在圣父街附近的餐馆见面，她看上去很有兴致，但是心存戒备。她没有建议我和她丈夫见面。“我们的生活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她说。她声音低沉地试探我，向我抛来一句冷战时期的恶言咒语：“记者这种嗅犬都应该被绞死。”在喝咖啡的间歇，她拿过我的笔记本，像个孩子一样在上面乱涂一气，随后放声大笑，表情也柔和下来。十二个小时后，她在深夜给我发来一条短信，长篇系列的第一条短信。于是我明白，寻宝游戏开始了。

注释

[1]贝克特同时代的人几乎不知道他就生活在巴黎市中心，甚至有人以为他早已故去。

[2]Béla Bartók（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民间音乐学家。

[3]Benoît Duteurtre（1960—），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著有《天堂的电脑》等。

[4]Leonardo Sciascia（1921—1989），意大利作家，著有《各得其所》等。

[5]出自米兰·昆德拉随笔集《相遇》。文中所有昆德拉作品引文，均沿用上海译文版译本，不再另行说明。

[6]Christian Salmon（1951—），法国作家、小说理论家，曾任昆德拉的助理（1982—1988）。

[7]Ernest Breleur（1945—），法国画家，生于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岛。

[8]Dominique Fernandez（1929—），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9]Leïla Slimani（1981—），摩洛哥裔法国作家，2016年以小说《温柔之歌》获龚古尔文学奖。

[10]Alain Finkielkraut（1949—），法国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11]François Nourissier（1927—2011），法国记者、作家，曾任龚古尔评委会主席（1996—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