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身之中，凡所思虑运动，无非是天，一身在天里行，如鱼在水里，满肚子里都是水。
——《朱子语类》第九十条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受到命运的严重打击后，“发愤著书”而终于“立言垂世”者亦代不乏人，前于伯虎的如墨翟、孔子、司马迁、贾生、柳宗元，后于伯虎的如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等等，但这条道路对于唐伯虎来说，却如镜花水月，一场春梦。其中原因，邵毅平先生在《十大文学畸人·唐寅》一文中指出：
首先，就其天性而言，唐寅终究只是一个才子，而不是一个学者，他可以在治学立言上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却无法借此安身立命。其次，唐寅少年时代的努力读书，虽不知所用，却怀着希望，因而是一种积极进取、充满乐趣的行为；失意后的发愤读书，虽已知所用，却怀着绝望，因而乃是一种消极退缩、充满悲凉的行为。在这样的心情下治学，其结果也是很难乐观的。再次，在一个功利社会中，当“三立”中“立言”不是作为前二立的补充而是作为前二立的替代时，往往成为失意者谋求心理平衡的借口，唐寅此时“立言垂世”的愿望，正有着若干酸葡萄的成分，所以只能冲动一时而不能坚持长久。
这当然是很中肯的议论，但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邵先生没有论及，这就是环境的影响。本书在第二章就叙及，15世纪中叶在苏州活跃着一个江南才子群，如沈周、周臣、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仇英、徐祯卿等人，他们都不是学术长才，而是一批艺术怪杰。更耐人寻思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是诗画全才，才华横溢。他们之间又或是情同手足的亲密朋友，或是意气相投的师弟关系。一个人选择一定的事业目标，走上一定的生活道路，除开时代和个人等因素外，总与师友分不开。诚如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说的，师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人的成就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数”。无疑，这些江南才子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相似，又都精于书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对时政和生活的态度方面，在理想的追求方面，必然互相影响。总之，有了上述这些复杂的原因，“发愤著书”和“立言垂世”对于唐伯虎来说只可能变成昙花一现的空想了。
生活的剧变使得唐伯虎头脑中两年来急剧热化、膨胀的科举仕进的欲望彻底破灭，从痛苦和绝望中复苏而选择的“立言”之路又满是荆棘，难以走下去，于是，经过久久的思索，他进一步抛弃了“立言垂世”的想法，选择了“自适”“适志”的生活方式。伯虎的这种选择当然不是突如其来的越世高谈，其思想基础便是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叙述的以“及时行乐”为核心的人生观。唐伯虎考察祸福无常的人生，想到生命是如此的短暂而偶然，如此的珍贵而又美好，他愈益热恋宝贵的生命，就愈益感受死亡的悲哀，就愈益放纵血肉之躯的欲望，于是便放弃对生命长度的追求，转而追求生命的密度。他认为只有及时行乐，才算不虚度此生。
一生细算良辰少，况又难逢美景何！
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赏心并乐事。
不晓高烛对芳尊，也是虚生在人世！
（《一年歌》）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细细算来，宜人的天气、美丽的景色、佳妙的心情和快乐的事情聚合在一块儿的日子有几天呢？只有夜以继日饮酒弦歌，才不算辜负啊！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伯虎少年时即已有之，现在经历人生的惨痛教训，就更加坚定了。他想到：《左传》虽然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自己却身遇诬陷，如洁白的玉璧蒙受了玷污，为社会所抛弃了。虽然有颜回一样的操行，终究不能取信于人。而做一番际会风云的事业，又有什么途径可达到呢？想要立言垂世吧，恐怕如同扬雄写《剧秦美新》、蔡邕依附于董卓、李白受累于永王之幕，柳宗元被攻击为王叔文之党，徒然增添垢辱而已。伯虎终于大彻大悟了：
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
（见《唐伯虎全集·胥台山人序》）
“适志”，也就是顺应自己的天性。唐伯虎天性豪侠，又嗜声色，现在既然已跳出“三不朽”的传统模式，既然已经痛感生命的短促，那就干脆明明白白地承认，彻底完全地履行。他有一首《焚香默坐歌》说得好：
焚香默坐自省己，口里喃喃想心里。
心中有甚害人谋？口中有甚欺心语？
为人能把口应心，孝弟忠信从此始。
其余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
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
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为之耻。
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没天理。
阴为不善阳掩之，则何益矣徒劳耳！
请坐且听吾语汝，凡人有生必有死。
死见阎君面不惭，才是堂堂好男子。
十足的才子气魄！十足的天性文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在伯虎眼中直如破屣，怪不得袁中郎评为：“说尽假道学！”
古时候有位修行的严尊者，问赵州和尚：“一物不将来时何如？”——怎样才能做到抛弃一切，两手空空？赵州和尚回答：“放下著。”现在，唐伯虎把立德、立功、立名等封建士子的思想重负全都放下了，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快，豪迈地说：“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
然而，从打算“立言垂世”到决定采取“自适”“适志”的生活方式，在身心都需要一个调整阶段，唐伯虎选择了远游。
从古及今，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相信；每一片风景，都是一种心境。花开花落，鱼跃鸢飞，大自然无限丰富的形态，随处都可能成为转换人们心境的媒介。那些流动飘逸的云水、小窗梅影的月色、绮丽华滋的春光、荒寒幽寂的秋景，都能使置身其中的人受到感动，都与人们的生命绝不是不相干的存在。无论是烟云空蒙，还是啼鸟处处；无论是登高山观日出，还是涉大川送夕晖，都能沐浴灵魂，澡雪精神，陶冶性情，都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良医圣药。现在，唐伯虎就将这次远游视为一次精神之旅。
古时候有句俗话：“南人乘船，北人骑马。”指的是北方多平原旷野，而南方则江河密布。唐伯虎远游的主要交通工具当然还是一叶扁舟。这次“翩翩之远游”的行踪很广，游览了湖南的南岳，江西的匡庐，浙江的天台，福建的武夷，并观大海于东南，泛舟于洞庭、鄱阳。他的朋友徐祯卿曾写有《怀伯虎》七律一首：
闻子初从远道回，南中访古久徘徊。
闽州日月虚仙观，越苑风烟几废台。
赖有藜筇供放迹，每于鹦鹉惜高才。
沧江梅柳春将变，忆尔飘零白发哀。
诗中也概括地写出伯虎的游踪。伯虎此次远游，最使他自豪并且最为人乐道的是“九鲤乞梦”。九鲤湖在福建仙游县北，景色幽美。相传汉元狩年间何氏兄弟九人炼丹于此，炼成，各乘一鲤仙去，因名。徐经的玄孙徐霞客有《游九鲤湖日记》，生动地描写了九鲤湖的景色：
平流至此，忽下堕湖中，如万马初发，诚有雷霆之势，则第一际之奇也。九仙祠即峙其西，前临鲤湖。湖不甚浩荡，而澄碧泓于万山之上，围青漾翠，造物之灵亦异矣！
并且徐霞客也记载“是夜祈梦祠中”，可见九鲤祈梦是明代人的好尚。伯虎浪游至仙游，夜宿于九鲤湖畔，梦见仙人送给他一担墨。这当然是文业终生的象征。所以当时朋友称羡，后世文人亦传诵，所谓“鲤仙赠墨妙江东”（韩菼《暮春唐解元墓下作》），指的就是这件事。又传说伯虎祈梦九鲤时，梦中有人示以“中吕”二字。伯虎醒后对人说起，都无法详解。几十年后，伯虎访问同邑的阁老王鏊，见到王的墙壁上有首苏东坡的《中吕满庭芳》的词。伯虎吃了一惊，说：“这就是我梦中所见啊！”读到其中有“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句，伯虎很恐惶，不久他真的去世了。终年五十四岁，也可说是“百年强半”。我总觉得这传说玄而又玄，不大可信。
又传说伯虎坐船游黄州，观赏了东坡赤壁后，深夜醉步踉跄地归船，路上碰到巡逻的士卒，被认为犯禁而被扭送见指挥使。指挥使不认识伯虎，盘根究底地审讯他。伯虎大笑，答以诗云：
舟泊芦花浅水堤，隔江邀我泛金巵。
因观赤壁两篇赋，不觉黄州半夜时。
城上将军原有令，江南才子本无知。
贤侯若问真消息，也有声名在凤池。
诗中“招供”了犯禁原委和自己的身份，于急难狼狈中仍不失才子的潇洒本色。
远游似乎是中国封建文人的一大传统。不过，大多数文人（包括李白、杜甫、苏轼等）的漫游，是为了打开仕途的通道。在封建社会想要当官，首先要获得一定的社会声望，最好有大人物帮忙游扬，这样再通过科举，才能较顺利地得到官位。唐伯虎已经是赶出仕途外，跳出“三立”间，自然与此无涉。他这次历时约一年、足迹遍东南的远游，主要目的有两个。
其一是借青山绿水来淡化仕途上的失意感。因为对社会失望之后，便以自然为人生幸福的补偿形式了。对于一个政治失意者来说，有时候只需要在极平凡的一树一石、一花一鸟中，就可以觅得一小块精神止泊之地，作为他生命的最后依托。唐伯虎有首《烟波钓叟歌》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表达：
太湖三万六千顷，渺渺茫茫浸天影。
东西洞庭分两山，幻出芙蓉翠翘岭。
鹧鸪啼雨烟竹昏，鲤鱼吹风浪花滚。
阿翁何处钓鱼来，雪白长须清凛凛。
自言生长江湖中，八十余年泛萍梗。
不知朝市有公侯，只识烟波好风景。
芦花荡里醉眠时，就解蓑衣作衾枕。
撑开老眼恣猖狂，仰视青天大如饼。
问渠姓名何与谁，笑而不答心已知。
玄真之孙好高士，不尚功名惟尚志。
绿蓑青笠胜朱衣，斜风细雨何思归。
笔床茶灶兼食具，墨筒诗稿行相随。
……
一个须发皆白的渔翁，无视朝市公侯，八十余年来都生活在茫茫湖上，更妙的是笔墨诗稿随身携带，时有长篇短句！这样的渔翁在现实中其实是不存在的，显然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中国封建文人的漫游有一种共通的审美兴趣，他们总是对往古这个时间的维度敞开怀抱；而已经消逝的往古犹如幽灵似的穿透眼前的自然景物，展现在烟霭茫茫之中。在历史的回首中，满眼风光，有多少春日鸟啼的日子，多少秋天空阔的景象。而这风景的世界里，又有多少悲欢的故事，多少生灭与存亡。就是在这种怀古情绪的支配下，唐伯虎骑着毛驴，登上庐山香炉峰，仔细辨认着摩崖石刻中古人的题咏，“读之漫灭为修容”（《庐山》）；经过子陵滩时，聆听着满山樵斧声，眺望着纷飞的鸬鹚，遥想起严子陵这位“汉皇故人”（《严滩》）；游览辋川时，于白日苍松、清风明月之间，细细体味王摩诘的“尘外想”（《题辋川》）；面对着浩渺的空间和悠长的时间，他感到个人、家庭、仕途等等真正是如同尘芥！在《游镇江登金山、焦山》中，他写道：
孤屿崚嶒插水心，乱流携酒试登临。
人间道路江南北，地上风波世古今。
春日客途悲白发，给园兵燹废黄金。
阇黎肯借翻经榻，烟雨来听龙夜吟。
金山位于镇江西北的大江边，以绮丽称世。自古以来，流传着“金山寺里山，焦山山里寺”的民谚，就是讲金山小巧，整座山为佛寺包围。焦山浑厚，寺院深藏在山中。金山寺为东晋时创建，初名泽心寺，唐以后改为金山寺，枕江而筑，气象万千。伯虎携酒登临，远望脚下乱流激起的层层雪浪，环顾身边被兵火破坏的佛寺，想到了南北道路和古今风波，产生了一份浸肌浃骨的个人心灵深处的感动。于是，在诵经和江涛的交响声中，在神秘的香烟和幽微的琉璃灯火的交融中，伯虎追忆自己逝去的父母、徐氏妻子及妹妹的音容，想到如镜花水月般的功名，想到系囚罹狱的屈辱，觉得一切都是空的。他甚至想向和尚（阇黎）提出就此出家，夜夜倾听那孤寂而壮阔的江涛。
其二是出于研习丹青、师法造化的需要。伯虎失意之初立下的发愤著书的愿望早已灰灭，他选择了靠诗文书画谋生的市民艺术家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予弃经生业，乃托之丹青自娱。”（《六如居士画谱自序》）这样，观察自然、写生山水、师法造化就成为他必修的功课。
唐伯虎的绘画创作，山水画占主要地位。他从周臣那里继承了李成、范宽和南宋四家的传统，对元代赵孟、黄公望、王蒙等的画法，也经过苦心研究。前人评价他“青出于蓝”，认为他虽然取法宋元诸家而能有所发展，在技法上能融会贯通，自成秀润、缜密、流丽的风格和面目。无疑，伯虎这次漫游名山大川，广泛地体验了丰富的社会生活，深刻地观察了雄丽的自然景色，对其绘画艺术是影响至巨的。
漫游中，伯虎以一种极富于色彩的眼睛看世界，对于大自然中春光明媚、绚丽滋润之境，有一种深刻的自觉的感应。如以下两首小诗：
燕子归来杏子花，红桥低影绿池斜。
清明时节斜阳里，个个行人问酒家。
红杏梢头挂酒旗，绿杨枝上啭黄鹂。
鸟声花影留人住，不赏东风也是痴。
色彩绚丽，轻灵流转，我们参看他传世的画作《山路松声图》《青山伴侣图》《骑驴归思图》等，即可体会到伯虎那种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敏锐的色彩效应。
在流连山水之中，伯虎也渐渐学会用真正内行的眼光，亦即用读画的眼光和读诗的眼光来观察山水，如他在游览齐云岩时，感觉到“霜林着色皆成画，雁字排空半草书”（《齐云岩纵目》）；在旅滨长江时，观察出“寒梅向暖商量白，旧草吟春接续青”（《闻江声》）。像以上这些诗句，是地道的艺术家的诗句。用读画和读诗的眼光来欣赏山水，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用一种哲学的眼光看山水，亦即将中国艺术精神，融入山水审美的境界了。
总之，这次漫游对于伯虎日后在绘画上打破前人陈套，尤其是变化南宋院体风致，是很有作用的。我们欣赏伯虎的山水画，不论峰峦水口、树石林泉和点缀的人物、屋宇等等，都画得现实具体，使人看了，感到可游可居。尤其如代表作《江南农事图》，以异乎寻常的工细笔法，描绘了初夏时节南国农村的自然景色和种种农事活动，上边题诗：“四月江南农事兴，沤麻浸谷有常程。莫言娇细全无事，一夜缲车响到明。”说明伯虎对农民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并怀有一定的感情。这正是师法造化的结果，和前人一些“足不出里闬”一味摹古的山水画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