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资源

到了汉代时期，由先秦遗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已经相当丰富。姑且不论甲骨文、青铜文如何，仅仅是儒家经典、史官著述、诸子百家著作之大量涌现，以蔚为大观喻之当不过分。对于《史记》而言，尽管以上的诸种史料在形式上大多是片段的、片面的，并不连贯的，但它们毕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了先秦的历史，故而均属于司马迁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应该统统称之为《史记》的“源头活水”。诚如司马迁本人所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由于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资料，他才做到了“阙协六经异传”和“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唐人张守节亦特意补充道：“太史公撰《史记》，言其协于六经异文，整齐百家杂说之语，谦不敢比经艺也。异传，谓如丘明《春秋外传》、《国语》、子夏《易传》、毛公《诗传》、韩诗《外传》、伏生《尚书大传》之流也。”（《太史公自序》正义）

当然，以上乃是就文化领域之宏观层面而言。倘若考察《史记》本身的体例内容、著者的“自序”以及后学多方面的考证，则与《史记》有直接关联之“源头活水”，首推儒学之源，其次诸子之源，此外便是《世本》的特殊贡献了。

（一）儒学之源

放眼汉代的意识形态领域，“黄老无为”思想在西汉初期曾经占据着统治地位。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思想由此彻底取而代之。司马迁一向重视儒家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在其治学过程中的两位老师，都是名重当代的儒学大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司马迁曾向他学习《公羊春秋》；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家孔安国，司马迁曾向他学习《古文尚书》。由于这样特殊的切身经历，使得司马迁深得儒学精髓，从思想上对于儒家经典著作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诚如太史公本人所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书》记前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自序》）

在《史记》的撰写和形成过程中，来自儒家思想学说的深刻影响毋庸置疑，尤其是《尚书》、《春秋》和《左传》三部经典的作用，实可谓功莫大焉。

1.《尚书》

从文献发展史的角度看，《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料汇编。

既然是“最早的一部史料汇编”，后世许多史籍的体裁自然没有、也不可能在这里清晰地展示出来，然而，该书反映事物的多元形式也无疑启迪了后人。清人章学诚就曾说过：《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世史之方圆求备，局于一定之名义也”。又说《尚书》“无定体”，然亦惟其“无定体，故托之者众”（《文史通义·书教》）。所谓“托之者众”，即在这部典籍里，确实可以找到诸多体裁和体例的踪迹。比如《尚书》从框架结构上划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这不单为中国远古史事勾勒出虞、夏、商、周的朝代传承和脉络，同时也为司马迁在本纪里反映先秦时期的朝代序列产生了深刻影响。又如《尚书》中的《禹贡》、《洪范》自具特色：前者反映远古时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后者记载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天地大法”的事迹。这种记述自然现象与国家制度的形式，实则为《史记》中的“八书”，亦即后世之“书志体”开启了先河；再如《尚书》里的《金縢》、《顾命》、《康诰》三篇，均有反映事件之来龙去脉和首尾毕具的特点。例如在《金縢》篇中，以“金縢”为线索贯穿始终，记载周成王从最初怀疑周公谋反，直至看到金縢祷词，疑虑顿消。这种叙事形式不仅为《史记》中大量人物传记之叙事情节有所启迪，也为后来宋代“纪事本末”这一新型史体的崛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春秋》

《春秋》者，号称古代编年体始祖。

流传至今的《春秋》，乃是孔子在鲁国《春秋》基础上删定而成。《春秋》全书十二篇，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总计反映了242年历史。本书不仅开创了以时间为序的编年体，确立了“属辞比事”的修史方式，还确立了微言大义、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春秋》中的这些成就，在《史记》里也多有体现。姑且以“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春秋笔法为例，如果说在司马迁人物传记正文里不难觅其踪迹，则诸篇末尾“太史公曰”里（立意之鲜明，用词之严谨），就更加典型了。此外，《春秋》经中的一些特殊叙事方法，也对《史记》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春秋》里通过“武氏子求赙”、“毛伯求金”的叙述，以示贵为天子却失去昔日之尊严，这是一种以特定叙事形式表达作者最终结论的方法。这种难以驾驭的写史方式，曾被后人誉为“寓论断于叙事”之法。然而在这一方面，司马迁做到了很好的“古为今用”。他的这种叙事方式，受到了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的高度赞许：“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例如“《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叙事中寓论断法也”（《日知录》卷二十六）。其实，还有顾炎武未曾道及之突出事例——《龟策列传》，这是关于古人用乌龟壳占卜吉凶的一篇传记，实为“寓论断于叙事”的更为典型的力证。

3.《左传》

由于《春秋》叙事方式是逐条记录，史事简约，意旨不明，曾被后人诟病为互不联属的“流水账簿”。也因此，以后很快涌现出了许多旨在解释《春秋》的专著，最负盛名者非《左传》莫属。

与《春秋》相比，《左传》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是扩大了时限。其记史下限延长到了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出十三年；二是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例如《春秋》叙述晋楚两国城濮之战，全篇只用了二百字左右；而《左传》里则不乏形象描绘，洋洋洒洒数千言。三是具有重要文学价值。唐代刘知几在其《史通》里特辟“申左”篇，从史法、史料等方面，为《左传》总结出“三长”（见《史通·申左》）。

春秋时期战争连绵，生动地反映战争场景，堪称《左传》的一大亮点。其中的许多战例，譬如“曹刿论战”就形象传神地保存在后人脑海里，以至于有后学认为，《左传》作者一定是深谙战争之道的军事家。《史记》里的战争场景甚多，其中之文字描述何止条理清晰，同时也生动传神（详见第七章第四节相应部分）。即此可知：在司马迁的反映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传神笔触中，后人不难体味到来自《左传》“源头活水”的滋润。

（二）诸子之源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前期的这一阶段，因与司马迁所处时代并不遥远，故而著者本人受到这一时期的文化熏陶也颇为深刻。这种自然而然的“文化熏陶”，主要表现于触手可及的诸子之学中。当时不独百家“争鸣”之音依稀耳闻，更有大量著作存世，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自然大都亲眼目睹过。这不独在《史记》正文和诸多“太史公曰”里可窥一斑，作者甚至还明确地作过如是表述，“天下逸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

与其他诸子的成果相比，在“诸子之源”中，被后人称为“杂家”的重要影响尤其不可低估。

《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里一连列举了先秦文化领域里的八大成就，其中之一便是号称“杂家”的伟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里的所谓“吕览”，乃是秦庄襄王时期丞相吕不韦会同三千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司马迁对此言之颇详：本书“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由此可见，这是一部从体例到内容以“合众为一”为特点的综合性著作，也是一部融汇了诸子多家学说的名副其实的“杂家”经典。后学有理由认为，当年《吕氏春秋》这部荟萃了各家之言的杂家著作，对司马迁撰写其巨著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正是在以上文化成就的影响和借鉴下，司马迁在《史记》里成功地为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医家、纵横家、杂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农家等十一家领军人物树碑立传。纵观《史记》中反映有关人物的传记系列，可谓各种形式俱备，应有尽有。其中既有采用专传形式的，例如《苏秦列传》、《吕不韦列传》；又有采用合传形式的，例如《扁鹊仓公列传》、《老子韩非列传》；也有采用类传形式的，例如《酷吏列传》、《佞幸列传》；还有采用附传形式的，例如《伯夷列传》里附有叔齐事迹，又如上述“十一家领军人物”之后四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农家）事迹，均以“附传”形式清晰地附载于他人传记中。

从总体上说，司马迁对诸子百家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但是，当后人全面认真比较后不难发现，司马迁于诸家之中更推崇儒家的思想倾向，也是毋庸置疑的。试看以下事实——

在《史记》里，即使将涉及儒家人物事迹的一般传记排除在外，单是特意为儒家名流设立的传记就多达四个。第一个传记是《孔子世家》。在《史记》里，几乎所有人物传记皆以“列传”形式集中反映其人其事。孔子则属于极其特殊的唯一例外，居然升格至诸侯的“世家”待遇，行文中的仰慕和评价之高更属罕见；第二个传记是《仲尼弟子列传》。这是涵盖了孔子及其众多弟子的一篇合传，其中尤以子贡、子路两人事迹最为详尽；第三个传记是《孟子荀卿列传》。本传名义上是“孟子荀卿”二人合传，实则还夹杂了道、法、名、墨诸家之人事。当然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主要是通过记述孟、荀事迹，旨在充分肯定儒家的“明礼仪”、“绝利端”的思想学说，以及这一思想学说的渊源和影响；第四个传记是《儒林列传》。本传反映了西汉前期诸如申培公、韩太傅、伏生、胡毋生、董仲舒等多位儒学大师及其传承弟子事迹。其中，对于曾经师从过的今文经学大家董仲舒，司马迁更是着墨尤多，称其敬业治学，“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云云。

（三）《世本》之源

在司马迁《史记》问世前，除了《世本》外，尚无任何一部哪怕是更低层次的草创性纪传体文献。因此，尽管《世本》属于纪传体萌芽之作，但它对《史记》崛起于史坛的多方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世本》为司马迁提供了一个新型的史籍模式——纪传体。《世本》不仅是纪传文献，而且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以前所未有的视角展现了远古以来的古代历史舞台。倘若从其反映的历史规模上看，遑论商代甲骨文和两周金文，即使《尚书》、《春秋》、《左传》等历史名著也不能与《世本》同日而语。因为就时间言，《世本》上起黄帝，下迄战国时代；就内容言，既有通过“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等形式反映了一大批具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此外还有通过“氏姓”、“谥法”、“作篇”、“居篇”等形式反映的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典志。由此观之，《世本》涉猎范围之广博固然还远不及后来的《史记》，但其宏阔场面亦不可小觑，本书中已有纵贯古今且包罗万象之势。

第二，《史记》从《世本》体例中受益良多。将《史记》与《世本》对比不难发现：包括《史记》在内的所有纪传体文献，其中的本纪、世家、列传以及书志等体例，不仅大体上都可以在《世本》中找到踪影，而且各种体例的义项也大抵接近。无怪乎东汉学者桓谭评论：“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所谓“《周谱》”，就是《世本》中的“王侯谱”、“卿大夫谱”之类。清何焯在其《义门读书记》中也曾指出：司马迁之后的“《汉书·古今人表》，权舆于《世本》”。

第三，《世本》的内容史料，也有助益《史记》之功。《世本》文字资料固然简略，但其史料价值颇高，乃是历代学者研究古代不可或缺的典籍。司马迁编纂《史记》时，就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本人使用《世本》的有关文字资料。班固也曾评论道：“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汉书·司马迁传》）南朝刘宋著名史家范晔说得更是直截了当：“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以成《史记》（《后汉书·班彪传》）。据此足以证明，不惟《世本》的体例、框架为司马迁所用，即使该书中的具体内容也成为《史记》参考的史料来源之一。

当然《世本》毕竟是草创之作，仅仅是纪传体通史的雏形，与此后司马迁皇皇巨著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例如该书初步创立之本纪、世家、列传等体例，遑论彼此之间未见密切关联和构建为统一整体的基本观念，即使单一体例中也并未形成严密的纵向系列。例如该书“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企图博古通今。但从各种版本的佚文看，它与其他大部分著作一样，仍不免于片段割裂，记载失衡之弊。以此观之，仅仅是《世本》中存在的这种局限性，便远远不能适应“汉兴，海内为一”的封建帝国“大一统”的基本要求。

但是，毕竟应该承认一个客观事实。即无论是对于《史记》的顺利问世，还是助推中国古代史学由此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战国时期的《世本》均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