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有路勤为径”

——清代人的读书生涯

经过本社的热忱教导，您应该已经认识到了在清代努力读书的重要性。您可能会好奇，我们现在上学有各种公立、私立学校，有相对统一的教材，有正式聘请的老师，那在清代怎么读书上学呢？

让我们来体验一下吧。

清代的学校

我们现代有各式各样的公立学校供青少年读书学习，而清代并没有这样的条件。清代虽然有自己官方的“官学”系统，但是这个“官学”和我们现在公立学校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

一般来讲，清代“官学”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主持考试，第二个功能是为“童生”提供“生员”阶级身份，让他们在获得了初级功名之后进而在“官学”里继续学习深造。这两个功能都不是面向“零功名”群体的。换句话说，清代官方的学校是“初级士人进修学院”兼“考试主管部门”，并不是负责基础教育的。

在清代，进行基础教育的场所，一般称之为“塾”。清代的“塾”主要有三类，即义塾、私塾以及家塾。

与我们现在的公立学校有些许类似的是义塾。清代的义塾，有的是由官方或者地方高官设立专门用于基础教育的，也有一些是整个村落一起出资共请一位老师来教本村愿意出少量学费的孩子的。不过从整体而言，清代义塾的数量在当时的“塾”中所占比例极小。如清末时，河南一省一共有“塾”30000余所，其中义塾只有828所，占比连3%都不到。另外，清代“塾”的水平，是家塾最好，义塾最差。所以去义塾读书的，经常是那种“家境稍欠”，以至于无法去私塾、家塾上学的孩子。

至于私塾和家塾，其实是以承办人的身份进行区分的。一位有功名的读书人，用自宅或者租赁的房屋开设学堂，自己充当老师进行授课，收取学生们的学费，即是私塾。一个家族或家庭，在自己家族或者家庭内设立学房，从外聘请有功名的读书人在自己家内的学房授课，即是家塾。私塾也好，家塾也罢，其教学水平都是直接受教师的功名和文化水平影响的。清代各地的“塾”中有各种各样的老师，一般最差也要有生员的功名。不过，若塾中教师只是一名普通的生员，特别是一些所谓的“老秀才”，他自己都不曾考中更高的功名，如何教导学生考取举人、进士呢？甚至有一些偏远地区的所谓“塾师”，连《论语》都教不明白，只是教教基础的“杂字”而已。至于那些知名的塾师，可能教导出来过数位进士，乃至于状元、榜眼和探花，其开设的“塾”，自然也就成为人人追捧的“名校”了。

一般来讲，有财力建立家塾的都是官宦人家。他们既然有财力建立家塾，自然也不会吝惜钱财聘请优秀的老师。私塾本身是老师开设的，类似于老师自己的“买卖”。因为是公开招生，学生可能会很多。而家塾则以家族或家庭为单位雇佣老师，受教育的子弟，一般是族中或家中的年轻人，学生比私塾要少得多。更有很多官宦世家，尤其是注重教育的世家，则干脆设小家塾，只教育自己的子女，基本上是“一对一”或“一对二”形式的小班授课。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家塾的水平普遍高于私塾的。

清代的学校教材

清代塾中的教材，大体可以分成三大类，其一为“蒙学类”，其二为“举业类”，其三为“修养类”。实际是以功能性区分了一个人学习文化知识的三种不同的时期、状态。

蒙学类，是学童启蒙阶段所使用的教材。这一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即是学常用汉字和基础文化知识，也是打基础的阶段，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幼儿园和小学。

清代是蒙学类书籍大发展的一个时代，相关的书籍很多。比较传统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明贤集》等，其中前三部即是俗称的“三百千”。在“三百千”中，清人尤其注重《三字经》，认为它三字一句，语言通俗易懂，内容言简意赅，取材“出入经史”，最适合启蒙。新流行的蒙学书籍，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专门讲述典故，还有作为初步了解古诗的书籍《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均风靡一时。其中《千家诗》还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起被时人称为“三百千千”。除此之外，还有专讲声韵格律的《声律启蒙》《诗韵》以及《弟子规》等书，都是一时、一地颇为流行的蒙学教材。另一方面，清代还有大量“杂字”系列蒙学书籍，如《五言杂字》专讲农家耕种知识，《六言杂字》专讲农家日常生活知识，还有《士农工商买卖杂字》《日用杂字》等，都是功能性极强的“杂字”蒙学。

举业类，则是准备应试阶段的教材，指的是一个人有了相当的基础之后，准备走科举、考功名，那么他就要进一步学习儒家经典，并且练习考试的专用文体。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中学教材。

清代科举考试主要是三项内容：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其中在大多数考试中最为关键的是八股文。清代八股文有固定的章程，取材皆出自“四书”和“五经”，并且以宋代朱熹的理论为标准。所以想要举业顺利，首先即是要学习“四书”“五经”以及朱熹的《四书章句》等。特别是“四书”和朱熹的《四书章句》，因为“四书”题一般是科举的头场，最为重要，所以需要将它们背得滚瓜烂熟。除此之外，清代还有很多专门的“考试专用教材”，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钦定四书文》等，还有《大题文府》《小题文府》等专讲八股文各种题目、范文，《馆律萃珍》《诗韵含英》等专讲试帖诗，《策论萃新》《策论正宗》等专讲策论，类似今天的应试书《×年高考×年模拟》《××题库》。

至于修养类，则是针对一个更高级更广泛的阶段的读物。它是指学生在具有了蒙学文化基础后，学习那些并非应试专用的文体、知识。如广泛深入地学习诗词曲赋，读百家之书，乃至于精研史书等，并不是专门为了科举考试所学，而是为了增加自己的修养、文化，丰富自身。当然，如果您参加高级的科举考试，八股文、试帖诗想要作得出色，策问想要答得出彩，除去固定的教材，对于子书、史书、集部的涉猎都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类就没有固定的“教材”可言了，只要有兴趣阅读，任何书籍都可以是“教材”。

这么多的教材，不同的人家根据各自的读书需求，对于它们的取舍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有一些家庭，只是温饱以上的普通人家，他们经常把孩子送进一些“老秀才”的私塾里。这种私塾，老师的水平本身就不是很高，学费也收得不多。去这里学习，有相当一部分只是抱着“不做个睁眼瞎罢了”的心态。这种私塾所选用的教材，一般更重视蒙学一类，甚至是使用“杂字”系列的蒙学教材。

而官宦人家的子弟，专门是为了走科举出仕而入学的，他们去的私塾或者家塾，不但老师的水平高，教材也更偏向举业类的。毕竟对于官宦人家而言，子孙通过科举走入仕途，是保持门第和发展门第的基础。

而那些王府、世家的子弟，很多不需要走科举出仕，而是靠爵位或者门荫入仕。所以他们在家塾内学习的，更多的是修养一类的书籍，这使得他们可以不局限于科举一类学问，能更广泛地涉猎知识。

教学方法

在私塾里，老师们的“套路”是比较相似的，这是因为他们面对众多求学的学生，需要“以不变应万变”。

所谓的“套路”，从具体方法来讲，是“读、背、温”三字诀。“读”，即老师一字一句，清楚明白地读给学生听，学生再一字一句，清楚明白地跟读。“背”，即读清楚之后，学生自行背诵。在这个阶段，老师一般不多给学生讲解句意，只奉行“书读百遍，其意自见”的真理，让他们以背诵为主。“温”，即按时温习，将已经教学过的字句，按照每十日、一月、一年的周期进行温习巩固。从流程来讲，第一步是通过蒙学等韵文来识字、练字；第二步是学习“对句”，即从被动的“读”“背”，到主动的“作”转换，进一步熟悉对仗、押韵等方法，学习蒙学类的书籍；第三步便开始学习“四书”等正式的举业类教材，达成从蒙学到举业的转换。

至于家塾，则因为教导的学生少，老师可以因材施教，教学内容也比私塾里的要复杂。

首先，家塾的老师是有可能经常更换的。我们以清代的大臣英和为例。英和出身正白旗包衣索绰络氏，其家族是清代最为知名的科举世家之一，五代人中一共出了七位进士、六位举人，是当时著名的“学霸”世家。

根据记录，英和在六岁（虚岁）的时候进入家塾学习，当时他的老师是直隶的举人刘坤。同年冬季，其父改任漕运总督，英和随父南下福建，老师改为安徽的进士程在嵘，另外因为英和是旗人，所以还跟驻防兵李铎学习满语文和射箭。九岁时，英和随父亲回京，老师换成了直隶的举人李阳林，满语文和射箭的老师换成了扎尔杭阿。自此，直到英和二十三岁考中进士为止，这十七年里，他一共有十三位汉文老师和数位满语文、射箭老师。他的十三位汉文老师中，计有进士六位，举人五位，贡生两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旧时家塾的老师是经常变化的，而且门第越高，对科举越重视，所选择的塾师功名也越高。

其次，家塾，特别是官宦世家的，所选择的教材和私塾不大相同。我以清代的著名科举世家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麟庆家族为例。麟庆的家族在清代以文学闻名，麟庆本人及其子崇实、其孙嵩申皆为进士出身，号称“世守书香”。麟庆的曾孙王佐贤先生曾经简单描述过不同年纪的学生于自家家塾内学习的内容。大致整理如下。

一般六岁进入家塾学习。入家塾之前，多数已经由姑母、姨母或者姐姐等内亲内眷用“字号”开蒙。

六岁开始，学习《三字经》《小学集解》《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描红习字。

八岁开始，学习“四书”、《孔子家语》、《孝经》，习小楷、行书。

十岁开始，学习《诗义折中》《书经图说》，并开始练习作对和缀句。

十二岁开始，学习《周易折中》《礼记》《春秋》《尔雅》《说文》。

十四岁开始，学习《古文观止》《古文释义》《文章轨范》《古文笔法百篇》《古唐诗合解》《赋学正鹄》《骈体文钞》《六朝文絜》《昭明文选》。若作对和缀句已经熟练，则学习诗赋。

十六岁开始，学习“前三史”、《资治通鉴》、《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史论》。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家世越好，越能够广泛地学习文化知识。何况当时的书籍是很贵重的，对于很多人家来说，像上面这些书籍光是置办齐全都很难，就更别说学习了。而对于世家豪门而言，这些条件是原本就有的，自然“长袖善舞”。

如果您觉得以完颜氏这个科举世家作为例子太“高端”的话，我们还可以给您举一下商衍鎏的例子。商衍鎏是广东驻防正白旗汉军人。商家原本只是普通的驻防兵丁，社会阶层不高。家族传承到商衍鎏的父亲商廷焕时，商廷焕立志科举，考中了生员，但是七次参考乡试都失败了，于是转而着重培养孩子们读书。商衍鎏是这样回忆自己读书生涯的：

我六岁开蒙，读《三字经》《千字文》，能背诵及将字大半认识后，即读“四书”。每日先生将新书口授一遍，即由自己读熟，明晨向先生背诵。背新书带温旧书，日日读新温旧，毫不间断。当时教法极严，倘背不出，先生要责罚，轻者将薄板打手心，戒方打头，甚者用藤条打臀部。“四书”读后，继续读“五经”，兼读《孝经》《公羊传》《穀梁传》《周礼》《尔雅》，中间尚带读五七言的唐宋小诗及《声律启蒙》，学作对句，学调平仄与《十七史蒙本》。其中尚有一最要的课程，则是习字，启蒙初写描红，描熟以后即写仿格。我十二岁以后，学作八股文、诗、赋、策论等，这时不但要读八股文、古文、律赋、文选之类，并要看史书如通鉴、四史，子书如庄、老、韩非各种书籍。十四岁至二十岁的时间，除如上读书外，皆是走读从师与考书院。

在这种严格的读书环境之下，商衍鎏之兄商衍瀛考中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进士，商衍鎏自己更是考中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探花，其兄弟均达成了家族门第上的飞跃。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想要在读书一门上有所成就，勤奋几乎是必需的。清代人对于上学也是崇尚勤奋的。很多以严谨著称的家塾、私塾，一年之中基本只有春节才有“假期”，称之为“放年学”。平时则很少有休息，几乎每天都要努力学习。《增广贤文》里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个道理在什么时代都是一样的。

清代女性读书吗？

有的朋友读过《红楼梦》，认为书中贾母所说的“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是当时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体现，甚至因此认为清代世家贵族的女子多不认字，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正确的认知。

清代固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家因为家境的不足，无法供养女子读书。也的确有极个别的人家，虽然家境足够，却因为家长的脑筋比较死板，真的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浑话，不让女子读书。但是总体来讲，一般情况下，家里的门第越高，越重视自家女性文化素养的培养，不会任她们成为“文盲”。故而清代是一个女性受教育水平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女性文学创作比较繁荣的时代。

当然，清代女性读书和男性读书，从根本目的而言，差异是很大的。这是因为清代女性不能参加科举，而男性多数要通过科举来达到出仕的目标。正因为这样，清代女性读书时所阅读的书籍，可以不局限于举业的章句学问，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文化素养而读书。最为当时女性所喜爱的，是文学诗词类书籍。

在清代一些书香门第的世家之中，经常有闺中女子互相唱和、结成休闲诗社，甚至走出闺阁，与当时的文人墨客交游、唱和。这都是在清代女子读书愈发普遍的基础上形成的。

对于旗人女子，我们可以以盛昱家族为例。盛昱，号伯熙，镶白旗满洲爱新觉罗氏，肃武亲王豪格的后代，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也是晚清知名的“清流派”之一。其家的女性大多颇有“文名”。其母名那逊兰保，姓博尔济吉特氏，自幼学习诗词、经史，有《芸香馆遗诗》存世。盛昱之妹爱新觉罗氏、盛昱之妻额尔德特氏也都能写诗。正如那逊兰保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余以随侍京师，生长外家，外祖母完颜太夫人教之读书。其时外家贵盛，亲党娣姒每相晤，辄不及米盐事，多以诗角……每当月朗风和，命笔吟诗，黏帖墙壁几徧。”从中可以看出其家内宅女眷皆通诗文，日常就以吟诗作对为乐。

而汉族民人女性读书的例子就更多。以“随园”之号闻名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就曾明确地指出，“俗称女子不宜作诗，陋哉言乎”。所以袁枚收过数位女弟子，在《随园诗话·补遗》中，他叙述道：“余女弟子虽二十余人，而如蕊珠之博雅，金纤纤之领解，席佩兰之推尊本朝第一，皆闺中之三大知己也。”同时，袁枚还集合她们的作品，出版了《随园女弟子诗选》，积极地为自己的女弟子宣传。在袁枚的女弟子之中，归懋仪更是知名。归懋仪，字佩珊，江苏常熟人。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浙江巡道归朝煦和母亲李心敬都善作诗。归懋仪也从小深受影响，有着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后来号称诗、书、画三绝，著有《绣余续草》《听雪词》。成年之后，她嫁给上海的李学璜。李学璜也是一位学问渊博、擅长诗词的俊秀，他们“夫妇俱工词，闺中唱和，为里闾所艳称”。而且李学璜的母亲杨凤姝也是“工诗”的。可见，无论是归懋仪自己家还是丈夫家，都是支持女性读书的。

需要注意的是，归懋仪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闺塾师”。“闺塾师”又叫“女塾师”，是教导女学生的女老师。清代名臣陶澍曾经称赞归懋仪，说她“间为人延请教闺秀，皆井井有法度”。另外如清初的黄媛介、李是庵和清中叶的汪玉珍等，都是闻名一时的“女塾师”。清代“女塾师”的流行，也体现了当时女性读书的发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