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行星相遇

1844年8月下旬的一天，巴黎法兰西剧院广场熙熙攘攘，广场旁边的雷让斯咖啡馆人满为患。这是巴黎最著名的咖啡馆之一，具有浓郁的摄政时期风格，伏尔泰、本杰明·富兰克林、狄德罗、格林、路易斯·拿破仑、圣伯沃和马塞特都曾经光临过。

角落的一张桌子前，端坐着一个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年轻人，正一边心不在焉地搅着杯里的咖啡，一边频频向门口张望。看得出，他正在等候一位重要的客人。

这位年轻人，就是马克思。不过，他那招牌式的外貌，此时尚不为人们所知晓。

这一年多来，马克思经历了很多。从科隆到巴黎，除了时空的转换，更多的是人生的磨难。

马克思才华横溢，又富有真知灼见，把《莱茵报》办得风生水起，接任主编不到一个月，订户就从885户激增至1820户。但是，《莱茵报》的一些观点犀利的文章，却得罪了普鲁士政府，当局决定查封《莱茵报》。

查封的消息传开后，引起社会强烈不满，订户一跃增加到3200户，同时有几千人签名向柏林请愿，要求停止打压《莱茵报》。可悲的是，莱茵报社的股东们却希望用降低报纸格调的办法取悦政府。马克思不肯妥协，于1843年3月17日愤然辞职，此时距他担任《莱茵报》主编刚5个月。正是这短短的5个月，《莱茵报》的影响力达到巅峰，并因马克思而名垂青史。

就在马克思辞职次日，书报检查官圣保尔得意地向上司报喜：“整个报纸的精神领导者马克思博士，昨天终于离开编辑部，接替他的是奥本海姆，这是一个极其温和而又平庸的人物。……我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现在我在这份报纸上所花费的时间，还不到先前的四分之一。”

马克思对普鲁士政府深感失望，决定离开德国。他愤怒地说：“在德国，我已再没有什么可为。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践自己。”

苦闷中的马克思，也有快乐的时光：1843年6月19日，他终于与心爱的燕妮结为伉俪。

1843年10月，他携新婚妻子燕妮来到巴黎，担任《德法年鉴》杂志主编之一。恩格斯称它是“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刊物”，出版地点选在巴黎，由马克思和阿·卢格共同主编。

这一天，马克思泡了一杯浓浓的咖啡，点燃一支雪茄烟，坐到办公桌前，打开一个厚厚的信封。这是寄自英国曼彻斯特的投稿信，里面装着两篇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马克思先展开前者。读着读着，他被吸引住了，居然忘记吸烟，含在嘴里的雪茄也熄了火。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激愤的语气，谈到资本主义竞争的灭绝人性的影响，谈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谈到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增长的狂热性，谈到危机和工资规律，谈到科学的成就。文章试图从资产阶级经济矛盾的真正根源——私有财产，来引申出这一切矛盾的做法，可谓独具匠心。显然，文章所谈的内容，已包含科学共产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思想。

“说得好！”马克思一拍桌子，桌上的烟灰缸跳将起来，烟灰撒满了桌面。

这是谁的高见？马克思瞄一眼落款处的署名，不由得吃了一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揉揉眼睛，反复核对，没错，确实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位面孔白净、彬彬有礼、柔中带刚的青年人，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虽然那是一次不愉快的见面，但他对这位年轻人却心存好感，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另一篇《英国状况》，也同样很有见地，让马克思爱不释手。

细细研读这两篇论文，马克思发觉，恩格斯已完全摆脱“自由人”的影响，观点成熟稳健，已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当即铺开信纸，毫无芥蒂地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大大地夸了一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称它是“天才的大纲”。

自此，两个昔日“对手”频繁通信，越聊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1844年2月底，《德法年鉴》在巴黎用德文出版了。这是一个1—2期的合刊号，由于卢格患病，主要由马克思编辑。这期合刊中，包括卢格写的《德法年鉴》计划、杂志撰稿人之间的8封通信、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还有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等。

远在曼彻斯特协助父亲管理公司的恩格斯，收到新出版的《德法年鉴》后，不是急着看自己的文章，而是急切地阅读马克思的大作。他惊喜地发现：他俩思想的一致，几乎达到连用语都不谋而合的地步。

“他们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辉，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辉，……尽管色彩不同，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开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伟大历史变革。”梅林后来这样评价他俩登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

后人认为，《德法年鉴》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还有一层更大的意义：标志着他们最终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也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展开激烈论战。

空想社会主义也叫乌托邦社会主义，最初源于1516年的一本叫《乌托邦》的书。在希腊文里，“乌托邦”是指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作者托马斯·莫尔是英国一位出色律师和国会议员，政治家和人文主义者。他在书中借航海家之口宣称，私有制是万恶的根源。

莫尔所描绘的乌托邦，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幸福海岛，犹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财产是公有的，物资取之不尽，人们各取所需，不受数量限制，没人多领；必须参加劳动，还要掌握一两门手艺。城里人要到乡下农场工作一个时期，以种田为业；实行6小时工作制，工作要服从社会需要。人们一起吃食堂。孩子都能上学，除了教他们文化，还要教他们思想品德；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人们鄙视金银，金银只配做马桶和枷锁。没有货币，偷盗抢劫毫无必要。岛上人人平等，每隔10年抽签调换一次住房，可以自由进出。

这些理想，有的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在500年前，这些理想无异于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莫尔因反对国王亨利八世成为英国最高宗教领袖而被捕。1535年被处死前，他从容地对刽子手说：“我的脖子是短的，好好瞄准，不要出丑。”

继莫尔之后，空想社会主义者一直未停止探索的脚步：

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1591年至1597年，因发表反宗教著作，三次被捕，先后坐牢6年。1599年又因领导那不勒斯人民反对西班牙侵略者的喀拉布里亚起义被关进黑暗的大牢，时间长达27年，但他依然以火一般的热忱，在狱中写完乌托邦式的著作：《太阳城》。

法国的劳德·昂利·圣西门，自动放弃伯爵头衔和贵族称号，自封为“公民包诺姆”，意为“庄稼汉”“老百姓”。他创作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批判资本主义，描绘理想社会。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阐明他所努力的最终目标——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

法国的夏尔·傅立叶，主张通过阶级融合建立和谐社会，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在集体劳动中消失，拒绝一切政治斗争，不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幻想着百万富翁或王公贵族出钱支持他实现“法郎吉”梦想，实行“按比例分配”，所有人团结友爱、和睦相处。

英国的罗伯特·欧文，带着4个儿子和一批信徒，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3万英亩土地，聚集1000多人，创办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新和谐公社”。结果，在几乎耗尽其全部资产后，“新和谐公社”仅存活三四年，就夭折了。

在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空想社会主义者前仆后继：从莫尔、闵采尔、康帕内拉，到温斯坦莱、摩莱里；从马布利、巴贝夫，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他们在艰难的探索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莫尔、康帕内拉自不必说，德意志农民战争领袖托马斯·闵采尔，在起义失败后，惨死于贵族的屠刀之下；法国革命家巴贝夫因叛徒告密，被凡多姆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曾经富甲一方的圣西门倾家荡产，最后因贫困而死；傅立叶被人视作精神失常者，在无尽的守望中郁郁而终；欧文原本是欧洲著名的大企业家，为了“新和谐公社”，几乎耗尽全部资产，最终倒在讲台上。

1851年5月18日，欧文八十寿辰仪式在伦敦约翰街举行时，33岁的马克思还特地赶去聆听欧文的演讲。

尽管马克思对欧文心存尊敬，尽管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提供重要的思想来源，然而在300多年的艰难跋涉中，空想社会主义者始终局限于唯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格格不入。

马克思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不经过革命是不能实现的。他用一个精辟的警句道出革命的本质：“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

但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桎梏下，马克思曲高和寡。孤独的他迫切需要同盟军，恩格斯正是他所期待的同盟军。

犹如寂寥的黑夜，两位孤独的苦行僧意外相遇，相携相搀着结伴同行；仿佛浩瀚的星空，两颗遨游的行星轰然相撞，融为一颗更加巨大耀眼的新行星。

两个惺惺相惜而又志同道合者，早就期待着重逢的一天。

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颀长、穿着考究的青年，马克思迅速从思绪中回到现实，几个箭步跨到门口，向对方张开双臂：“弗·恩格斯，我亲爱的朋友！”那青年人脸上顿时放出光来，猛地扑上来：“卡·马克思，非常想念您！”

两个年轻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反复轻吻着对方的面颊，然后又仔细打量着对方。

两年不见，两个人的外貌都有了很大变化，形象棱角分明，甚至截然相反：一个豪放粗犷，一个温文尔雅。

马克思的头发更加蓬乱，犹如披着狮鬃，两颊的胡子又密又黑，显然已有好些日子没有打理，遮住了大半个脸，一件皱皱巴巴的衬衣敞着领口，没有系领结，一副不修边幅的模样。

恩格斯也长出一圈络腮胡子，脸上不再有稚气的痕迹，从上到下依然衣着笔挺，皮鞋锃亮，穿着上毫无瑕疵，一副十足的绅士模样。

“我美丽的嫂夫人和可爱的小侄女呢？怎么没带来？快带我去见见！”恩格斯急切地说。

“收到你的信之前，燕妮已带着孩子回特里尔了。小家伙4个月了，外祖母还没见过呢，想念小外孙女了。燕妮常听我提起你，也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场争论，早就念叨着要见你了。她不知道你要来，否则她说什么也不会离开的。”

恩格斯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快别提了，那时我思想还很不成熟，误解了您，火气又特别旺。”

马克思拉着恩格斯的手，来到桌前坐下，招呼侍者赶紧上最好的咖啡，迫不及待地询问起恩格斯的近况。

两个年轻人陶醉于喜悦中，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纵古论今，倾心交谈。他们惊喜地发现，两个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都出身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都有对诗歌的热情，都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转向激进政治立场。

在外人听来，他俩津津乐道的话题显得枯燥无味：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差别，到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传承和发扬；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探索；从“自由人”的堕落，到欧洲工人运动的兴起。然而，他俩却越谈越投缘，越谈越亢奋，话题无所顾忌、毫无禁区，两颗心更是越谈越靠拢。

恩格斯这次是从曼彻斯特返回德国途中，专程绕道巴黎登门拜访马克思的，打算见上一面就起程。没想到，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题，一谈就是10天。后来，恩格斯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们在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马克思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领着他参加法国和德国革命工人的集会。他俩达成一致意见：虽然法国、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各种组织取得很大成绩，但这些组织的主导思想并不足道，如果不对宪章派和空想社会主义、不对平均共产主义和盲动主义进行科学的批判，就无法使无产阶级获得自身的解放。

他们决定：共同合作，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制定一个全新的世界观！

自此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一直持续40年，直至马克思去世。他俩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当马克思研究黑格尔时，恩格斯正在获取实践经验，以专职商人的身份亲身考察；马克思具有高超的抽象能力，完全吸收了黑格尔的长处，辩证方法以一种机智的综合，把诸多元素糅合在一起，恩格斯敏于综合，写作快捷清晰，有时还使用甚至马克思也不熟悉的教义。

当年的雷让斯咖啡馆，今天是否还在？或许已被战火所毁？或许已被岁月剥蚀？无论如何，它都将永远载入史册，因为它幸运地成为两位伟人毕生友谊开端的见证者。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次合作，竟然是与老朋友布鲁诺·鲍威尔论战。

就在他俩相谈甚欢时，传来布鲁诺·鲍威尔向他们挑战的消息：他在自己创办的《文学总汇报》上撰文，批驳他们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中的观点。鲍威尔一伙还狂妄地宣称，无产阶级是一群没头脑的人。

“我们应该回击！”恩格斯把咖啡杯往桌上一蹾。

“是该回击，沉默意味着胆怯和懦弱。”马克思缓缓地搅拌杯里的咖啡，沉吟道，“这样吧，咱俩做个分工，一人一半，写个30页左右的小册子。”他谈了一下写作思路。

“就这么办，立即行动！”恩格斯快言快语。他行事向来雷厉风行，很快拿出他所分担的那一部分。

马克思接过来，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没有马上表态。

恩格斯向马克思伸出手，追问：“你的呢？快让我先睹为快。”

马克思眨眨眼，耸耸肩，狡黠地笑了笑，用手指指脑袋：“我的还在这里。”

恩格斯急了，挥着手臂大声说：“咱们应该尽快反驳，不要错失良机。”

“鲍威尔的观点不堪一击，反驳他犹如摧枯拉朽。”马克思捋了捋胡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认为，我们在批判鲍威尔的同时，应该充分阐述我们的见解。就是说，要在摧毁它的同时也在创造，在破坏它的同时也在建设。”

马克思猛吸一口雪茄，接着说：“工人阶级斗争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我们必须把这种科学理论建立起来。”

听了马克思的写作构想，恩格斯频频点头：“你比我思考得更深更广。看来，这不是一本小册子，这是一部大部头啊！”

恩格斯告别马克思，离开巴黎返回德国。马克思则按照自己的思路，埋头于他那一半的写作，直到11月底才完成草稿。

1845年2月，一部洋洋洒洒300页的大部头问世，书名叫《神圣家族》，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神圣家族》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幅名画的名字，马克思取此书名，是讥讽鲍威尔等人的狂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第一部著作。

在两位作者看来，这是他们同自己的哲学良心进行的一次清算。

这个时候，恩格斯已经回到家乡巴门。巴门是德国西部、伍珀河右岸的一个年轻小镇，建于1808年，也是属普鲁士莱茵省管辖，18世纪即为纺织工业中心，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这里。后来，巴门于1929年与邻近的埃尔伯费尔德等5个城镇合并，组成伍珀塔尔市。

当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送达时，恩格斯轻轻抚摸着封面，幽幽地说：“书是好书，只是篇幅太长了。”确实，这本书在论述批判的批判时所持的那种极端轻蔑的态度，同它过多的篇幅大大地不相称。

此时，恩格斯的内心百感交集。对他来说，此书出版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既是他与昔日偶像鲍威尔的彻底决裂，更是他的世界观走向全新世界的一次蜕变。

“这不是个人恩怨的小事，这是新旧观念较量的大是大非问题。”他很快摆脱了纠结。

不过，恩格斯也担心，书中的观点太深奥，不会引起一般人的兴趣。

果然，《神圣家族》出版之时，几乎没有人阅读它，影响并不大，甚至被反对派嘲笑成“打落水狗”，因为著作发表时，无论是鲍威尔及“自由人”，还是《文学总汇报》，均已走向衰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著作的价值逐渐显现出来，无论是形式的精巧、语言的洗练，还是见解的深刻，都堪称经典，至今仍魅力不减。

对两位年轻的作者来说，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他们完成了同过去哲学思想的告别，开始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战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