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殊途同归

1920年2月12日，陈独秀抵达上海。此时，距他上一次离开上海，刚刚3年。在惠中旅舍滞留几天后，他搬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是民国元老柏文蔚的旧居，是许德珩和张国焘帮忙找的，他俩都是陈独秀的学生。前些天，许德珩接到李大钊的电报，让他帮陈独秀找房子。

说起许德珩和陈独秀的关系，可谓不打不相识。

据许德珩回忆，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改革。当时，许德珩是北大文科英文专业学生，有个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儿，经常缺课，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误听人言，以为是许德珩，勃然大怒，未经调查，就在布告牌上贴出布告，称许德珩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其实，许德珩是个穷苦学生，冬天只穿着夹衣，宿舍又没有生火，平时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从未旷过课。他血气方刚，见到布告后，极端愤怒，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格一贯急躁，闻讯愈加恼怒，又将许德珩砸布告行为记了一过。许德珩毫不相让，再次砸了布告牌，并站在陈独秀办公室门前，要他出来说理。此事惊动了蔡元培，经过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遂让陈收回成命，并劝慰许德珩，这才平息事态。

五四运动爆发后，许德珩起草《五四宣言》，是五四运动著名学生领袖，后来成长为著名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九三学社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后，他对陈独秀肃然起敬，改变了过去的看法。陈独秀出狱时，他也到李大钊办公室，一起欢迎他，并同他座谈。

1919年秋，许德珩准备赴法勤工俭学。10月12日，国民杂志社举行成立周年纪念会，并欢送许德珩等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到会欢送。陈独秀在致辞时，对五四运动评价甚高。随后，少年中国学会欢送许德珩等人时，陈独秀和李大钊也参加了欢送会。当年冬天，许德珩到上海，等候乘船赴法。李大钊知道他的行程，所以请他帮忙。

张国焘也是北大学生，开始时埋头学习，后来，受李大钊和《新青年》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开始思索和关注国家的命运。1919年6月，当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时，他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到上海出席大会，住了一个多月。1919年底，为躲避警察搜捕，他从北京逃到上海，直至1920年5月才返回北京。所以，许德珩接到李大钊的电报后，便约张国焘一起，帮陈独秀找住所。

陈独秀脱下西装和长袍，犹如蛟龙入海，接近工人群众，做工人思想工作，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着手筹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忙碌之中，他没忘记李大钊的嘱托，四下物色合适对象，尽快翻译《共产党宣言》。这时，他想到了戴季陶。

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1891年1月生于四川广汉，谱名传贤，“季陶”是他青年以后常用的名字，家中兄妹7个，他最小，长兄叫传薪。

1902年，因戴传薪在成都谋事，11岁的戴季陶随长兄来到成都，进了东游预备学校，一年后，考上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在这里，戴季陶萌发最初期的革命思想，发誓要推翻清政府统治。不料，因指责监督（校长）不公正，得罪了监督。监督是道台兼的，位高权重，竟仗势开除了戴季陶。在长兄帮助下，戴季陶换了一个名字，进入华英学堂。3个月后，官府查出真相，又勒令其退学。这年，戴季陶仅14岁。

为了弟弟的前途，戴传薪毅然卖掉祖传的30亩沙田，得到700块大洋，资助弟弟自费赴日留学。

1905年，14岁的戴季陶告别亲人，与族兄相伴，顺长江而下。到汉口时上岸，打算找个客栈住下。他把700块大洋分两处，身上背500块，提篮里放200块。码头上有个大斜坡，他刚停下歇息，身后蹿上一彪形大汉，一把夺过提篮，快步闪进人群。等他反应过来，对方早就不见人影了。戴季陶号啕大哭。

到东京后，戴季陶进入一所师范学校，1907年秋毕业，以“戴良弼”的名字，转入日本大学，专攻法科。这是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

初进日本大学时，戴季陶先攻语言关。早在东游预备学校时，他就开始学习日语。到十三四岁时，已能讲一口流利日语。但真正坐到日本课堂里，听读写还是很吃力。他坚持每天阅读报纸，并大量阅读日文书籍，终于突破语言关。他曾在日本《新闻杂志》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和散文，文笔超过一般日本人。后来，孙中山称赞他，“日本话说得比日本人更好”。

其时的日本，是中国革命党人汇集的大本营，孙中山于1905年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戴季陶因此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开始思考历史赋予的使命。日本大学有千余名中国留学生，读二年级时，他与几个积极分子一道，冲破清政府官员的阻挠，发起组织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并当选会长。这时，他才18岁。

当选会长时，戴季陶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从那以后，每逢遇到激动的事情，他总会放声大哭，以此宣泄情感，即使人到中年，也常如此。

同样是留学生，官费生和自费生境况迥异。官费生月有结余，自费生却捉襟见肘。因家境窘迫，三年级时，戴季陶已不名一文，无力偿还旅馆的食宿费，被迫放弃学业，办理肄业手续，于1909年提前回国。

戴季陶先到上海，后到江苏省城苏州，求见巡抚瑞澂，毛遂自荐。瑞澂与其深谈之后，甚为赏识，收在门下，委任其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谁知好景不长，次年2月，瑞澂调升湖广总督，戴季陶被排挤，愤而离开苏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外日报》编辑，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因文风犀利、措辞激烈，渐渐为报社所不容。

这时，上海另一家报纸《天铎报》，面向全国招新闻编辑，戴季陶慕名而去。这家报社的董事长汤寿潜，浙江萧山人，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社长陈屺怀，浙江慈溪人，是后来成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之兄。戴季陶过人的学识、精湛的文字，博得陈屺怀赏识。戴季陶入职后，以“天仇”为笔名发表评论，从国际问题到内政外交，内容涉及广泛，针砭时弊，笔挟风雷，词锋犀利，观点激越，一时名满海内，但也引起清政府官吏嫉恨。

1911年春，戴季陶刚刚完婚，清政府指名缉拿戴季陶。他匆匆告别新婚妻子，登上海轮，前往日本避祸，在长崎住了两周，以为风头过去，秘密返沪，未料形势愈恶，只好躲到浙江吴兴，匿居于道观。不久，经好友介绍，来到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担任《光华日报》编辑。

其时的槟榔屿，是同盟会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场所，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都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戴季陶如鱼得水，在《光华日报》频频发文，鼓吹革命。这些文章，又由革命党人带回国内，成为一股清新的革命力量。同盟会十分满意戴季陶。就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经著名的老同盟会员黄金庆主盟，雷昭信（即雷铁崖）、陈新政介绍，他在槟榔屿加入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戴季陶兴奋得放声大哭，当即决定回国。10月20日，他来到武汉，直接参与战斗，表现出色。武汉失利后，他来到上海，协助陈其美，组织上海起义，亲率民军冲锋陷阵，建立了很大功劳。

上海光复后，戴季陶奔赴大连，担任关外都督府交通部长，准备在东北举事，直捣清朝政府的大后方。因缺乏武器，陈其美派沪军将领刘基炎，押运大批枪支弹药，准备从烟台运往东北。岂料，刘基炎竟心生歹念，悄悄将军火改运登州，欲占为己有。

胆识过人的戴季陶获悉后，假托有事，邀请刘基炎到海容舰议事。刘基炎毫无戒备，来到海容舰。待其登舰后，戴季陶与关外都督府外交部长彭怀汉一起，突然掏出手枪，勒令其交出军火。刘基炎大惊失色，答应交出半数。

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退位后，袁世凯窃取中央政权，倒行逆施，对外卖国，对内独裁，下令取消关外都督，戴季陶黯然离职，回到上海，创办了《民权报》，担任总编辑，仍以“天仇”笔名，纵论时政，鞭挞袁氏，引起袁的嫉恨，被捕入狱，虽只关了几天，但对黑暗的专制制度认识更清了。

在戴季陶的成长过程中，孙中山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是1905年在日本。此时，孙中山39岁，是同盟会领袖，戴季陶听过他讲演。1911年，戴季陶避难到槟榔屿时，孙中山已离岛，但其家属仍在岛上。经雷昭信介绍，戴季陶担任孙家私人教师，为孙中山两个女儿金琰和鑫琬讲授国文，每天讲授两小时，成了孙家的常客，但未曾与孙中山谋面。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到上海，戴季陶以同盟会员兼新闻记者身份，参加欢迎活动，第一次与孙中山近距离接触。

12月29日，上海同盟会总部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戴季陶参加会议，再次见到孙中山。开会前，当两个人简单交谈时，孙中山才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戴天仇，并且是自己女儿的国文教师。第二天，孙中山主持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戴季陶以记者名义参加，又与孙中山见面。两个人渐渐熟悉起来。

1912年秋，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从此追随孙中山。不久，他又担任孙中山的专职秘书。

1913年2月，孙中山访日，戴季陶随行，以其流利的日语、广博的知识、辛勤的工作、娴熟的外交能力，赢得孙中山高度信赖，两个人关系升至师友之间。

此前，在宋教仁主持下，同盟会修改纲领，改组为国民党。1913年初，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45%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袁世凯为维护专制统治，穷凶极恶，1913年3月20日，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宋教仁。

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戴季陶奔赴南京，协助黄兴策反军队。失利后，他力劝黄兴离开，自己留下坚持斗争。北洋军张勋部攻占南京，欲捉拿戴季陶。

这天，戴季陶外出办事，回到住处宾来馆时，正赶上北洋军包围宾来馆。他来不及避开，索性大摇大摆进去，北洋军盘问他时，他以流利日语对答，然后携一日本妓女离开。宾来馆是日本人经营的，北洋军以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走了。他赶紧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遭通缉，于8月4日被迫离开中国，前往日本。戴季陶也在通缉之列。他没有退缩，而是赶到大连，欲聚集旧部，东山再起，无奈人心涣散。他深感已无力回天，听说孙中山已去日本，遂化名岛田政一，装扮成日本记者，于9月25日再次东渡扶桑，与孙中山会合，继续任其机要秘书，协助其创立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当选为总理。戴季陶以创始者身份，成为最早一批党员，并担任浙江支部长。

在日本期间，戴季陶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朦朦胧胧中，他感到心中的一些困惑，在马克思主义观点里都能找到答案，遂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

有一次，戴季陶在东京逛旧书摊，看到一本《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是1906年3月出版的，里面刊有《共产党宣言》，是最早的日文全译本，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共同翻译。两位译者在译序中说，他们是以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为底本译出。这一英文版本，由马克思的朋友、翻译了大部分《资本论》的塞缪尔·穆尔所译，并由恩格斯亲自校订，译文质量最为可信。

戴季陶如获至宝，便买了下来。他想译成中文，然而细看一遍后，觉得难度太大。《共产党宣言》语言独特，观点深邃，要想翻译成中文，既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有很深的中文功底，还须懂得德文或英文。戴季陶虽然精通日文，国学功底也不错，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很陌生，要想准确翻译出来，仅凭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难度太大，便放下了。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复辟封建帝制，遭到全国人民唾弃。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向全国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南方各省也纷纷宣布独立，史称“护国运动”“护国战役”“护国战争”。迫于内外压力，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数月后，因病一命呜呼。

护国战争爆发后，为指导全国各地进行反袁斗争，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离开东京，秘密回到上海。戴季陶随同回国时，将《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也一起带回。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实权却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北方政局换汤不换药，南方各军阀则为抢地盘大打出手，局势进一步恶化。

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借调停为名，率5000“辫子兵”进京，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闹了一出复辟丑剧。

7月1日复辟当日，李大钊愤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正在上海的孙中山，立即发表讨逆宣言。全国各地声势浩大，很多省都召开万人大会，齐声讨伐张勋。这场丑剧，仅持续12天，就草草收场。

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戴季陶担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大元帅府代理秘书长、外交部次长，集三项要职于一身，成为重要角色。为把驻守汕头的陈炯明部队改造成革命军队，孙中山派出文武两员干将，帮助陈炯明整顿军队。文为戴季陶，武是蒋介石。

因受军阀排挤，1918年5月，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职，戴季陶也共进退，辞去一切职务，陪同孙中山离开广州，来到上海。然而，面对人生挫折，两个人却截然相反：孙中山依然百折不挠，发奋著书，总结成败得失，等待时机；戴季陶却心灰意冷，举家迁往吴兴，当起寓公，寄情山水。

五四运动爆发，戴季陶闻讯后，重新燃起革命热情，回到上海，来到孙中山身边，摩拳擦掌，欲再干一番事业。

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深深震撼了孙中山。此前，他只注重少数人武装起义、依靠地方军阀进行共和革命，不重视发动群众运动，也没认识到新文化运动的价值。五四运动给他上了一课，让他看到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并认识到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戴季陶回到上海后，他十分高兴，立刻指派戴季陶，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榜样，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

戴季陶欣然应允，立刻与沈玄庐、孙棣一起，紧锣密鼓地忙起来。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正式创刊。随后，李汉俊也加入编辑队伍。与此同时，朱执信也受孙中山指派，于8月1日创刊《建设》月刊。两个刊物加入新文化运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戴季陶比陈独秀小12岁，因为机缘，他十分崇敬陈独秀，陈独秀也很欣赏他，两个人成为忘年交。陈独秀想找人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自然就想到了戴季陶。

这天，陈独秀来到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编辑部就设在这里。戴季陶一看是陈独秀，赶紧迎上去：“哎呀，稀客，稀客！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东南风！”陈独秀朝门外一指，随口吟道，“安得东南风，吹散八表外。”

戴季陶顺口接上：“使之天下人，共见尧眉彩。”

吟罢，两个人哈哈大笑。他俩吟的，是唐代诗僧齐己的《浮云行》后4句，前4句是：“大野有贤人，大朝有圣君。如何彼浮云，掩蔽白日轮。”

戴季陶把客人让到他的座位上，泡了杯西湖龙井，双手递上，然后拉把椅子，坐到旁边。

陈独秀四下环顾，面露赞许：“你们的《星期评论》办得好啊！我每期必读，从头到尾，一字不落。我相信，年轻人读了以后，一定会大受裨益、擦亮眼睛的！”

“仲甫先生过奖了。”戴季陶摆摆手，态度谦恭，“您带头发起的这场学生运动，声势浩大，席卷全国，激起全国大众的爱国热情，给中国人以新的觉醒。过去，我所参与的护法运动，之所以会失利，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唤醒广大民众的热情。”

陈独秀点点头：“革命最要紧的，是教育民众，发动民众，让民众踊跃参与。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您说得对。”戴季陶说，“按照中山先生的意图，我们的办报宗旨是：介绍世界大势和思潮，唤起不满社会现状的青年，使他们能够了解该打破的是哪些，该解放的是哪些，该建设的是哪些。”

“你们做到了。”陈独秀说，“现在的《星期评论》，已经是一份权威性的急进报纸。”

戴季陶接着说：“中山先生要我们办这一报一刊，是为了更好地宣传革命理论，以‘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

“说得好！”陈独秀一拍桌面，“我们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宣扬社会主义新思潮，唤醒沉睡的劳工大众，一齐行动起来，打破这黑暗的旧世界，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大同世界！”

戴季陶拉近椅子，盯着陈独秀，压低嗓子：“仲甫先生，您这么忙，今天不会来串门的吧？有什么吩咐？”

陈独秀呷了口茶，缓缓放下茶杯：“你知道《共产党宣言》吗？”

“当然知道，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杰作。”戴季陶面露景仰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得上是天才，马克思可谓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

“说得好！”陈独秀赞许道，“记得你在《星期评论》上撰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翻译马克司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吗？又岂是能够禁止的吗？’”

戴季陶点点头：“是的，那篇文章，是批判压制思想解放的人的。”

陈独秀挪一下椅子，离戴季陶更近些，压低嗓音：“我今天来，就是想同你商量翻译的事。”

戴季陶问：“您想翻译什么？”

陈独秀一字一句：“《共产党宣言》。”

戴季陶一听乐了：“不瞒您说，我就有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我前年从日本带回来的。”

陈独秀大喜过望：“你译成中文了吗？”

戴季陶摇摇头，面露羞赧：“如果光是看，我尚能囫囵吞枣。但要想完整、准确地译成中文，我的功力还不够。”

“啊？”陈独秀吃了一惊，“你的日语水平，中山先生可是大加赞赏的。你的国学造诣也蛮深，怎么功力还不够呢？如果你不够，还有谁能胜任呢？”

“日文版有些地方译得也欠火候，理解起来费劲。还有，我对马克思理论也只知道点皮毛，《共产党宣言》里的很多观点，我看着很陌生，用中文不知道怎么表达。”戴季陶解释，“对了，您为何问起这呢？”

“巧了，我有一本英文版的，是守常临别时送我的，嘱我找个合适的人，翻译成中文。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戴季陶一拍胸脯，“将来译好后，可以在《星期评论》上连载。”

“这个主意好！你物色到合适人选后，告诉我，我把书送过来。”说罢，陈独秀站起身，兴冲冲地拱手告辞。

送走陈独秀后，戴季陶就琢磨起这事儿。他把周围的人排了个队：朱执信、李汉俊、沈玄庐，都是留日归来的，都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朱执信，写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翻译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片段，评价《共产党宣言》是“马尔克（马克思）之事功，此役为最”。但真论起来，多在伯仲之间，比自己强不了多少。他想，要找，就要找比自己和身边人更强的。

戴季陶绞尽脑汁，也没想到合适人选。“对了！”他急中生智，“找不到千里马，就先找伯乐吧！”

他立马想到一位“伯乐”：《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

邵力子，初名景奎、凤寿，又名闻泰，字仲辉。生于1882年12月，绍兴陶堰邵家溇人，1902年中举人，与陈敬第（叔通）、沈钧儒（衡山）同科，同年9月赴上海，考入南洋公学“特班”，校长马相伯，国文教习蔡元培。学习期间，他与同学黄炎培等人组织“任会”，“以造新中国为己任”。

1905年，邵力子入上海震旦公学，结识同学于右任，成为一生莫逆之交。因不满法国天主教势力控制震旦，同年9月，校长马相伯愤而辞职，带领学生离开。邵力子协助马相伯，筹建“复旦公学”，在校边工作边学习。取名“复旦”，既有“复我震旦”之意，又与《尚书大传》“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句意相吻合。

1906年10月，邵力子与于右任一道，离开复旦，赴日本学新闻学，次年初回国，协助于右任，创办《神州日报》，进行反清宣传。同年，邵力子再赴日本，在东京见到孙中山，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因隔壁琴行失火，神州日报社被焚，无力再办。

随后，邵力子协助于右任，相继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因三报针砭时弊，直抒胸臆，遭当局查封，寿命分别仅92天、48天和3年。但三报犹如闪电划破长空，惊世骇俗，振聋发聩。

在为《民立报》撰稿时，邵力子从《后汉书》“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这两句话中（“游子”意为懒散之人，“力子”意为勤勉之人）得到启发，取“力子”作为笔名，后来成为本名，伴其一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时，因信息传递不发达，清政府刻意封锁消息、歪曲真相，邵力子利用《民立报》优势，率先报道武昌起义的真实消息，成为公开报道辛亥革命的第一人。

1916年，邵力子与陈其美、叶楚伧等人创办《生活日报》，即《民国日报》前身，并主持该报笔政长达10年。其中，主持《觉悟》副刊6年，开介绍革命理论、推进新文化运动的风气之先，多次刊发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文章，自己也发表《提倡社会主义绝不是好奇》《布尔什维克的真相》《共产和公道》《主义与时代》等社会主义专论，还译载介绍苏俄经济、法律、文化情况的文章，每逢十月革命纪念日，都发出“特号”或纪念文章，使《觉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平台。在他的主持下，《觉悟》风行一时，与北京《晨报副镌》《京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一起，被誉为全国报纸的四大副刊。

别看邵力子矮小文弱，却浑身上下一团火，古道热肠，经常包一辆黄包车，奔走于上海滩各界，人脉极广，朋友众多。他与戴季陶是好友，所以，戴季陶首先便想到他。

戴季陶找到邵力子，并不寒暄，开门见山：“我想找一个高手，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你帮我物色物色？”

对《共产党宣言》，邵力子并不陌生，直接问：“你是什么版本的？”

戴季陶说：“我有日文版，仲甫先生有英文版。”

邵力子奇怪：“你的日文功底不是很好吗？怎么不自己动笔？”

戴季陶挠挠头：“我本来也想自己干，真动笔时，才发觉才疏学浅、力不从心，难担大任啊。”

“啊？”邵力子吃了一惊，“又不是鸿篇巨制，就那么薄薄一个小册子，有这么难吗？”

戴季陶认真地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明白了。”邵力子点点头，“连你都作难，那必是难了。你想找怎样的高手？”

“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戴季陶掰着手指，“一是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素养。”

邵力子略一思忖，脱口而出：“此等重任，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是‘四大金刚’的陈望道？”戴季陶问。这半年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四大金刚”力推白话文的做法，特别是学生施存统的文章《非孝》引发的风波，已经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陈望道也成为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

“正是他！”邵力子点点头，“我和他是同道至交，对他很了解。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精通英语和日语，还常给《觉悟》投稿，汉语功底深厚。”

“太好啦！”戴季陶以掌击节，“你是不是给他写封信，请他来一趟上海，我们当面交流一下？”

“哈哈！他已经‘自投罗网’了！”邵子力显得有点得意，“《非孝》发表后，‘四大金刚’受到很大冲击，遭浙江省省长和教育厅厅长解职。前些天，陈望道刚来上海，希望我帮他谋一份职业。眼下，他正在当我的助理，帮我编辑《觉悟》呢！”

“哎呀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戴季陶喜不自禁，“我恨不得马上见到他，你快快把他请来！”

“嗯，嗯！没问题，我这就去！”邵力子兴高采烈，转身急急离去。

送走邵力子，戴季陶还沉浸在喜悦中，喃喃自语：“望道，望道，追望大道！正所谓‘好马配好鞍，宝剑赠英雄’啊！如此神圣使命，只有追望大道之人才能担当。天意，天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