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困厄中求索
一 救亡图存
1920年2月11日，天津火车站。
闸门放开，乘客一窝蜂拥到站台，把两个架着眼镜、戴着礼帽、身穿长衫的先生挤得东倒西歪。前面那个年轻者，手拎一只行李箱，后面年长者紧紧相随。进到车厢后，年轻者找到座位，把箱子搁到行李架上，让年长者坐到位置上，然后脱下礼帽，倾下身子，低低嘱咐道：“路上多保重，保管好箱子，还有那本书。我这就去了。”
年长者执意要站起来送，被年轻者牢牢按住，动弹不得，只好紧紧握住他的手，使劲晃着：“一路上都亏了你，你也多加小心。咱们书信联系。”
“呜——”一声刺耳的汽笛声响起，车头上冒出一股呛鼻的黑烟，火车喘着粗气开动了。车下，年轻者摇着手，跟着车跑起来。车上，年长者紧紧贴着玻璃，鼻子和嘴巴挤成一个平面。
站台上的李大钊，与火车里的陈独秀，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画面里。
李大钊是如何护送陈独秀到达天津的？陈独秀又是怎么去的上海？这个过程，有几个版本。
曾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陈独秀研究会执行会长的唐宝林，长期致力于陈独秀研究和“正名”工作。他在《陈独秀全传》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最后由李大钊护送至天津，由天津乘船去上海。”
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回忆，李大钊和陈独秀离开北京之后，先是故意向北方逃去，然后绕回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在李大钊家里躲了几天之后，乘车南下去上海。
1963年10月，高一涵写过一篇《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中说，“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言明是坐骡车去天津的，且不止走一天。
著名作家叶永烈在《红色的起点》中，则明确交代，“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查阅其他资料，“坐骡车去天津”的说法比较普遍。
早期中共党员、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彭述之，在其回忆录中叙述，李大钊当时是“雇了一辆老式马车”，将陈独秀送到远郊的杨家村，再一起乘火车到达天津的。
我查阅诸多资料，列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2月10日，李、陈离开北京；2月11日，离开天津；2月12日，陈到达上海。
从这个时间表来看，胡适“绕道乐亭”的说法显然不靠谱，坐骡车抵津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北京至天津，即使按现在的铁路路程计，也有137公里。凭一匹骡子的脚力和速度，载着3个人，无论如何不可能一天到达。
按这个时间表算，彭述之“乘火车”的说法比较合理。但查遍所掌握的资料，无法确定在北京远郊，是否有一个“杨家村”，也无法确定杨家村附近，是否有一个火车站台。
火车不像汽车，可以随便停靠。如果杨家村附近没有火车站台，是否还有一种可能：李大钊和陈独秀乘骡车到远郊后，是乘汽车抵达天津的？
那么，陈独秀又是如何从天津去上海的呢？高一涵和唐宝林的“乘船”说可能不准确。
1920年3月3日，陈独秀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他是在2月12日抵达上海的，下榻惠中旅舍后，生病五六天。而据当年在上海亚东图书馆任编辑的汪原放回忆，叔父汪孟邹去探望病中的陈独秀时，陈告诉汪，他离开天津时，是由李大钊送上火车的。
在国内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为共识，说的是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去天津的途中，两个人商议组建共产党。但据我掌握的资料来看，这是子虚乌有的事。
这一说法，最初出自高一涵之口。1927年5月22日，他在武汉演讲“李大钊同志略传”时提到过。不过，第二天的《中央副刊》刊登的演讲稿中，并没有这个内容，据说是在刊登前被高一涵删除了，他在后来的文章中也没再提及。但是，除了《中央副刊》外，其他报纸刊登这篇演讲稿时，仍保留着“相约建党”的内容，后人便以此为据，以讹传讹，当作史料引用至今。
据唐宝林分析，此说法盛行还有另一个原因：不排除有人出于好心，以此证明中共不是“俄国党”，早在维经斯基来华前，就有自主建党的想法。
唐宝林说，其实，李、陈当时所谈的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的统一战线，这个组织也是俄国人策动的。
陈独秀和李大钊，谁是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旗帜。李大钊是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在政治嗅觉上，陈独秀不如李大钊敏锐。
据张国焘后来回忆，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
另一种观点则相反。唐宝林细读李大钊的代表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现李大钊接受的，是近似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社会党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所以，李大钊用“总觉有些牵强矛盾”的评说，委婉地批评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经济（即物质生产）决定一切”“阶级竞争（即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忽视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宗教等精神方面的作用”的观点。因此，李大钊宣告：“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唐宝林认为，在十月革命发生3年后，李大钊还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而倾向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的主张，究其原因，一是他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观”，主要来自《晨报》上渊泉译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当时的河上肇，一边介绍马克思的学说，一边又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存有怀疑，认为不应该只进行物质方面的改造，还必须通过伦理改造解放人的灵魂。所以，有人评他的思想是“灵肉二元论”，带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二是可能李大钊自己还未真切地看清苏俄新社会初期的状况，特别是苏俄政府放弃侵华特权的宣言。所以，当次年陈独秀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共产党，并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运动时，他也紧跟上来，并在7年之后（1927年）为之而献身。
唐宝林说，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分裂的发展史来看，陈独秀实际是舍考茨基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而取列宁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在最高点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为此，唐宝林得出结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上，陈独秀才是中国第一人，并不是李大钊。
在陈独秀、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零星介绍到中国。这当中，《共产党宣言》是被介绍最多的。
孙中山较早就接触马克思主义。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遭通缉，被迫流亡海外，经香港、东京、美国，最后到伦敦，旅居近一年。其间，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这里，他第一次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这为他后来的三民主义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
后来，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宋庆龄回忆说：“就在这一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她这次讲话的英文手稿，至今收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内。
1899年2月到4月，一篇译文《大同学》，在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广学会是西方基督教在华的第一个文化机构，创办人是英国苏格兰人韦廉臣。这是英国哲学家基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的前三章，译者李提摩太，英国威尔士人，上海基督教广学会总干事。《大同学》是迄今发现的中文刊物史料中，首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并最早提到《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的。不过，社会主义被译成“安民新学”。译文称：“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说马克思是英国人有误，说他是国际工人运动领袖正确。
译文援引《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样的表述读起来拗口，后来被译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进入20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都以不同方式，零星介绍过《共产党宣言》。
1903年2月15日，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上，刊登革命派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中写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思想。
1903年2月，改良派主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近世社会主义》，由日本人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书中4处提到《共产党宣言》。
1905年11月26日，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上，同盟会成员朱执信以“蛰伸”之名，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这是国内第一次介绍《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在文章中，作者依据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并参照英文版，摘译该书的5段文字和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全文。但他未准确译出《共产党宣言》书名，而是译为《共产主义宣言》。
值得一提的是，朱执信是国内第一个使用“共产党”一词的人。他在摘要翻译幸德秋水和堺利彦1904年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时，把日文中的汉字“共産党”照搬过来。
此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也先后在《民报》上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
但是，上述这些传播者，只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作众多社会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并不是真正地信仰和追随它。
无政府主义派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视《共产党宣言》为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入门书，不得不研究。《天义报》是他们在东京创办的杂志，经常会出现有关《共产党宣言》的文章。如，1907年6月25日第2卷上，刊发“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1907年10月30日第8—10卷合刊上，刊登“新书预告”，其中有“《共和党宣言》马尔克斯等著”，并称由讲习会同志译，不日出版。1908年3月18日合刊上，刊载了刘师培（署名申叔）写的《〈共产党宣言〉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译序。
1907年，世界社出版《近世界六十名人》。该书在我国第一次登载马克思的肖像。这幅肖像，是马克思1875年在伦敦拍摄的。
1912年6月2日，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第2期，发表煮尘重治作、势伸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作了介绍。
这个阶段，《共产党宣言》对中国各派力量的影响，都非常明显。特别是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产生过重大影响。不过，大家对它的翻译和理解，还很不准确，如把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安民思想混为一谈。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者，是李大钊。
李大钊有着令人惊叹的政治洞察力，很早就开始研究和宣传《共产党宣言》。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有关俄国革命的材料，并仔细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1918年，他应聘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带给陈独秀的《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就是其中一本。
1918年底，在庆祝欧战胜利的演讲中，李大钊提到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刻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指出，此次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不能抱有幻想；在一战中，真正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才是20世纪的新潮流，是中国的希望。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成舍我。译文和按语都采用白话文，译文更为准确。
1919年5月5日至8日，在李大钊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了日本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同时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转载。文章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首句被译为：“一个妖怪，徘徊欧洲——共产主义的妖怪。”
1919年5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5和第6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文中还摘录《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后人评价，这篇文章，“标志着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李大钊身边，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共产主义者。26岁的毛泽东，就是其中最杰出者。
为新民学会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事，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与罗章龙、李维汉、陈绍休等人，在长沙登船北上，16日到达汉口，然后改乘火车，于8月19日辗转到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到北京。开始，他住在北大教授、恩师杨昌济家，即豆腐池胡同9号（现15号）。后来，搬到北大附近的三眼井吉安夹道 7号，与蔡和森、罗学瓒等8人住在一起，帮助赴法同学解决住宿、学习和赴法经费等问题。
忙完这事后，已到10月，经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把他安排到图书馆当助理员，工作室毗邻李大钊办公室。
在人才济济的北大，青年毛泽东只是个不显眼的小人物，与那些意气风发的新文化运动名人之间，似乎还隔着一道鸿沟。他后来回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在北大，他还遇到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后来，他们有的与他同行，有的成为对手。
当时，受到冷遇的毛泽东，收获了美满的爱情，与恩师女儿杨开慧相爱。杨昌济得知后，同女儿推心置腹：“润之的才华、韧性、抱负以及他的冲天豪情，是我生平之所没见过的，可他不一定是个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伴侣啊。”18岁的杨开慧语气坚定：“爸，就看你是平庸日子里要低吟的叹息，还是狂风暴风中要那一声撼地的惊雷了。”1920年冬，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喜结连理。
要说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还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当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处于将变未变之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直接启蒙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信仰。他积极寻找机会，与这些进步人物接触，不断吸取新的营养。他后来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也是他的人生导师，早在他还就读于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时候，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就深深打动了他。
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不得不离职，于3月12日离京，回家伺候母亲，在京共停留206天。虽然在北大不到半年，但他读了很多的书，接触了很多人和事，特别是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他的很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就是那时了解和掌握的，这一直深植于他记忆之中，并带来深远的影响。
1919年11月，北京《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发表北大经济系学生李泽彰从英文译出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译名是《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据许德珩回忆，译者已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准备分期发表，但在第一章发表后，遭到胡适威胁利诱，译者取回译稿，《国民》未再刊载。
在李大钊倡导下，1920年3月，北大进步学生成立“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一称“北大公社”），主要成员包括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主要活动是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德、英、法、日各种文字的图书资料，并加以编译，组织讨论会和专题研究，主办讲演会、纪念会等。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研究会有几间活动室，被取名为“亢慕义斋”，意思是“共产主义室”。19名发起者中，16人后来成为中共早期党员或青年团员。他们组织翻译小组，先后翻译二三十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刘仁静依托德文版，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从1899年初在中国刊物首次被提及，到1920年首个完整中译本问世前，历经20多年，《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有两次传播高潮，即辛亥革命前和五四运动后。
据杨金海、胡永钦等学者分析，这两次高潮的宗旨，都是要救亡图存，但又有着根本的差异：在前者，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为主，在后者，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主；在前者，对《共产党宣言》并未真正理解，更未自觉作为革命指南，在后者，则理解日深，并开始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在前者，传播面小且多在海外，在后者，则传播广泛且多在国内；在前者，多为文言文且译文多有错误，在后者，则多为白话文且译文更为准确；在前者，属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在后者，则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