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赤壁战后曹操应对被动局势的战略方针

曹操初据许昌时仅有两州之地，自称“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5)。后来他擒吕布，平定徐州和扬州北境；剿灭袁氏后领有幽、冀、青、并四州，又迫降刘琮，兼并荆州；赤壁战前西至峡口、东到广陵绵延数千里的长江北岸，除了刘备、刘琦盘踞的夏口（今武汉市汉阳区）地带，几乎全部在曹操的统治范围以内。赤壁战败后曹操率领军队主力北还，处于东、南、西部三面受敌的被动状况。如王夫之所云：“曹氏之战亟矣，处中原而挟其主，其敌多，其安危之势迫。”(6)东边扬州的淮南是孙吴军队的主攻方向，“（孙）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7)南边荆州是周瑜、刘备的军队合攻曹仁驻守的江陵。值得注意的是，赤壁战前孙权的军队约有十万，他对诸葛亮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8)周瑜向其索要五万兵力破曹，孙权借故推托，答应给他三万。“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9)最后由于刘备率兵助战(10)，孙权只派出两万余人赶赴前线。“（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11)因此陆机称周瑜所率部队为“偏师”(12)，而吴军的主力始终为孙权直接掌控，他得知周瑜获胜后马上渡江进攻淮南，有记载称：“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13)“十万”这个数字应有一些虚夸，但也反映了他麾下兵马众多、攻势如潮的情况。

孙权以东线淮南为主攻方向的原因有两条，其一是这里距离他的根据地太湖平原较近，兵员粮饷补给方便；“泛舟举帆，朝发夕到。”(14)其二是由此地区进攻中原有交通方面的便利条件。吴国作战倚重水军和船只运输，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15)。淮南地区以洪泽湖及迤南的张八岭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各有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水道，东部是中渎水（后代的大运河），由于年久失修多有淤塞而不便通行。西部是溯濡须水（自巢湖东南流至今安徽无为县东南入江）到巢湖，再溯施水（今南淝河）至合肥鸡鸣山，经“巢肥运河”或称“江淮运河”(16)进入肥水（今东淝河），顺流过寿春汇入淮河。另外，船只自肥口（今安徽寿县八公山西南）入淮后，可以从五条河道北进中原，具有很好的通达性。如陈敏所言：“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凡五：曰颍，曰蔡，曰涡，曰汴，曰泗。”(17)由于上述原因，濡须水经巢湖转至施水、肥水的河道成为孙吴北伐的首选途径，所经过的合肥与淮南西部则成为孙曹两家交锋的重要战场。如王象之所云：“古者巢湖水北合于肥河，故魏窥江南则循涡入淮，自淮入肥，繇肥而趣巢湖，与吴人相持于东关。吴人挠魏亦必繇此。”(18)

相比之下，南线荆州的孙刘联军若要北伐，条件则较为不利。首先，当地富庶的江北区域受战乱破坏严重，难以为大军提供充足的物资。如庞统对刘备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19)其次，荆州北通中原主要是采用江陵到襄阳的陆路“荆襄道”，然后沿白河进入南阳盆地，越方城（今河南叶县北）后到达华北平原南端。《荆州记》曰：“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城）关，是周、郑、晋、卫之道。”(20)若用水道北行，船只可从沔口（在今武汉市汉阳区）溯沔水（今汉江）而上到襄阳，或从江陵经春秋楚国开凿的“荆汉运河”(21)，通过扬水进入沔水至襄阳。但是沔水河道在襄阳折而为西，只有从南阳盆地注入汉江的白河通往北方，这条河流滩多水浅，只是在盛夏洪水季节流量剧增，因此不便通航。例如，“宋太平兴国三年，漕臣程能议开白河为襄、汉漕渠，直抵京师，以通湘潭之漕，渠成而水不行。端拱元年治荆南漕河至汉江，行旅颇便，而白河终不可开。”(22)综上所述，孙吴军队若是自江陵或沔口（即夏口）北伐中原，其依靠的汉江水运路线到襄阳便中断了，而且荆州距离江东根据地又太远，所以不是最理想的主攻方向。周瑜死后，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就是准备集中力量在扬州东线用兵，放弃了原来周瑜提出的“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23)的作战方案。

曹操当时统治区域的西部以晋陕交境的黄河与潼关为界，受到董卓之乱后割据关中、陇西的凉州诸将之威胁。官渡之战前夕，“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24)但是这些军阀在名义上归顺朝廷，彼此又有矛盾，未能联合起来侵入中原，因此荀彧建议安抚：“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25)曹操采纳了荀彧的建议，故暂时得以相安无事。但是号称“天府”和“四塞之国”的秦川平原被凉州军阀们占据，距离中州重镇洛阳又近在肘腋，这股潜在的敌对势力对曹操来说可谓如芒在背，要时刻小心提防。如赤壁战前周瑜分析形势时说：“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26)

曹操对于上述形势有着清醒敏锐的判断，他所采取的用兵对策是先东后西，东守西攻，以消除孙权在扬州的军事威胁为首要任务，然后再逐步兼并关中和陇西、汉中等地，在西线最后让出汉中以采取守势。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曹操败于赤壁，他领兵跋涉数百里经华容回到江陵，随即又辗转千里以上，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赶到谯县（今安徽亳州市）迅速备战。“（建安）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27)待筹措完毕后，“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28)由于此前孙权的进攻摧毁了当地的基层行政组织和重要水利设施，曹操来到淮南前线后予以恢复建设，“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29)同时又派张辽等将消灭割据天柱山的陈兰、梅成等地方武装，“遂进到山下安营，攻之，斩兰、成首，尽虏其众。”(30)在重建了扬州地区的防御体系之后，曹操于当年十二月返回邺城。经过岁余的休整，至建安十六年（211年）三月，他以进攻汉中张鲁为名，派遣夏侯渊带兵入关中，与驻扎在长安的钟繇会合，故意激起当地军阀的猜疑和叛乱，然后再名正言顺地出师平叛。“是时关中诸将疑（钟）繇欲自袭，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讨之……秋七月，公西征。”(31)王仲荦指出，这是曹操赤壁战后的重要措施。“他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后方，必须统一关陇，然后乘机夺取汉中，进规巴蜀。”(32)在击溃马超、韩遂，迫使其逃往陇西之后，曹操于当年十二月率领军队主力返回邺城，留下夏侯渊等镇守关中，并继续扫荡陇西的残余反叛势力，至建安十九年（214年）获得最终胜利。“南安赵衢、汉阳尹奉等讨（马）超，枭其妻子，超奔汉中。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率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击，大破之，遂走西平。渊与诸将攻兴国，屠之……冬十月，屠枹罕，斩（宋）建，凉州平。”(33)在关陇地区完全平定后，曹操遂于次年三月出征汉中，迫降张鲁。“十二月，公自南郑还，留夏侯渊屯汉中。”(34)

纵观曹操赤壁战后至临终前十六年间（209—225年）的作战历程，他率领中军主力出征共有8次，其中到扬州东线的合肥与濡须口有4次，即所谓“四越巢湖”；到西线的关中和汉中合计3次，即前述建安十六年（211年）、二十年（215年）与赴汉中征讨刘备的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反映了他对东西两线军事威胁的重视。但是曹操对待孙权、刘备与马超、韩遂等凉州诸将明显不同，前者实力较强，故曹操的战略方针是以稳守为主，不与对手长期纠缠，例如他两次攻打孙权的濡须口和进军汉中与刘备作战时，一旦陷入僵持便迅速撤退。而对势力分散较弱的凉州军阀，则是决心予以歼灭，不留后患。至于南线的荆州战场，曹操在很长时间内不大关注。例如重镇江陵遭受孙刘联军的围攻，曹操并未给予有力的支援，最后指示曹仁放弃南郡，撤往襄阳。“（周）瑜、（曹）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35)需要注意的是，周瑜死后刘备在荆州的兵力有两次严重削弱，第一次是建安十六年（211年），“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36)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进攻刘璋不利，召诸葛亮等领兵入蜀。“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37)即使在关羽留守荆州部队有限的情况下，曹操也没有过乘虚进攻的打算，仍然维持着稳守襄阳的局面。关羽消灭于禁的七军后，曹操甚至打算迁徙许都以避其锋芒。他仅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月领兵开赴荆州襄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徐）晃攻羽，破之。羽走，（曹）仁围解。王军摩陂。”(38)然后返回洛阳。如上所述，曹操是在孙权表示归顺并撤走东线吴军主力去袭击荆州、扬州所受军事威胁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才决定南征关羽的。上述情况表明三国政治军事形势至此发生了重要转变，魏、吴双方联手对付蜀汉刘备，在力量对比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使曹操终于摆脱了长期的被动防御局面。

为了贯彻以上的战略方针，曹操在此期间通过一系列军事方面的重要举措，构建巩固了对孙、刘两家的战略防线，以确保中原的安全。下文分别予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