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阊门即事》

如果沿长江顺流而下，由京口（镇江）再折入江南运河，东绕太湖，就来到了苏州府。这里春秋时即为名城，隋置苏州，宋升为平江府，元时改为平江路，在唐伯虎时代则叫苏州府了。此地素称水乡，河道纵横，密如蛛网。较远的太湖、阳澄湖、金鸡湖、黄天荡等，像颗颗晶莹的明珠，镶嵌在广袤的绿野；而环城的大运河和里城河，又如两条翠带，围裹着全城。城内河流纵横，桥梁栉比。据清《吴县志》记载，城厢内外共有桥310座，再加近郊的649座，合计有桥近千。桥下之水与太湖之水息息相通，因而都是富有生气的活水。民居则临河依水，粉墙照影，蠡窗映波，形成了“人家尽枕河”的一大特色。唐代诗人李绅诗云：“烟水吴都郡，阊门驾碧流。绿杨浅深巷，青翰往来舟。”诗中所说的阊门，是苏州城内最繁华的所在，堪称商业的“白金”地带。唐伯虎就出生在阊门内皋桥南吴趋里。后来，他曾有一首诗对故园作过描绘：“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阊门即事》）使人可以想见伯虎故里的昔日繁华。

苏州在春秋时是吴国国都。当时吴国和越国连年大战，越王勾践利用计谋卑怯称臣，把越国的美女西施进献，诱使吴王夫差日夜荒淫，自己则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十年后终于卷土重来，灭掉了吴国。这样一来，人们似乎又忘记了“春秋无义战”，褒越贬吴，勾践的首府会稽，一直被称颂为“报仇雪耻之乡”，而苏州则成了有名的“亡国亡君之地”了。于是在口诛笔伐之下，文弱宁静似乎成了苏州的固性，绵绵千年，遭人鄙薄。余秋雨先生对此有过十分精彩的描写：

苏州缺少金陵王气。这里没有森然殿阙，只有园林。这里摆不开战场，徒造了几座城门。这里的曲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俏，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丽，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少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余秋雨《白发苏州》，知识出版社《文化苦旅》）

总之，苏州有的只是繁华。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苏州的这种繁华与丝织业是密不可分的，明人所辑《醒世恒言》中对嘉靖年间苏州府属吴江县盛泽镇的繁华面貌有如下的描绘：“镇上居民稠广，……俱以蚕丝为业，……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当时，苏州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也是全国最繁荣富庶的城市之一。唐伯虎曾作有《姑苏杂咏》四首，就是专咏苏州繁华的，其二云：

长洲茂苑古通津，风土清嘉百姓驯。

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

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

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

五、六句写城市河汊中往来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大街小巷，热热闹闹，通宵不绝人行。末二句说，每年向朝廷进贡四百万担粮食，天下有哪个地方像吴民这样承负着沉重的赋税呢？

苏州经济的繁荣也必然影响文艺的发展。并且自三国、东晋以来，江南就一直是文人荟萃之乡。要罗列自古及明与苏州有关的文人，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如果说到绘画，南宋时都城在临安（杭州），画院人才济济，临安距苏州也不远。元代的几位最著名的山水画家，如黄公望是常熟人，倪瓒是无锡人，王蒙是湖州人，吴镇是嘉兴人，朱德润先落籍在苏州，再迁居昆山，都生活在这山明水秀的太湖附近。到明代，苏州地区渐渐成了江南文艺的中心。明初活跃着以杨维桢、高启为首的一大批诗人，在中国近古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到15世纪中叶以后，画家以沈周为首，加上文徵明、唐寅、仇英，被后世称为“吴门四大家”。差不多同时生活在苏州的有成就的画家还有周臣、陈淳、钱谷、陆治、陆师道等。文学家和书法家有吴宽、祝允明、王宠、徐昌谷、都穆等，而唐寅、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被称为“吴中四子”，闻名遐迩。这时的苏州文人大多是诗、书、画的通才，他们经常在名园游艇或是在青楼酒馆中举行文艺性的集会，有时几个人合作一幅画，有时观摩佳作，互相题跋，有时限韵分题举行诗社，伴随着这些活动的往往是酣饮和丝竹，艺术家们或纵谈，或沉思，或狂放，或自语，寻求着艺术的灵感，有声有色地活动在古城苏州的艺坛。

这真是群星灿烂、辉映天宇的时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到了明代，苏州一改绵延千年的文弱宁静，开始躁动起来了。并且不躁动则已，一躁动则变得风骨坚挺，带有强烈的叛逆色彩。

14世纪后半叶明王朝建立以后，苏州地区由于曾是张士诚的根据地，所以明统治者对之实行高压政策，课以全国最高的税率，徙富裕之民充实京师地区，又以各种借口处死了活跃在苏州地区的高启、杨基、徐贲、张羽等文坛领袖。然而统治者的暴行和控制似乎对苏州只起了逆反作用；加之苏州的工商业发展到明代，形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经济力量，资本主义因素显著增长以后，就和封建势力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对于以皇帝和宦官为首的明朝统治者的严酷的压制，柔婉的苏州人一改积习，“触底反弹”，采取了激烈的反抗。

唐伯虎似乎得风气之先。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视名教理学如敝屣，也不干什么正事，更冷眼讥贬朝廷官吏，风流落拓，高高傲傲，手把酒壶，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名教叛逆，做一个风流浪子，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仅唐伯虎，他的朋友也大多不把科举课程放在眼里，而是研习对于举业“无用”的古文辞。值得一提的是，在16世纪的中国，学习古文辞已成为一种全社会性的风气，但萍末之风，却起于15世纪后半叶的成化、弘治年间，就起于此时的苏州。此风的提倡者，便是伯虎的挚友祝允明。祝允明不仅自己力攻古文辞，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志同道合者，其中有都穆、文徵明、唐寅、杨循吉、徐祯卿、张灵等人，苏州的文风一时变得强劲起来。

知识分子历来都是最敏感的先行者，这以后，对于遥远京城的腐败政治，苏州人愈来愈“捣蛋”，简直把昔日的文弱宁静一扫而光。唐伯虎殁后一百二十年，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爆发了以织工葛成为首的苏州人民反对税使孙隆的斗争风暴。这一次的斗争参加者包括各阶层市民，规模宏伟，组织严密。“千人奋挺出，万人夹道看”，踏平了税署，惩治了酷吏。后来斗争虽然被明王朝残酷镇压下去，但苏州织工暴动无疑是明朝末年最卓越的一次反矿监、税使的斗争。葛成在牢中度过了十二个春秋，不屈不挠，最后从容殉难，深受苏州人民敬仰，后人都称呼他为葛将军。又过了二十多年，东林党人反对宦官权奸魏忠贤，朝廷特务在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遭到苏州市民的强烈反对。素称文雅的苏州人民斗争矛头直指“九千岁”，数万市民冲进官府，殴打校尉，不畏流血，呐喊冲击，振聋发聩。在魏忠贤身败被戮后，苏州人民将这次反对阉党而壮烈牺牲的五位普通市民埋葬在虎丘山脚下，安享姑苏特有的湖光岚色，并且立碑纪念。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详记其事，后编选入《古文观止》，流传甚广。明代戏曲家李玉写的《清忠谱》传奇，对五义士的斗争事迹也有形象的描绘。再往后来，明末清初的金圣叹，一肚皮不合时宜，勃发儒者之刚，拍案而起，写《哭庙文》，参与抗粮哭庙，以致被“腰斩于吴门”，算是给苏州人涂抹上了最后的刚烈的一笔。

唐伯虎就生长在这样的时代，生长在这样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