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
——《感怀》
唐伯虎生活的年代正当明代中叶,当时的封建统治已十分腐朽;国家大权实际操在宦官手中,贿赂公行,朝廷大臣在虐政下也朝不保夕。土地又高度集中,租税奇重,造成农民的极端贫困,各种农民起义的规模逐渐扩大。如在宪宗时河南的刘通、石龙等起义,有精兵四万。起义失败后不久,刘通的余部李胡子等再起,聚众至百万人。武宗时期直隶人刘六、刘七等起义,自北京附近转入山东、河南,转战湖北、湖南一带,几乎倾覆了明朝的统治。同时,外侮也从未平息。如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西北瓦剌族入侵,明军遭到惨败,英宗被掳。世宗时东南沿海则有倭寇不断侵扰。明代的工商业原有很大的进展,但以皇帝和宦官为首的明朝统治者,却对新兴的工商业势力,采取了严酷的压制和疯狂的掠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也就产生了一批狂士。
狂士,是名士的支派,大概是中国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殊产物,一般都与时代和个人身世、遭遇有关。魏晋时代政治黑暗,就出现了一些扪虱挥麈、放浪形骸的狂怪之士。如阮籍“纵酒昏酣,遗落世事”(《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曾沉醉六十日不醒;阮咸与酒友们以大瓮盛酒,围坐畅饮,有时群猪上来争饮,阮咸也不在乎;嵇康自称头面要个把月才洗一次,也不喜欢沐浴,甚至小便也能忍则忍,懒得去解(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类似这样的惊世骇俗之言行,不一而足。明中叶以后,很有一批佯狂傲世的人物,如唐伯虎和他的朋友们;稍晚一点有徐青藤,狂悍得经常自残;再晚一点有昆山的顾炎武和归庄,人称“归奇顾怪”;还有吴中的顾杲,也怪得出奇;再晚一点则有金圣叹,满腹牢骚,狂歌当哭,以致腰斩吴门。以上同为狂士,却有种种不同,有的为忧国而狂,有的为个人不遇而狂,有的则恃才傲物而狂。像唐伯虎和他的朋友们的狂放不羁,虽与明中叶的黑暗政治有关,但更多的是个人有志不得伸,不容于士林,加之惊人的自负,因而养成这种不拘小节、佯狂傲世的作风。
也许是幼年居身屠酤,耳闻目睹了下层社会的许多不平事,伯虎从小就对古时的“布衣之侠”鲁仲连和朱家怀有深深的敬意。战国齐人鲁仲连义不帝秦,为各国排难解纷。西汉鲁人朱家,拯危救困,任侠关东。伯虎认为他们“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与文徵明书》),自己愿意成为他们门下一卒,所悲叹的是世间没有这样的侠士。由于少年贫困,伯虎索然寡欢,但内心又燃烧着一股炽烈的火焰,使他又不安于寂寂无闻。生性就诙谐豪放的他,就更加放诞不羁了。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之外”,说的就是活跃在景色秀丽的苏州的伯虎及其朋友们的荒唐行径。
伯虎在府学里不仅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而且还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浪子。无独有偶,伯虎的同学中有一个同乡少年张灵,也是市民出身,两人意趣相投,可称难兄难弟,莫逆之交。据《明史》《列朝诗集小传》等书记载,张灵字梦晋,文思敏捷,词采斐然,善画人物,又喜古文辞,受到祝允明的赏识,罗致门下;为人却喜欢喝酒,好交朋友,佻达放纵,不合时俗。有一天,伯虎在虎丘设宴,张灵乔扮乞丐去撞席,高谈阔论,吟诗作赋,目中无人。同席的人惊讶不已,奇怪怎么一个乞丐竟有如此才华?!还有一次,伯虎曾与张灵一丝不挂地站在府学泮池中以手击水相斗,呐喊叫嚣,进行水战。当时督学方志厌恶古文辞,知道伯虎致力于古文辞,想惩罚伯虎,张灵知道后很忧郁,伯虎说:“他不知道你,你有什么可忧呢?”张灵说:“独不闻龙王欲斩有尾族,虾蟆亦哭乎?”(《二科志》)可见二人相知之深。
后来,张灵由于太放浪形骸了,被官府革斥了秀才的名号,他却不以为然,仍旧诗酒癫狂。传说有一天张灵在豆棚下举杯自饮,有人拜访他,他不予理睬,自顾喝酒。那人怒气冲冲地找到伯虎,诉说张灵如此无礼,伯虎却笑笑说:“你这是在讥讽我呵!”在历史上,张灵虽不及唐寅名气大,但他们如影随形,在当时是以一对才子狂生并称的。
张灵还具有一种表现才子人格的舍生忘死的痴情,即对待佳人,不仅仅是一种倾倒于美貌的感情,而且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知己之情。清初黄周星作传奇小说《张灵崔莹合传》、乾隆间钱维乔作戏曲《乞食图》、无名氏作《十美图》、汾上谁庵作《画图缘》、刘清韵作《鸳鸯梦》等就记述了张灵和崔莹的一个痴迷凄绝的恋爱故事,这故事还牵扯上张灵的好友唐伯虎。
故事说张灵和妙龄少女崔莹偶然遭遇,一见倾心,情意缠绵。不巧当时宁王朱宸濠图谋反叛,将崔莹选为歌伎,送往京城,张灵听到这一消息后,五内俱焚,悲不能抑,寝食皆废,相思成疾,竟然命归黄泉。待到朱宸濠的叛乱被平定,崔莹等人都放归家中,崔莹才得知张灵的死讯。于是,她专程前往吴县,在张灵的墓前设酒祭奠,泣不成声,自缢身亡。张、崔死后,一天夜里唐伯虎梦见张灵对他说:“君以为我是真的死了吗?死的是形骸,不死的是性灵,我既然是一世才子,死后岂能像他人那样泯灭呢!”
我以为,虽然张、崔姻缘像伯虎三笑姻缘一样,多半属流传很广而子虚乌有的传说,但对于理解15世纪中叶的江南才子群是值得重视的资料,尤其上述的张灵托梦那段话,无疑可视为伯虎、张灵辈真实思想的流露:生命就是性情。活在人世间无法和意中人相亲相爱,朝夕相处,那还不如索性死去,让自己的真情永远依傍着意中人。丧失躯体,获得爱情的永生,这就是生命的价值!
关于伯虎少年时代和朋友们逾越名教、超逸流俗的故事是很多的,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传说有一天,唐伯虎与朋友们浪游大醉,酒兴未尽,却身上没有酒钱了。于是大家都脱下衣裳,典当在酒店,换得酒食豪饮至晚。伯虎又乘兴涂抹山水数幅。第二天早上,伯虎将画卖脱,得钱后将典当的衣裳全部赎还朋友。
又传说伯虎曾和张灵、祝枝山等在雨雪天打扮成叫花子,敲着鼓唱《莲花落》,讨来钱便买了酒到野寺中痛饮,还得意地说:“这种快乐可惜无法让李白知道!”
又传说盛夏的一天伯虎拜访祝枝山,正巧碰上祝枝山大醉,一丝不挂在纵笔狂草。伯虎用《诗经》的句子开玩笑:“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枝山立刻也用《诗经》句回答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这还是伯虎与朋友之间的惊世骇俗的言行,至于对待权贵和俗客,他们似乎更加肆无忌惮。有一次有富豪邀客人登山赋诗,伯虎装扮成乞丐,对他们说:“诸位今日赋诗,能让乞儿作和吗?”富豪很惊诧,就开玩笑地答应了。伯虎索来纸笔,大书“一”字后就走,客人们大笑,追他回来。伯虎又写了“一上一上”四字后,请求离开。富豪说:“我早就知道乞儿不能作诗啊!”伯虎笑道:“我生性嗜酒,一定要饮酒后才能作诗,君能赐给酒吗?”富豪就让人倒满一杯酒,对他说:“你如果能够赋诗,就让你尽醉,不然,就要受到责罚。”伯虎又大书“又一上”三字,客人们拍手笑着起哄:“这就叫作能作诗吗?!”越加逼迫他写。伯虎又书“一上”二字,人们都俯仰大笑。伯虎上前说道:“我早就想喝酒了,难道我真的让先生们评判我会不会作诗吗?”于是举酒一饮而尽,拿起笔来续成了一首七言绝句:
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
举头红日白云低,五湖四海皆一望。
客人们都大吃一惊,邀伯虎入席,尽醉而归,大家竟然不知道这乞儿是什么人。
唐伯虎最喜欢用他的才华和机智作弄威严的官吏。有一次他与祝枝山浪游维扬,纵情舞榭歌台,没有钱用了。两人商量,认为盐运使权势大,收税甚多,于是装扮成玄妙观化缘的道士,穿上道服,到官署化缘。盐运使一见大怒,呵斥道:“你们难道不知道御史台之威严如寒霜肃杀吗?道士算什么东西,敢就这么来官署?!”唐、祝两人答道:“明公以为贫道是讨饭吃的吗?不是的啊。贫道所结交的都是天下的贤豪长者,即使像我们吴地的唐伯虎、祝枝山等,都肯与我们交友。明公不嫌弃的话,我们愿意表现菲薄的文才,请公命题。”于是,盐运使收敛威严,随即手指牛眠石,命两人以此为题赋诗。唐、祝不假思索,立即写成七律一首:
嵯峨怪石倚云间(唐),抛掷于今定几年(祝)。
苔藓作毛因雨长(唐),藤萝穿鼻任风牵(祝)。
从来不食溪边草(唐),自古难耕陇上田(祝)。
怪杀牧童鞭不起(唐),笛声斜挂夕阳烟(祝)。
盐运使读完诗,笑着对两人说:“诗写得不错,你二人意欲何为呢?”两人答道:“明公轻财好施,天下知名。现在姑苏玄妙观坍塌,明公如果能捐俸修葺,名字一定会永传不朽。”盐运使听了很高兴,就给长洲县和吴县颁下征召,使出资五百两作为修葺费。两人得到征召文件,就连忙乘船回吴,具备名片拜谒二县的县令,假说是玄妙观的道士托他们来打通关节,果然得到了五百两纹银。后来盐运使知道上了当,大为懊丧,但也无可奈何了。
这个故事出自《自醉言》,是荒漫无据的小说家言,但我以为那种逾越名教、蔑视礼法的奇言怪行,那种潇洒脱略、天马行空的生活方式,那种以荒唐行径嘲弄荒唐观实的深刻本质,这就是明中叶江南风流才子群流芳后世的原因所在,也是唐伯虎狂士形象的不朽魅力所在。
如果我们冷静地考察,可以看到唐伯虎狂诞的目的荦荦大者有以下三端。
其一,如果说,道家炼丹,佛徒打坐,目的是追求生命的长度,是为了长寿,那么唐伯虎的风流放诞的目的则是追求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伯虎历来不信道、佛长生之说,《言志》诗曾明白地说道:“不炼金丹不坐禅。”《说圃识余》记叙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天,有个术士求见,对伯虎夸耀炼丹术的妙处。伯虎说:“先生既有此妙术,何不自己使用,而为什么要送与别人呢?”术士说:“此术虽是我所有,而仙福却不易得到。我阅人多矣,而仙风道骨,没有谁比得上先生。现在先生有些福,而遇到我有此术,合而为之,没有办不成的事。”伯虎笑道:“这样就容易了!我有空房在北城,很僻静。我只出仙福,先生担任修炼,炼成金丹后两人分用,岂不是好?”那个术生还不明白伯虎是在奚落他,就拿出一柄扇子求诗。于是伯虎一挥而就:
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说会烧银。
君何不自烧些用?担水河头卖与人。
术士才如梦方醒,惭愧而去。伯虎《花下酌酒歌》更坦率地宣传及时行乐:
九十春光一掷梭,花前酌酒唱高歌。
枝上花开能几日?世上人生能几何?
昨朝花胜今朝好,今朝花落成秋草。
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人比今年老。
今日花开又一枝,明日来看知是谁?
明年今日花开否?今日明年谁得知?
天时不测多风雨,人事难量多龃龉。
天时人事两不齐,莫把春光付流水。
好花难种不长开,少年易老不重来。
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
诗句平易通俗,动人心扉,其中有些句子已经成了人人常说的“口头禅”了。《唐伯虎轶事》还记载伯虎看到春去花落,则“大叫恸哭”,“遣小伻一一细检,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这恐怕就是《红楼梦》中“黛玉葬花”一节的原型和素材,通过曹雪芹先生的生花妙笔,震撼着一代代少男少女的心灵。但是,考察唐伯虎的风流放诞,透过一派杯觥交错、花月啸谈,我们见到的只是一种巨大的悲哀。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在苏州地区迅速发展,儒教礼制逐渐被冷落,这种思想解放的局面带来了人的觉醒。唐伯虎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价值,也就愈益热恋宝贵的生命,而愈益感受死亡的悲哀。他曾用自白式的口语写了一首《七十词》,可视为对生死问题的反思:
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止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止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
这是大白话,又是大实话。显然,这种反思是成熟而痛苦的。既然人生短促,无论贤愚善恶、无论贵贱美丑都难免一死,那么还有什么必要计较事业声名呢?还有什么理由来控制、压抑血肉之躯的欲望呢?因此,唐伯虎诅咒服食坐禅,采取了诗酒风流的态度,亦即放弃了对生命长度的追求,转而追求生命的密度,他的风流放诞是为了享乐,其享乐观又由悲哀的理论积淀而成。
伯虎的风流放诞的目的之二是远祸全身。明中叶朝政腐败,宦官当权,出现了极端黑暗的专制政治。出身小店主家庭的唐伯虎意识到周围的环境危机四伏,感到极端苦闷和压抑。他曾在《题子胥庙》中一抒感愤:
白马曾骑踏海潮,由来吴地说前朝。
眼前多少不平事,愿与将军借宝刀。
这大概是伯虎浪游杭州之作。俗话说:“庐山烟雨浙江潮。”钱塘江潮确是大自然的奇异景象。传说那滚滚的浪潮,是春秋时名将伍子胥的英灵,骑着白马,驱使着海族兴波犯岸,以舒泄他屈死的悲愤。伯虎由历史上的冤屈,想到了“眼前多少不平事”,意欲去除邪佞。
然而,牢骚尽管发,文人才士的力量毕竟难以改变黑暗龌龊的现实。于是,伯虎选择了放诞佯狂,用纵酒作慢形之具,来躲避政治上的灾害和人事上的纠纷。这方面,伯虎是一个成功者,正德九年(1514),建藩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慕伯虎才名,征聘他到南昌。伯虎在宁王府觉察到朱宸濠有反叛的企图,便假作癫狂,使朱感到他失去了利用价值,脱身回到了苏州。五年后,朱宸濠起兵反叛被平定,伯虎居然没有卷入旋涡,逃避了杀身之祸。
伯虎风流放诞的第三个目的是自我超越,有利于艺术创造。风流放诞的生活方式与超尘脱俗的精神追求之间原来就存在某种微妙的联系。唐伯虎是文学之士,又是职业画家,他对“真”境的追求是必然的,他必须努力摆脱世情的牵累。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流放诞是唐伯虎追求超越的意境美的渡舟。因此,他自称“龙虎榜中题姓氏,笙歌队里卖文章。跏趺说法蒲团软,鞋袜寻芳杏酪香”(《漫兴》之二)。干脆和妓女为伍,与和尚说禅;因此,他常常乘醉泼墨,听曲挥毫,“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默然自省歌》);因此,他“常坐临街一小楼,惟乞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过着市民艺术家的生活。因此,行家以为他工于画美人,是因为“其生平风韵多也”(王敬美《跋陈玉叔倦绣图》)。他也许丝毫感觉不到自己的放浪形骸。他觉得重要的是,艺术能够使他得到创造的乐趣和满足,从而使生命显得美好充实。
不过,风流放诞也许只是伯虎性格的外露的一面,就其潜在的内质而言,伯虎其实是一个感情极为细腻含蓄的人。我们只要试看他撰写的《祭妹文》和《唐长民圹志》,柔情哀思,如水银泻地,而又入情入理。在府学读书时,他曾作有一首《伥伥诗》,表露了这个风流少年复杂而敏感的情思:
伥伥莫怪少时年,百丈游丝易惹牵。
何岁逢春不惆怅,何处逢情不可怜。
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
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
老后思量应不悔,衲衣持钵院门前。
阎秀卿《吴郡二科志》评论此诗预示了伯虎的人生道路,“允与其事合,盖诗谶也”。这种看法是颇为主观的,我不敢苟同。相反,我以为此诗写得比较幼稚,他写自己为每一个春天惆怅,为每一次恋情伤感,在惆怅和迷惘中,他渴望着幸福,寻觅着欢乐。此诗呈现了一颗少年的多情心灵,坦率真挚,却又带几分拘谨羞涩,与世所艳称的伯虎的风流放诞大异其趣,表现了伯虎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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