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史问世

《史记》作者司马迁（前145—约前90），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人。少年时“耕牧河山之阳”，“十岁则颂古文”。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38岁的司马迁开始继任父亲司马谈之职为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他和上大夫壶遂等人上书汉武帝并参与制定的《太初历》颁行天下，同时他也从这一年开始了《史记》的撰写工作。天汉二年（前99），正当他“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报任安书》）的时候，“李陵之祸”从天而降，给他以致命打击。司马迁因为替败将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不仅被投入了监狱，并处以残酷的腐刑。他备受折磨、凌辱之苦，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环墙之内，“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同上）。由于遭受到上辱祖先，下辱人格的酷刑，他几次要“引决自裁”，但一想到《史记》还“草创未就”，终于“隐忍苟活”下来。太始元年（前93），出狱后的司马迁被朝廷委任为中书令，而他无意仕途，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太史公书》。从此更加发愤著述，直至生命最后一息，最终实现了他的宏大理想，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永垂不朽的史学巨著，这就是被后人易以今名的辉煌著作《史记》。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和非凡的文化造诣，十分契合封建社会大一统的需要。于是在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史记》第一次全面总结和反映了西汉和西汉以前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并作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在古代史学园地里拔地而起。

《史记》是一部令人敬仰的巨著。就时间而言，本书上起传说中的轩辕黄帝，下至作者所处的时代汉武帝时期，具有史无前例的空前跨度；就空间而言，从天上到人间，从本土到国外，包罗万有，无所不统，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史记》不单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的百科全书；就体例而言，本书区别为极其鲜明的五部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言。本书在系统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并揭开封建史学第一页的同时，也以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的模式，为后世建立起了纪传体文献的基本框架，这是司马迁对中国史学的又一重大贡献。

应该特别关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这篇“自序”不仅记述了作者的生平行事、著述动机及著述经过，而且论述了各卷内容及写作初衷。其中一段文字颇有深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这段文字不仅揭示了全书是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大部分构成的体制，还精确地反映了写作相关内容意义之所在。

据文献记载，在《史记》问世后的一段时期里，诸多史家无不跃跃欲试，竞相创作纪传史者不乏其人。当是时，以“《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缺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史通·古今正史》）。甚至到了东汉初年，就连著名史学家班固之父班彪也积极参与其中。在班彪看来，“好事者颇或缀集史事，然多鄙俗”，所以他“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史记后传》数十卷。然而，包括班彪《史记后传》在内的一系列纪传体续补之作，又安能望《史记》项背！因此，上述诸种史籍曾几何时悉如过眼云烟，早已亡佚，唯有《史记》青春不老，长驻史坛。

应该怎样准确、客观地评价《史记》的贡献呢？自古以来，学界大都是比较概括地表示，司马迁是纪传体的奠基人，《史记》是纪传体文献的开山之作。但是一旦涉及到纪传体具体体例时，后学们便会出现有所保留的另一番表述，即《史记》的各种体例，全都是从先秦史籍中直接继承而来。

《史记》有五种体例，试看以下各家评说。

关于《史记》“本纪”，南朝刘勰以为，“子长继志，甄叙帝绩。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文心雕龙·史传》）。清人赵翼则不同意刘氏之说而另辟新意：“《史记·大宛列传赞》则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又云《禹本纪》及《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是迁之作纪，非本于《吕览》，而汉以前，别有《禹本纪》一书，正迁所本耳。”（《陔余丛考》卷五）

关于《史记》之“表”，其起源之说较为接近。汉人桓谭《新论》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梁书·刘杳传》引）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云：“《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司马迁本人也承认：“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关于《史记》之“书”，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指出：“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史通·书志》）南宋郑樵《通志序》云：“修史之难，无出于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今人范文澜《正史考略》认为，“八书之名，本于《尚书》”，“八书之作，则取《尚书》之《尧典》、《禹贡》”。

关于《史记》“世家”，赵翼指出：“《史记·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迁用之以记王侯诸国。”（《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秦嘉谟则以其所辑《世本》中有“帝系、纪、王侯谱、世家”等十篇，由此得出结论：《史记》世家出自《世本》（《世本辑补》）。

关于《史记》“列传”，范文澜《正史考略》云：“晋太康中，汲冢得《穆天子传》一卷，是战国史官固有专为一人作传之例矣。《伯夷列传》有‘其传曰’，是古有伯夷叔齐传。”秦嘉谟《世本辑补》亦云，在《世本》内，“世家之外有传”，因而可以认为“太史公作七十列传，其名亦本于《世本》”。

诚然，上述有关《史记》五种体例各有渊源所自的观点，仅仅是部分史家的议论，此外还有其他若干看法。不过，仅据上述议论亦可得出一个总结：司马迁《史记》的体例，是在直接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于此有必要理性指出，如果把《史记》的体例简单理解为“传递式”的继承，显然有失公允。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司马迁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同时，实则以其巨大的智慧塑造出了一个迥然有别于其他史籍的新史体。换言之，司马迁笔下的纪传体，起码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独创性。

（一）沿中有革

由上述征引各家资料可以看出，《史记》的各种体例，在《史记》问世之前确实已经存在。不过，司马迁决不是信手拈来，而是耗费了大量心血，在继承之中又有极为重要的新创建。遑论战国时期的《世本》远远不能与其相比，即使“正史”中颇具代表性的《汉书》也无法与之抗衡。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评论《史记》与《汉书》时，做过一段极为精彩的概括：《汉书》是“近于方以智”，而《史记》则是“近于圆而神”（《文史通义·书教下》）。也就是说，《汉书》重知识，可谓规规矩矩记史事，而《史记》则是重思想，其记述历史犹如神助般灵活自如。章氏做出如此评价，可谓独具慧眼而高人一筹。事实表明，司马迁在利用五种体例时，并非死板地拘于形式。他所注重的，始终是形式如何更好地为内容服务。大量的事实还表明，司马迁从来反对照搬前人体例，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在五种体例中都有具体的体现。

试以本纪为例。首先，《史记》中的本纪不言琐碎，注重要事，决不像前人记事那样巨细皆入。帝王在本纪中实际上仅仅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标记，只是通过帝王反映这一时期发生的大事，于是包括帝王私事多半从略。可见，即便果真如同刘勰所谓《史记》本纪源于《吕览》，亦易区分二者之差异。试看《吕览》之“十二纪”乃是依月令节候区分，内容如同该书之“八览”、“六论”一样，诸子学说、言论、故事，交错其间。大抵出于这一原因，还在东汉时，班固即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它列入“杂家”，足见《吕览》之“纪”自不可与《史记》中专记一国大事之“十二本纪”同日而语。至于赵翼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曾经慨叹“《禹本纪》及《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云云，由此断言本纪当本于此，这一观点也值得商榷。《禹本纪》名虽为“纪”而言“怪物”，《史记》本纪则仅言“大事”而不记琐碎，以《禹本纪》相比于《史记》本纪，此非发展、创举而何？其次，《史记》本纪所记实事求是，相当灵活。尽管本纪是帝王的“专传”，但《史记》中亦有例外。项羽兵败自杀，从未登基称帝，却立有《项羽本纪》；吕太后虽有母后之尊，以其并非帝王，故司马迁并未像班固那样为其设《吕太后本纪》。可见，司马迁以本纪记帝王，并未局限于死板程式。

再以史表为例。战国时期《世本》中的“帝系”仅记黄帝以来的帝王世系，而“王侯谱”、“卿大夫谱”仅记侯国及卿大夫世系。司马迁《史记》则综合参考了“帝系”、“王侯谱”和“卿大夫谱”的内容，不单进一步划一了体例，而且拓展了信息量，形成全新的“十表”，最终以“世表”（《三代世表》）、“年表”（含《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和“月表”（《秦楚之际月表》）三种形式，揭示了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的更为广阔的历史大事。

据此二例足可表明，“沿中有革”乃是司马迁撰修《史记》的一大特征。

（二）融汇为一

建立浑然一体的整体结构是司马迁的辉煌创举，也是对纪传体史书的重大贡献。清代学者赵翼有一段话说得正确：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纪事两种。纪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见其本末。然而，“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近人梁启超或许揭示得更为深刻：在《史记》中，其本纪、世家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之关系；其列传则是人之记载，贯彻以人物为主体之精神；其书则自然界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与“人史”相调剂；“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备，而事之脉络亦具”，后世作断代史者不能越出其范围，即此“可见史公创造力之雄伟，能笼千古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

由此可见，《史记》之五种体例固然自成体系，却又能浑然一体。研判个中原因，当与其缜密的逻辑分工不无关联。试看在以上五种体例中：从形式上可以区分为写人物和写其他方面两大类。其中，“写人物”的体例有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写其他方面”的体例有表、书两部分。虽然所占篇幅各不相同，但各种体例分工严明。其中“本纪”记一朝国政大事，乃全书之纲；“表”是各个时期大事摘要；“书”记自然和人文方面典章制度；“世家”记录各朝贵族显要事迹；“列传”反映社会各个阶层代表人物。从一定意义上说，“本纪”以外的四种体例，无一不是为“本纪”服务的。试以反映人物的“世家”、“列传”为例，它们虽然占据全书之绝大篇幅，但实际上等同于旨在为“本纪”所作的注释和演绎。

于此，还不能不关联到西汉初期的文化背景。汉之前，各类史料固然已经很多，但文化领域里的当务之急，则是必须系统地全面地将其统属起来。司马迁正是驾驭这一统编任务的巨匠。他不仅将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的三千年史事冶于一炉，而且纵横交错，相互联贯，将各种体例有机地融汇为一。这一文化现象好有一比：先秦数千年来累积下来的片段、散乱的大量史料，彼此孤立，互不相通，恰似一潭潭死水。经过司马迁对“一潭潭死水”的逐一疏浚和勾连，俨然汇合成了一条生机盎然、惊涛拍岸的历史长河。正是由于《史记》的问世，才使得西汉以前的中国三千年历史第一次放射出耀眼光明。也正是由于司马迁的这一重要贡献，中国古代史学领域才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不仅为汉以前中华民族建立了一座宏伟的历史大厦，也为后来以《史记》为典范的这座“历史大厦”建筑群的进一步扩建，夯实了相当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