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萌芽时期

涵盖于东周时期的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奠基和形成时期，也是纪传体文献基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萌芽时期。

这一时期，发生于社会政治上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在意识形态层面也得到了鲜明的反映。当是时，文化领域里派别林立，各是其是，沸沸扬扬，最终形成“百家争鸣”局面。参与“争鸣”的学术流派，名曰“诸子百家”，其实尚不止此，《汉书·艺文志》云：“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其中之佼佼者，例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医家等等。当此之时，学术空前活跃，传道讲学之风极盛。

这一时期，地处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名满天下，这里汇集了诸子百家，四方学人纷至沓来，成为当时议学、议政的中心。根据史书记载：“宣王喜文学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正是在上述这一文化背景下，以往已经出现的三大史料系列（甲骨文、金文和竹木简牍）中的后两种史料，在春秋战国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距今久远，许多成果业已散佚严重，但经过历代学人特别是近现代学者的整理、研究和发掘，仍然可以从诸多方面折射出这一时期的文化信息。换言之，当时之基本情况，仍然可以通过后人的研究成果得到一定程度的历史还原。

在此，很有必要提及以上所说“三大史料系列”之“金文系列”。从考古发现的实物看，这一时期金文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惊人程度。1978年在湖北发现的战国时代曾侯乙编钟，令人印象极为深刻。这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规模恢宏，总重2500多公斤，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编钟上有关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竟有2828字，加上其他部位的铭文，总计达到3775字。无论是着眼于编钟制作之精妙，还是从诸多文字内容中直接释读，均可由此捕捉到许多宝贵的历史信息。

在此，更有必要提及以上所说“三大史料系列”之“竹木简牍典籍”系列。与前两个系列相比，这一系列获得了更大的进步。所谓“竹木简牍典籍”，实则是历经“竹木简牍”这种特定载体，于艰难环境中辗转流传下来的古代著作系列。依据其内容性质，可以将这一系列区分为儒家、诸子、一般著述三大类。关于儒家系列的著述，例如《尚书》、《诗经》、《周易》、《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孟子》、《荀子》等；关于诸子系列的著述，例如《墨子》、《老子》、《庄子》、《商君书》、《韩非子》、《列子》、《孙子》、《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公孙龙子》、《黄帝内经》、《管子》、《吕氏春秋》等；关于一般著述系列，例如《穆天子传》、《国语》、《战国策》、《山海经》、《竹书记年》、《世本》等。

春秋战国时代毕竟距今已有两千二百多年了，所以粗看上述所列之一组组书名，很容易给人留下毫无声息和冷冰冰的感受，其实也不尽然。假如我们认真阅读了上述文献，并且采用了多维度镜头进行历史回放的话，则另一番迥然不同的场景或许就得以再现。试以“金文系列”史料为例，当你研究了相应的金文内容，再来领略现代发掘的曾侯乙编钟的演奏，则战国时代宫廷乐舞的动人场景就会形象逼真地再现于眼前。又如以“诸子系列”的著作为例，当你认真阅读了流传至今的诸子史料，或许就不难感受到在当时的稷下学宫里，各家领袖人物慷慨陈词、激烈争辩的场面。换言之，只要对上述文献内容认真考证和复原，或许一场场生动活泼的文化盛宴就会映入后人眼帘。

当然以上所说，乃是从广义视角考察纪传体“萌芽时期”的文化背景。如果从狭义的史学视角考察，则其中最具影响力者，首先是陆续问世的一系列编年体文献，其次便是刚刚露出纪传体嫩芽的《世本》。编年体文献之所以引人瞩目，因为它是当时称霸史坛的主流；《世本》之所以引人瞩目，则因为它是“主流”以外从未出现过的另类。

（一）编年文献

春秋战国时期是编年体文献独霸史坛的黄金时代。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春秋”曾是“国史”或“史书”的代名词。追溯“春秋”之源，唐代刘知几认为“其先出于三代”，而且认定“《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理应被视为《夏殷春秋》（刘知几《史通·六家》）。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名曰“春秋”之类的史书，几乎遍及当时的各个诸侯国。有关编年体文献流行于当时的盛况，由韩宣子的亲眼目睹及墨子、孟子所说之中，即可其窥一斑（详见第六章第五节之“传统编年”）。至于当时编年文献重要影响，尤其是催生纪传体问世的重要作用方面，更可以说是显而易见（参见本章第二节“先秦资源”之《春秋》《左传》）。

于此无法回避一点，即后学们大都由此关注并质疑一事：既然编年文献大量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何以其中之绝大部分皆一一消失了呢？析其原因，大约四端。其一，载体制约。竹木简牍是古代典籍重要载体，这一载体虽有易于记录等优点，但是难于恒久保存则是最大劣势。随着时间推移，以此为载体的许多典籍便淹没于历史长河里；其二，天灾人祸。在古代生产力不高的背景下，除了巨大自然灾害外，还有政治动荡、人为破坏等因素，于是本就不多的历史文献，便难逃雪上加霜之厄运；其三，内容简陋。早期编年文献，遑论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存在天壤之别，即使与汉晋时期荀悦的《汉纪》、邓灿的《晋纪》也无法相比。梁启超对此深有所感：“古代史官作史，盖为文句极短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所记者，即其代表。惜原书今复散佚，不能全睹其真面目。惟孔子所修《春秋》，体裁似悉依鲁史官之旧。”（《中国历史研究法》）其四，笔法影响。后人所见《春秋》，乃是孔子在鲁国《春秋》基础上删削而成。夫子从周礼正统观念出发，动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落笔用字慎之又慎，突显“微言大义”、隐晦难懂的基本特点。诚如后人对《春秋》笔法的评断：“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春秋》笔法的这一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编年体发展。幸亏有《公羊传》、《穀梁传》，尤其是《左氏传》，均为《春秋》解释而另辟蹊径，否则春秋时期二百多年间的重要社会细节，便很有可能长期淹没于历史的烟笼雾锁之中了。

（二）另类《世本》

在战国时代以前的史坛上，编年体可谓一体独大。进入战国时期，这一形势表面上虽然仍在延续，但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种“微妙的变化”表现于何处呢？质言之，即在传统的编年体之外，业已悄悄出现了一种从来未曾谋面的新史籍。这种在结构编排上与编年体迥然不同的史籍，就是后人所说的《世本》。刚刚问世的《世本》，绝对属于“另类”，堪称是异军突起的新生事物。此时的《世本》虽然是初具规模的并不健全的纪传体著作，然而或许任何人都不曾料到，正是由于这个“另类”的出现，已经预示着中国古代史坛注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即将到来。

考察《世本》问世后的承传过程，这部被视为“另类”的著作可谓命运多艰。当初经刘向校定时，是为二卷本。东汉时，演变为宋均的《帝谱世本》，以及宋衷的《世本》注本。经学界考证，《世本》不仅存在了一段时间，并被许多著名史家所引用。例如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韦昭《国语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林宝《元和姓纂》、郑樵的《通志》等等，都曾先后引用过该书史料。即便从古代书目上看，诸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目录，也都曾予以著录过。至北宋以前，该书已经亡佚，在宋朝《崇文总目》里已不见著录。然而南宋时，在高似孙《史略》中忽然又出现了《古世本》的著录，此后又有清张澍著录的《世本集注》、王漠著录的《世本辑本叙录》，以及秦嘉谟著录的《世本辑补》等等。根据多方考证，自南宋高似孙以后，历代著录的《世本》统统系辑佚之作，无一完本，残缺殊甚。换言之，至晚到南宋末年，原书已悉数散佚无存。今人所见之《世本》早已面目全非，全都是后学们依据前人所引内容辑补成书。现在该书共有八种不同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将其集合出版，名曰《世本八种》。

由于这部著作早已散佚不全，从而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难以彻底解开的谜团。譬如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摆在面前：《世本》究系何人何时所作？至今尚无一致认识。总的说来，主要有如下三种意见。其一，此书乃古史官所著。“世本”之名，最早见于儒家经典《周礼》。其《春官宗伯》云：“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大意是说，小史执掌着王国和王畿内侯国的史记，撰定帝系和世本，以及辨别昭穆之次序。由此可见，“世本”当为史官所作。而作为真正的书名，则是西汉末年刘向校定群书时才正式定名。刘向当时明言：“《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与左氏合也。”（刘向《别录》）至唐代时，本书由于冲撞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一度改名为《系本》。其二，此书乃秦汉之际好事者著述。唐代刘知几坚持这一观点，所谓“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其三，此书乃战国时期赵人所著。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世本》中称战国时期赵王迁为“今王”，因而推定此书乃战国末年赵国人所作。

《世本》虽然早已散佚，根据上述若干辑本及诸书征引，仍可窥得《世本》之大体概貌。是书总计15篇，其体例由帝系、世家、传、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等部分构成。其中“帝系”、“世家”，记述自黄帝以来到春秋两千年间列国王侯之世系；“传”，记载远古以来名人事迹；“谱”，反映古代王室以及列国世卿大夫要事；“氏姓篇”，记述先秦各国贵族宗支源流之姓氏；“居篇”，记载有关帝王、诸侯都城及其变迁；“作篇”，记载远古以来各种重要器物起源创作及材料；“谥法”，是关于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死后的追谥准则。

当然，《世本》的出现，决非出于偶然。考察这一新型史体的产生，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使然。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看，春秋战国时代乃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适值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之际，新旧阶级之间的斗争空前复杂和激烈。各阶级、各阶层的学者或思想家，无不根据自身利益和要求，对宇宙、社会、万事万物提出个人的主张或解释。这种空前活跃的学派林立、互相诘辩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对当代史学界思想理念的启发、解放和创新方面，无疑起到了激烈的刺激和碰撞作用。单就政治斗争态势而言，从春秋五霸迭兴到战国七雄崛起，奴隶主阶级犹如强弩之末，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中连连败北，而新兴地主阶级则以摧枯拉朽之势奋勇进击。因而在战国时代的后期，称雄诸国者无不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呈现出勃勃生机，无不具有兼并天下归于一统的进取气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世本》这一早期的纪传体典籍的问世，正是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试图由分裂割据朝着大一统前景发展的这一历史心态下的必然产物。

第二，先秦时期史学现状使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文献领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史学范围扩大了，反映人物、事件的写作水平提高了，日益累积的各种史料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从另一方面看，几乎整个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问题，表现于如下两大弊端。

表现之一，文字依然过于简单。商代甲骨文自不必说，即使西周金文也局限于百字左右，最长的毛公鼎铭文也不过497字。同一时期的儒家经典《尚书》也大致相类，例如其中的《商书》和《周书》除个别地方外，多系帝王、贵族们的简短语录。春秋战国时期的编年体著作虽有一定进步，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状况。以孔子删定的名作《春秋》为例，依然是简略的语录式文字资料，以致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流水账簿”。《春秋》记事，每条最多40余字，最少者居然只有一个字。譬如僖公三年六月，“雨”；又如宣公六年秋八月，“螽”。

表现之二，缺乏整体统一观念。甲骨文、金文自不必说，当时著作多半是东鳞西爪，只言片语，彼此孤立，若无基本背景的诠释，大有如坠十里云雾感觉。即便是编年名著《春秋》，也有如此弊端。其中固然不乏有关历史事件的叙述，但记事依然简单，彼此同样割裂，显然缺乏前后呼应的有机联系。《左传》比《春秋》虽有一定进步，全书也并非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由此可见，即使阅读当时的经典著作，也使人很难从中把握到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

先秦时期历史典籍的上述“两大弊端”，从一定意义上说，等同于呼唤新型史籍的催化剂。

第三，曾经称霸史坛的编年文献功不可没。也就是说，由于编年史籍的悠久历史和编纂技术的相对成熟，对另起炉灶的其他新生史体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留传后世的著作看，当时的编年文献水平已相当可观。仍以《春秋》为例，在本书所记的基本对象里，既有王朝，又有侯国；在记述内容里，既有水灾、旱灾、日蚀、地震等自然现象，又有各国间的征伐、会盟、应聘等社会活动。与《春秋》相比，《左传》的编撰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书内综记各国，场面广阔，其中所记人物、战争，也都很有特点。例如描写赵盾、晏婴、晋文公等历史人物，可谓各具特色，神采焕然。尤其是反映长勺之战、城濮之战、崤之战等战争场景，也往往错落有致，壮观激烈。编年体与纪传体固然不是一种史体，但两体之间也并没有天然鸿沟。编年体的上述成就对纪传体中的本纪、世家、列传的创建，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比如在纪传体中随时可见编年体的踪影，尤其是其中的“本纪”，实际上就是一部帝王的编年大事记。是故从一定意义上说，假如没有早期编年体编纂方法的发展，也就很难有纪传体文献的产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属于另类的《世本》面世了。尽管《世本》属于早期草创的纪传体，但它通过本纪、世家等不同体例，已经显示出想要宏观把握社会发展的态势。令人遗憾者，《世本》问世后散佚惨重，许多文字付诸阙如。因而有关材料的选择、历史人物的记载、历史事件的叙述，以及表现手法等等，后世读者早已无缘得见其庐山真容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后人仅靠断简残编而获悉其相关信息，自然会有孤立有余、统属不足之感。当然，即使《世本》是足本，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局限性，要想彻底摆脱纪传体“萌芽时期”的初始模式，也是难以做到的。

由此可见，基于以往诸多著作的出现，尤其是由于《世本》的面世，为尔后以《史记》为代表的真正意义的纪传体文献的崛起，既提供了新型史体的框架草图，也贡献了一定的修史方法。尽管这些“方法”和“草图”还有明显不足之处，但是毕竟为司马迁建立规模恢宏的纪传体“大厦”，奠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