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者序：说不尽的《城堡》

一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随着德国和奥地利（奥匈帝国）社会政治的深刻变化，其思想文化也异常活跃；作为社会现实和各种思潮的反映，除了“世纪末”情绪的弥漫，各种文学流派也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这当中涌现出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尼采、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格奥尔格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这一时期，在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是德语文学的一个重要中心，也闪烁着一批耀眼的星星：赖纳·马利亚·里尔克、弗兰茨·卡夫卡、马克斯·布罗德、弗兰茨·韦弗尔、恩斯特·魏斯……这批蜚声文坛的作家，都生活或曾经生活在布拉格，说德语、用德语写作，都是犹太人，共同的社会境遇使他们成为朋友。尽管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倾向各不相同，但孤独和压抑是他们作品的共同基调。卡夫卡和里尔克就是布拉格德语作家的杰出代表。

卡夫卡，这位以其独特的思想和作品闻名于世的作家，擅长变形、扭曲、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他的作品情节离奇怪诞，环境陌生可怖，人物的精神状态孤独绝望。他批判现实，但现实又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人只能听任它的摆布。这种神秘悲观主义是20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相当普遍的社会思潮。在他的作品中，现实和梦幻、理性和荒诞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扑朔迷离、云山雾罩的甚至阴森可怖的氛围。他的艺术手法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与法国的普鲁斯特和英国的乔伊斯一起被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美国当代女作家乔伊斯·欧茨把卡夫卡誉为20世纪“最佳作家之一”[1]。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赞赏道：“我所读到的这位作家作品的每一行都是以最独特的方式吸引着我，使我惊讶不已。”[2]英国诗人奥登认为，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言，“卡夫卡完全可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相提并论”[3]。瑞士作家黑塞认为，“卡夫卡也将永远属于那些把自己对伟大变革的预感创造性地、尽管是满怀痛苦地表达出来的人物之列”[4]。

卡夫卡，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时期正值德国和奥地利表现主义运动由兴而衰之时。虽然卡夫卡从未参加过任何表现主义团体，但产生表现主义的社会思潮和环境，以及这场轰轰烈烈的表现主义文艺和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在这位年轻而敏感的作家思想和创作上留下鲜明的痕迹；另外，与他交往的一些表现主义作家，或者具有表现主义倾向的作家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卡夫卡的作品是独特的，又有别于表现主义。例如，父子冲突反权威和专制斗争，包括反抗父辈在内的各种反抗权威的斗争这个母题，在通常的表现主义作家那里一般都是年青一代“新人”取得胜利，而在卡夫卡笔下，倒霉的基本上都是儿子或是权威的反抗者。而且卡夫卡作品的冷峻风格，也同表现主义的呐喊与宣泄相矛盾。卡夫卡作品中没有塑造“新人”，也没有对革命的热情憧憬。

卡夫卡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美国》（1912—1914）、《诉讼》（又译《审判》，1914—1918）以及《城堡》（1921—1922）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以及大量书信、日记、格言、随笔等。但是作家生前发表的只有《一次战斗的描写》中的两篇、《观察》《司炉》（《美国》的第一章）以及《判决》《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等，还不及他短篇叙事作品的一半；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均未发表。卡夫卡在去世前留下遗嘱，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销毁他所有未发表的手稿，也禁止已经发表的作品再版。但是布罗德违背了他的嘱托，在作家身后整理出版了亡友所有著作，为保存和传播卡夫卡的文学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布罗德执行了朋友的遗嘱，也就不会有文学巨匠卡夫卡。

今天，人们将卡夫卡视为20世纪的伟大作家之一，但是作家生前并未享有这样的荣誉。这不仅是因为当时他的主要作品都未发表，而且因为人们对他创作的独特表现手法和深邃的思想内涵的认识、接受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卡夫卡生前曾引起马克斯·布罗德、卡尔·施特恩海姆和弗兰茨·韦弗尔、罗伯特·穆西尔等表现主义圈内人士的注意。1915年施特恩海姆把本来授予他的冯塔纳奖金转授给《司炉》的年轻作者卡夫卡。托马斯·曼、黑塞和德布林也都很推崇他。但是那时他的影响极其有限。在纳粹时期，他的作品被焚毁，并被禁止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卡夫卡首先在西方被重新发现。这是因为经过战争的浩劫，人们对他的作品容易理解了，从他作品中所表现的孤独、恐惧、失落和绝望中，看到了自己生存状态的尴尬和荒诞，同时也因为布罗德编辑出版的6卷本《卡夫卡文集》（1935—1937）和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9卷本《卡夫卡全集》，为研究者展示了作家创作和思想的全貌。卡夫卡对于世界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巨大，20世纪的许多流派，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新小说派等，都从卡夫卡那里发现或者发掘了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都视卡夫卡为先驱，奉他为圭臬。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悄然掀起一股“卡夫卡热”。然而那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把卡夫卡看作“颓废派”。情况的变化发生在1963年。这一年，在卡夫卡故乡布拉格举办的卡夫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东西方文艺评论家就卡夫卡研究中的一些热点和重要问题进行激烈的论争，并取得共识——卡夫卡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这次会议推动了世界性“卡夫卡热”的形成。但是人们对卡夫卡的看法仍存在很大分歧，争论仍在继续。这对“卡夫卡热”在全世界的蔓延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股热浪终于也缓缓推向中国。之后，卡夫卡逐渐成了我国文艺界最热门的对象之一。这大大促进和推动了我国的卡夫卡研究。

二

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从父命改学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自1908年起在一家保险公司供职。卡夫卡一向体弱多病，1917年就被确诊患了喉结核。他常常因病不能正常工作，遂于1922年离职，1924年在维也纳近郊克洛斯特·诺伊堡的基林疗养院去世。

卡夫卡一生曾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前两次同“柏林姑娘”菲丽丝·鲍尔，第三次同尤丽叶·沃吕泽克。卡夫卡在婚姻问题上矛盾重重，他既渴望结婚，又害怕结婚；他既害怕孤独，又怕结婚会打破孤独，影响他的文学创作。他曾说，“为了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个死人。在这个意义上，写作是一种异乎寻常的酣畅的睡眠，亦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即使是“最亲近的人走进我的房间，也会使我产生恐惧”[5]。这就不难理解，每当面临实际婚姻时，他就打起了退堂鼓。这些恋爱经历也在《城堡》中留下了痕迹。1923年，他结识的波兰犹太姑娘朵拉·迪亚曼特给他最后阴霾的日子里投进了几抹绚丽而温暖的阳光。她一直陪伴在卡夫卡身边，直到他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卡夫卡自幼喜爱文学，阅读范围非常广泛。他读歌德、克莱斯特、黑贝尔、贝多芬、冯塔纳、尼采、托马斯·曼、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斯特林堡、斯宾诺莎、克尔恺郭尔等作家、哲学家的著作，还十分喜爱中国文化，读过李白、杜甫、苏东坡、杨万里、袁枚等人的诗歌，以及孔子、老子、庄子的著作。1902年他结识了犹太作家马克斯·布罗德。两人终生保持着真挚的友谊。

卡夫卡性格孤僻、忧郁、内向，爱思索，这样，写作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参加了布拉格文学界的一些活动，并开始写作，1908年就在杂志上发表散文作品。在保险公司供职的业余时间里和病休期间，他悉心创作，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对人生和世界的思索，把他的愤懑、迷惘、绝望统统诉诸笔端。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精明能干，从波希米亚农村来到布拉格，经营一爿生意兴隆的商店。商业上的成功使赫尔曼形成了刚愎自用、无限自信、专横暴躁的个性。他要求儿子绝对恭敬和服从，把他的意志当作必须遵循的戒律，而这正是卡夫卡感到深恶痛绝的。父亲使他感到畏惧。于是他躲进自己的房间，“与癫狂的朋友交往，沉溺在偏激的思想中”。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详细描述了这种紧张而对立的父子关系，称他父亲是“坐在靠背椅上主宰世界”的“暴君”。卡夫卡的母亲忧郁而好冥想。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卡夫卡得不到温暖和爱，自幼便养成了既自卑又自尊、既懦弱又反叛的抑郁的内向型性格。父亲的专横使卡夫卡精神受到极大压抑，心灵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他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我们在卡夫卡的《判决》《变形记》《美国》《诉讼》《城堡》等作品中不难见到暴君式的父亲形象和父亲作为绝对权威的象征。

卡夫卡的犹太血统给他带来了极大痛苦。犹太民族有着漫长的苦难历史。犹太民族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被称为“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自11世纪中叶以后，东欧的犹太人就不得不多次逃避大屠杀。到了19世纪上半叶，在波希米亚的绝大多数犹太人仍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法律对他们可以从事的职业和拥有的财产，甚至对他们的婚嫁和居住地也都有严格的规定。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犹太人虽然获得了正式公民权，取消了犹太居民区，但社会对犹太人的排斥和歧视并未随之结束，各地的反犹骚乱时有发生。[6]犹太民族没有自己的“家园”，就在卡夫卡幼小的心灵里投下了这种民族失落感的阴影。

在奥匈帝国时期，许多优秀的奥地利文学艺术家都曾因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饱受无家可归的失落感之折磨。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因犹太血统而受尽维也纳上层社会的诽谤和攻击。他曾说，他终身感到三重无家可归的失落：“在奥地利我是波希米亚人，在德国我是奥地利人，而在世界上我是犹太人。”[7]而较之于马勒，卡夫卡的这种痛苦感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德国文艺评论家君特·安德施曾说：“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结帮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也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在德国人当中也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是奥地利人。”[8]这样，卡夫卡在基督教徒、犹太人、捷克人、德国人、奥地利人中都不是自己人，都没有归属感。这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作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的一员，卡夫卡终身都被“无家可归”的痛苦折磨着。犹太人艰难而痛苦的生存状态在作家的深层意识中影响着他的创作，不时以象征或寓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在有的作品中外化为“陌生人”或“外来人”的形象。《城堡》中桥头客店的老板娘就对K说：“您不是城堡里的人，您不是村里人，您什么也不是。可是您确实又是个什么，是个外乡人，是个多余的、到处碍手碍脚的人，一个不断给别人制造麻烦的人……”K力图融入城堡之外村民的生活，与他们打成一片，但是无论他怎么努力，他始终是“外乡人”、陌生人……

在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对外实行扩张掠夺政策，对内依靠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官僚机构实行家长统治。早在1848年恩格斯就指出：“在家长的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都不像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9]。这个国家“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10]。卡夫卡对专制制度强烈不满，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描写了专制集权的国家机器、官僚制度和小人物的悲惨境遇。卡夫在《城堡》第一章描写的城堡就显出一副衰败的景象，令K“大失所望”。城堡显然是没落的奥匈帝国这个“邦”的象征：

“原来它只是一个相当寒碜的小镇，聚集着一片农舍，其特色是，也许所有的房舍都是用石头建造的，但是墙上涂的石灰早已剥落，石头好像也要塌下来的样子……这里山上唯一可见的塔楼，现在看来显然是一所住宅的，也许是城堡主建筑物的塔楼……窗户很小，在阳光下闪烁着——像是有点精神错乱。塔顶有点像阳台，雉堞很不坚固，毫无规则，破败不堪，像是由哆哆嗦嗦或漫不经心的小孩堆起来的，呈锯齿状耸立在蓝天下。这仿佛是一个患了忧郁症的人，本来理应关在这屋子最僻静的房间里，但他居然捅破屋顶，蹿了出来，向众人昭示。”

这个奥匈帝国，外表看起来是个威严的庞然大物，它那一套封建官僚机构整天还在运转；实际上这个帝国已经老朽，已是千疮百孔、日薄西山，在风雪中摇摇欲坠。腐朽的帝国正在走向覆灭。作为奥匈帝国的臣民，卡夫卡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过它落日的辉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哈布斯堡王朝于1918年崩溃，作家自己也成了新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公民。因此，《城堡》包含着卡夫卡对时代和社会这个巨变的内心体验，这是理所当然的。

卡夫卡的犹太血统、生活境遇、家庭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对作家的性格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较为正确地把握作家的思想，理解他的作品。在《判决》中，父亲判处儿子格奥尔格·本德曼投河自尽；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早晨醒来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备受父亲的厌恶和鄙视，父亲扔去一个苹果，正巧击中甲虫的背部，导致格里高尔死亡；在《美国》中，卡尔·罗斯曼被父亲逐出家门，只身流浪到美国；在《诉讼》中，约瑟夫突然无辜被捕，审判他的是设在阁楼上的特别法庭，最后被两个黑衣人刺死在采石场；在《城堡》中，K始终在寻找进入城堡之路，但城堡可望而不可即，它以绝对的权威控制着K的言行……这些作品有的直接描写了既可怕又可敬的父亲形象，有的则把父亲形象外化为某种绝对权威的象征（如法庭、城堡）。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

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作品还隐喻了犹太人受歧视、被排斥、遭屠杀的命运，以及寻找家园的努力（K想方设法要进入城堡和在村里落户）。与此同时，这些作品或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灾难和现实的残酷（《判决》《变形记》），或是描写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美国》），或者抨击奥匈帝国司法制度的黑暗和帝国腐朽衰败的本质（《诉讼》），或者揭露威胁人的生存的官僚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同劳动人民的对立（《城堡》）。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象征、隐喻、梦幻的手法和荒诞的形式，揭示西方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冷酷以及个人在这个异化社会中孤独、恐惧、彷徨和绝望的存在状态。

三

《城堡》是卡夫卡三部未竟长篇小说中篇幅最大的，也是他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堡》写于1921—1922年，但它的构思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1911年1月底，卡夫卡因公前往波希米亚弗里德兰和赖兴贝格。弗里德兰是一座历史名城。“三十年战争”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统帅华伦斯坦于1624年被封为弗里德兰公爵。这里有许多关于华伦斯坦的名胜古迹，其中雄伟壮观的弗里德兰城堡就是标志性的古迹之一。这个城堡给卡夫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1911年1—2月的《旅行日记》里写道：

“城堡修建得层层叠叠，令人惊异。如果进入院子，过了很久都还有点糊涂。因为深绿色的常青藤、灰色的围墙、皑皑的白雪、覆盖在山坡上的蓝灰色的冰，这一切都使城堡越发显得多姿多彩。城堡并非建造在宽阔的山巅之上，而是将尖尖的山巅围了起来。”

小说一开始所描写的那座云山雾罩的城堡似乎与弗里德兰城堡有些相似：

“K抵达的时候，夜色已深。村子被大雪覆盖。城堡屹立在山岗上，在浓雾和黑暗的笼罩下，什么也看不见，连一丝灯光——这座巨大的城堡所在之处的标志——也没有。”

另外，1917年秋至1918年春，卡夫卡在波希米亚西北部的乡村曲劳——他妹妹奥特拉的庄园休养。冬天，乡村积着厚厚的雪，白茫茫一片。在那里，卡夫卡接触了乡村生活，对农业和农民有所了解。这里的环境和这段生活体验也融入了小说《城堡》之中；1920年他与已婚的密伦娜的恋情又赋予了作家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在《城堡》中化成了K与弗丽达的关系）。这样，小说的环境和某些人物就有了原型，内心又有写作灵感和冲动，再加上作家多年来对生活和社会的体悟，创作《城堡》的条件皆已具备。

《城堡》最具卡夫卡的特色，是一部“令人晕头转向的小说”。这里指的不是作品的语言朦胧晦涩。相反，《城堡》的语言是平易而简明的，并不晦涩，得到许多评论家的一致好评。德国作家图霍尔斯基称卡夫卡是“克莱斯特的伟大儿子——但却是独特的。他创作了当代德语文学中最清晰、最优美的小说”[11]。这部小说读起来之所以令人晕头转向，如坠入云雾，是因为作品离奇荒诞的情节和城堡的多重意象。

主人公，远道而来的土地测量员K，应城堡之聘在雪夜来到城堡之外的村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像进了迷宫一般，任凭他怎么努力，也始终找不到进入这个神秘莫测的城堡的途径。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滑稽而荒诞。城堡主人拥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在小小的村长的办公室里，各种文件竟堆积如山；城堡的办事人员都是些影影绰绰的幽灵似的人物，他们整天来回奔跑，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效率极低；所有部门各自为政，互不通气……西西伯爵是城堡的主宰，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是从未在小说中露面，谁也没有见过他，是个神一样的存在。对于这“人—神”的话题，人们噤若寒蝉。城堡高官，城堡办公厅主任克拉姆也是一个神秘莫测、虚无缥缈的人物。此人行踪诡秘，神龙见首不见尾，像影子一样，但他却无处不在、无所不知。他依靠众多线人组成的情报网络，对村民生活和思想控制之严，简直匪夷所思。毫不奇怪，土地测量员K的一举一动，时刻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直至去世，K也没能踏进城堡一步。

K自称是城堡请来的土地测量员，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明，也没有进入城堡所必需的许可证；他的两个“助手”都是中等身材，瘦高个子，穿着紧身衣，“就连他们的脸也很相像”，K与城堡间的联系人——信使巴纳巴斯也与他们十分相似。城堡办公厅主任克拉姆居然给了K两封信，证实K已被聘为土地测量员，而且确定了K测量土地的工作。实际上村里根本用不着，也没有聘请过土地测量员。K也没有开始做这项工作。其中一封被村长鉴定为克拉姆的私人信件，并非公函。后来得知，这些都是过时的信件，是从案卷堆里抽出来的。克拉姆常到贵宾饭店来，可是K想尽一切办法，包括染指了他的情妇，并要同她结婚等，都依然无法接近这位老爷。村里人都说见过克拉姆，但是他们描述的克拉姆又各不相同，许多时候人们认定的克拉姆实际上是他的随从，到底谁是真正的克拉姆则无人知晓。一个小小的村子，村长的文件柜里却塞满了案卷；文件拿出来铺满了半间屋子，而这还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文件都保存在仓库里；处长索迪尼办公室里的文件更是堆积如山，一捆捆案卷摞得老高，把四面墙壁都遮住了。巴纳巴斯是克拉姆的信使，却从来没有见过克拉姆；他所传递的信件不知是哪位文书一时心血来潮，偶然随便抽出来交给他的。在小小的村子里，每天有数不清的官员从城堡来办事，他们乘坐的马车风驰电掣般奔驰在村道上，路上的马车多得简直像一条长龙；想到城堡去工作的人参加考试以后，还要经过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录用程序，只有到他一命呜呼之后才算完结……这一切是多么荒诞无稽！

小说中还加进了关于巴纳巴斯一家遭遇的长篇插曲：城堡里的一位高官看上了他妹妹阿玛丽娅，给她写了一封非常粗俗、猥亵的信。阿玛丽娅一怒之下，把信撕得粉碎。巴纳巴斯一家的厄运也就由此开始。虽然他们一家并未受到当局的处罚，可是他们终日惶恐不安，受到全村人的歧视和唾弃。全家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一插曲是城堡统治下小人物处境的真实写照。

《城堡》没有写完，卡夫卡只写到第二十章，没有结尾。据马克斯·布罗德说，卡夫卡构思的结局是：K躺在病床上，正值生命弥留之际终于接到城堡的通知——可以住在村里，但不许进入城堡。不过，即使卡夫卡有这样的构思，但毕竟没有付诸文字。而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也有改变原来构思的可能。

总之，同卡夫卡的其他重要作品一样，《城堡》也是一座迷宫，作品呈现出开放性、模糊性和多义性，给阐释者留下了深奥的课题。毫无疑问，卡夫卡作品中隐喻的指向是多方面的，而且有意识地让其要表达的思想保持在悬而未决的矛盾冲突之中，引得各个流派纷纷对《城堡》进行解读。《城堡》到底要说明什么？像《审判》一样，众说纷纭。

宗教学派对《城堡》的阐释出现较早。他们把城堡视为上帝的处所，城堡是神和神的恩典的象征；K不屈不挠地寻求进入城堡之路，是为了求得灵魂的拯救。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上帝的仁慈是无法由人随心所欲地达成和强行取得的。最后K离开人世时才得到补偿。因此评论家认为《城堡》是一则宗教寓言，是现代的《天路历程》。

社会学派评论家指出，“城堡”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是奥匈帝国官僚专制制度的缩影。K想尽一切办法，始终无法进入这个近在咫尺的城堡。这隐喻着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对立。小说描写了风雨飘摇的哈布斯堡王朝和人们对世界末日幻觉的恐怖，对奥匈帝国官僚专制集权统治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从民族心理学角度来说，《城堡》展示的是一幅犹太民族悲剧的图景。城堡是以基督教为主导的欧洲社会的缩影。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欧洲排犹主义盛行，作家就常常感觉自己是个漂泊者、外乡人。在其作品中“外乡人”是个贬义词，几乎等同于犹太人，处处受人嘲笑、蔑视和排斥，无法为当时的社会所容纳。K这位外乡人的悲剧性境况正是犹太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映，因而小说被看作是犹太民族寻求家园的隐喻。

精神分析学派根据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论分析卡夫卡同他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认为：城堡的绝对权威犹如《审判》中的法庭一样，都是父亲形象的象征。K想进入城堡，而城堡始终将其拒之门外。这反映了父子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

存在主义评论家认为，《城堡》描绘的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迷惘的命运，城堡是荒诞世界的一种形式，作品揭示了现代人的危机。

实证主义评论家从卡夫卡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色彩这一点出发，详细考察了作者生平，认为：城堡就是卡夫卡父亲的出生地斯特拉科尼茨的沃塞克（Wossek bei Strakonitz），卡夫卡想通过《城堡》来缓和同父亲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城堡》是卡夫卡的自传。

新批评评论家立足文本，通过“细读”，对《城堡》进行全面、细致的语义分析。

魔幻现实主义认为，卡夫卡把幻想和现实糅合在一起，把荒诞置于日常生活的中心。

西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着重从社会和阶级斗争，从异化的角度对《城堡》进行阐释，指出：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种种荒诞现象只不过是作品的外壳。它揭示了人与物化了的外在世界的矛盾。人们通过荒诞的表象看到的是社会的实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

还有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阐释《城堡》的，他们认为：K的奋斗、抗争是为了寻求终极真理。城堡就是终极真理的象征。它可望而不可即。K始终进不了城堡，隐喻着人类永远无法达到终极真理。

此外像荒诞派、表现主义、黑色幽默、超现实主义、现象学、符号学、神话原型批评等各色流派也都对《城堡》做出了各自的阐释，林林总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上述种种见解，对《城堡》进行了很有启发性的开掘，深化了对卡夫卡和《城堡》的研究，颇有启发性。但从整体来看，每种论点又不能涵盖小说的全部。这些观点各自强调《城堡》寓言或迷宫的某一方面，有的甚至还加以绝对化。这就难免陷入片面性和简单化，削弱了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给读者以误导。有的甚至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这里我们想起了“瞎子摸象”的故事。这座巍峨的《城堡》就像一头大象，盲人伸手去摸，摸到象鼻子的说像管子，摸到耳朵的说像扇子，摸到象牙的认为像大萝卜，摸到象身的则说像墙，摸到象腿的说像柱子，摸到象尾巴的说像绳子。他们各自说的都有道理，但都不全面；每人只说出了大象的局部，而不是全貌。

纵观卡夫卡的一生，他所处时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他那没有温暖和爱的家庭，他所属的犹太民族遭受的歧视和苦难，他长期病弱的身体和孤僻、忧郁、内向的性格，以及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和尼采的思想，这一切无不在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上打上深深的烙印。像卡夫卡这样内心世界极为丰富复杂的作家，他创作一部长篇作品的动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作品一旦产生，也往往是多义的。法国作家加缪说：“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使读者不得不一读再读。它的结局，甚或没有结局，都容许有种种解释……如果想把卡夫卡的作品解说得详详细细，一丝不差，那就错了。”[12]不同阶层的读者，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角度（伦理的、道德的、宗教的、社会学的、美学的），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时间、场合，都会成为影响解读卡夫卡作品的重要因素。同样，我们也不要想一下子就读懂他的作品，但是在阅读中，在掩卷之后，定会产生某种情绪，或者惊愕（如读《变形记》），或者恐怖（如读《在流放地》），或者压抑（如读《城堡》），或者痛苦（如读《审判》）。总之，读过之后必受触动，必有一得。随后，不妨再理性地去对它们进行自己的阐释，绘出自己的卡夫卡画像来。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城堡》的外在形式无论多么荒诞，思想内涵无论多么复杂，表现手法无论多么隐晦、曲折，它都同其他客观事物一样，也是可以被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指出，必须全面地、历史地、具体地研究卡夫卡作品的社会基础和民族基础；牢牢把握卡夫卡是在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时代，是在奥匈帝国的特殊氛围下生活和创作的这一历史大局。事实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对卡夫卡和《城堡》作了颇有见地的新的阐释，为我们开辟了“通往《城堡》”的正确道路。

为了全面地了解卡夫卡，完整地理解他的作品，我们不必拘泥于某一种批评方法和某一种片面的解释，需要采用多种方法论，或许能较为客观、全面地阐释卡夫卡的作品。《城堡》确是极其滑稽和荒诞，但是荒诞只是作品的外壳，作家是要通过荒诞的表象来揭示问题的实质——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卡夫卡在《城堡》里所描述的生活图画和种种光怪陆离的荒诞现象，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人的异化的生动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客观矛盾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非人化、冷漠化和孤立化。这是异化现象的本质。卡夫卡本人虽然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固有现象早有意识。他曾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13]作家用自己的笔描绘了现存社会关系的野蛮和不人道，虽然他并不了解产生异化这个弊病的原因，更找不到消除它的途径，正如K找不到进入城堡之路一样，然而作家用荒诞创造的梦魇世界却给我们带来了审美的愉悦。对卡夫卡作品的不同阐释，乃是作品本身的多义性所致。

城堡是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K在里面忙碌、奔跑，不懈地寻找，试图寻找出口，而他在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由于其终极价值的丧失而显得十分荒诞可笑。这正是西方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没有出路，没有希望。

《城堡》这部现代派文学扛鼎之作——这座神秘莫测的迷宫似的城堡真是难以说尽，而且是常说常新，正所谓“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座城堡。

韩耀成

2020.07.18 北京

注释

[1]叶庭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8页。

[2]瓦根巴赫：《卡夫卡图文传》，罗沃尔特出版社，袖珍本，1980年版，第144页。

[3]叶庭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8页。

[4]瓦根巴赫：《卡夫卡图文传》，罗沃尔特出版社，袖珍本，1980年版，第144页。

[5]卡夫卡：《致菲丽丝·鲍尔的信》，1913年6月26日。

[6]罗纳德·海曼：《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大师：卡夫卡传》，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8页。

[7]迈克尔·肯尼迪：《马勒》，纽约，席默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8]君·安德施：《弗朗茨·卡夫卡—赞成与反对》，慕尼黑，1951年版，第118页。叶庭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8页。

[11]瓦根巴赫：《卡夫卡图文传》，罗沃尔特袖珍本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12]叶庭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13]古·雅诺赫：《卡夫卡谈话录》，第68页。叶庭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