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大路通罗马”

——武科与翻译科

我们曾经在前文提到过，清代科举分成三种“科”，其中最为普遍的是“文科”。之前给您讲解的就是文科的相关考试过程。除了文科之外，清代还有“武科”和“翻译科”，针对的是不同的人才。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科目考试。接下来我们就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武科和翻译科。

武科

清代武科体系与文科体系基本相同。文科考试大致是“生员—举人—进士”三级，武科也是如此，只不过文科的生员全称为“文生员”，武科则称为“武生员”，其余名号也有类似的区别。

习武之人在未取得武生员身份之前称为“武童”。文生员三年两考，分为“丑”“未”“辰”“戌”年的“岁考”和“寅”“申”“巳”“亥”年的“科考”。武生员则三年一考，即“岁考”。每逢“岁考”之年，先考文童，后考武童。

考场报名、保结、搜身等规则与文科一致，一共考三场。第一场为马射，即是骑着马朝目标射三箭，只要有一箭射中目标即算通过。第二场先考步射，即站立着朝目标射五箭，只要射中目标两箭及以上即算通过；然后考试“弓刀石”，弓指的是拉硬弓，刀指的是舞刀，石指的是举石。这两场因为是在室外进行的，也被称为“外场”，一共五个项目，就是俗称的“弓刀石，马步箭”。第三场则是在室内考试的“内场”，内容一般为默写“武经七书”中的一段文字。三场考完，即按照名额录取武生员。文生员有廪生、增生，并且可以考取监生、贡生，名目繁杂。但是武生员没有廪生、增生的说法，所以也没有贡生之说，只有“武生员”和“武监生”两种。武监生，三年一次，由当地学政推荐给朝廷，也可以通过捐纳获得身份。

成为武生员之后，再往上考，就是武乡试、武会试。武乡试三年一次，与文乡试一样，都是在“子”“卯”“午”“酉”年进行，惯例是先考文乡试，后考武乡试，所以武乡试的时间一般是在十月。通常是十月初五日开考，连考三场，十一日出榜。与文乡试一样，各省均有中额，取中者为武举人，俗称“武魁”。

武会试也与文会试一样，是在“子”“卯”“午”“酉”年进行，也是先文后武，所以一般是九月考。这里我们具体地说一下考试内容。

武乡试和武会试的考试内容是一致的，都脱胎于武生员考试，但是要求细致得多。考试分三场。

第一场是马射。在考场马道旁，设三个目标，每个目标之间距离三十五步。要求考生纵马二次，持三力或以上弓，射六箭，一般以射中目标三箭及以上为通过。

第二场较为复杂，有“步射”“马球”和“弓刀石”三项。先考步射，考生距离目标三十步，持五力或以上弓，一共射六箭，一般以射中目标二箭以上为通过。之后考试马射地球，即“马球”。在考场马道旁设一个墩子，墩子上放有一球。要求考生骑马经过，只射一箭。如果球中箭后从墩子上落下即为通过，未射中球或虽然射中但球没有从墩子上落下都不算通过。马射地球与马射有些类似，都是骑在马上射向目标，但是马射地球的难度更大，所以在乡试和会试中，马射地球项目的成绩最受考官重视。最后为弓刀石，也称“技勇”。乡试和会试的弓刀石的规制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各分为三号。弓以八力为三号，十力为二号，十二力为头号，超过十二力的称为“出号”。刀以八十斤为三号，一百斤为二号，一百二十斤为头号。石以二百斤为三号，二百五十斤为二号，三百斤为头号。开弓时，必须三次开满；舞刀时，必须前后胸舞花；掇石时，必须离地一尺。弓、刀、石这三项，如果考生都只能达到“三号”则不算通过，也就是说三项中至少要有一项达到二号或以上水平才算通过。

第三场是内场，内场的考题因时期不同，差异较大。清初考“策问”两篇、“论”一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改考“武经论”一篇、“策问”一篇。但是后来因为考虑到武生员的文化素养一般都不高，所以改考默写“武经七书”百余字，内场也因此逐渐流于形式。

与文会试一样，武会试也有复试，即按照会试报上来的弓刀石等级再让考生操演一遍。复试之后也有殿试，殿试分为三场，第一天先考内场，试题为默写“武经七书”；第二天皇帝在紫光阁御试第二场，内容为马步箭；第三天皇帝在景运门外箭亭御试第三场，内容为弓刀石。

等到殿试考完，武进士也有传胪，其方式和文进士基本一致，只不过武进士的黄榜是由兵部递送，并且贴在西长安门内，进士宴席是在兵部召开，赏赐武进士的不是冠服而是盔甲。另外，武进士没有“考庶吉士”一说，一般考完殿试，传胪结束之后，便直接等待授官走入仕途。清中期之后，惯例一甲一名的“武状元”授一等侍卫，一甲二名的“武榜眼”和一甲三名的“武探花”授二等侍卫。在二甲武进士之中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从三甲武进士之中选十六名为蓝翎侍卫，其余武进士以营卫守备在兵部注册备选。

文科与武科，一文一武，并不能说谁强于谁，也不能说哪个就比另外一个多好考。不过清代社会整体上重文轻武，同是举人，文举人在社会上受到的尊重就要比武举人多一些。另外，清代人已经有“穷文富武”的说法，即是习武者，特别是参加武举的人，至少是家境殷实的。究其原因，首先，习武需要好身体，需要营养滋补，家境贫寒则无法供给。其次，习武要勤练，马匹、硬弓、刀石，都需要相当的费用，一般人家难以负担。再次，学文者如果家境贫寒，还可以开馆收徒，赚取收入，但习武的武馆少得多，所以习武者更依赖家庭长期供养。当然，这些也都只是相对而言，无论是文科还是武科，只要能够考中都是相当不容易的。

旗人科举与翻译科

一些网络文章曾经说“清代旗人不能科举”，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清代旗人不仅可以科举，还有很多有名的科举世家，在举业上尤其强势。但是清代旗人能参加科举，与时代、旗分、科名有关联，其中有着复杂的变化，这里简单梳理一下。

文科方面，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并不允许八旗旗人参加文科科举。顺治八年（1651年），开始允许八旗旗人考试，之后断断续续进行乡试、会试，一开始并不与汉人同榜，而是有专门的“满蒙榜”。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才规定八旗旗人与汉人一同应试，同榜竞争。而且还规定，旗人如果参加文科科举，“乡、会场先试马步箭，骑射合格，乃应制举”。也就是要求八旗旗人就算考文科，也不能忘记骑射这个八旗根本。而皇族参加文科考试则是嘉庆六年（1801年）才开始的，后来清代皇族之中也有不少文科进士。

武科方面，清军刚入关的时候，也不允许八旗旗人参加武科科举。雍正元年（1723年），允许八旗旗人参加武科科举，雍正十二年（1734年）旗人的武举考试又停止了。直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八旗旗人才再次被允许参加武科科举。究其原因，这其实也从侧面凸显了清代八旗武备下降的事实。

您如果看过了《清朝穿越指南》，肯定知道八旗旗人多数要补兵缺。清代旗人挑缺时，弓力要求是六力，这就已经超过武举人、武进士的标准了。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在瀛台考验武举人骑射之后，让八旗兵丁等人当着武举人的面较射，“伊等所用之弓，自十八个力以至十三个力不等，举重若轻，从容合度。众武举等咸惊异，以为从来罕睹”。而到了清中后期，八旗武备已进一步下降，这才彻底开禁。

清代八旗旗人参加科举，与汉人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多优势，唯一不同的是，在考生员和举人的时候，八旗有自己的中额。前文我们说过，考取生员也好，考取举人也好，各省均有自己的中额，一般是按照省的人口分为几等。八旗整体的中额大致相当于一个中小省份的名额。但会试不按中额来算，不论出身，公平竞争。但是，清代也有一种特殊的科举，只允许八旗旗人参加，那就是与文科、武科科举并列的翻译科考试。

翻译科是清代特设的一个科目。因为清代统治者是满洲出身，朝廷还有专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所以清代大量文书都需要有满文本、蒙文本，故而就需要相当的翻译人才。翻译科内部还分两种，一种叫满洲翻译，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人都可以报考；另一种叫蒙古翻译，只有蒙古八旗的可以考。至于体系，与文科和武科一样，翻译科也分“生员—举人—进士”三级。若考中生员，则称为“翻译生员”“蒙古翻译生员”。

翻译生员与文科生员一样，三年两考，考生先在本旗报名，本旗都统集中考试考生的马步箭，并且初试一下考生的满汉文，认为没有问题，才会批准其参加考试。满洲翻译的题目是从汉文《性理》《小学》内选取文字，由考生自行翻译为满文，或者由考生自行写两篇满文的文章。蒙古翻译的题目，是由满文《性理》《小学》内选取文字，由考生翻译成蒙古文。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都是只考一场，当天交卷。中额是满洲翻译十余人取一，蒙古翻译十人取一。

至于翻译科的乡试与会试，时间和流程方面都与文科考试相同。题目方面，翻译乡试与翻译生员考试相同；翻译会试则分为两场，第一场是满文的“四书文”一篇，满文的《孝经》《性理》文章一篇，第二场是将一篇汉文文段翻译为满文。蒙古翻译会试第一场是满文的“四书文”一篇、满文的奏事一篇，第二场将是满文文段翻译为蒙文。

翻译科会试只有复试，没有殿试，故而也没有钦定名次以及“状元”名号，这是它不同于文科和武科的地方。清代翻译科虽然本身是为了培养翻译人才，但是翻译举人和翻译进士入仕之后，也可以正常在文武职官体系中升迁，所以清代旗人名臣里也有不少是翻译科出身，比如说穆宗同治帝的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的祖父赛尚阿，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翻译举人，后来仕至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

科举与命运

据说清代南方有民谚，称“进学是文章，中举是命”。其本意指的是院试判卷仔细严格，文章好一般都能中，而乡试、会试判卷急迫，所以运气成分较大。具体来说，清代不同人物的科举之路也都有各自的特点，既有顺利的，也有一生为之所困的。这里从几个方面举一些例子，让您体会一下科举和命运的微妙关系。

一般来讲，科举顺利的大多是官宦世家或者科举世家，这是因为在经济、文化上，他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可以以麟庆、英和以及史贻直为例。

麟庆，镶黄旗包衣完颜氏，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生人，荫生出身。嘉庆十三年（1808年）参加乡试，考中文举人。次年参加会试，联捷考中三甲文进士，时年十九岁。虽然他没有考中庶吉士，但是在同科进士中他的年纪最小，一时风光无二。

英和，正白旗包衣索绰罗氏，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生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其父德保为他捐纳监生，为的就是让他专心准备乡试、会试，而不用在生员考试上浪费时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二十二岁的英和第一次参加乡试，考中文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联捷考中二甲第二十五名文进士，并且考中庶吉士入馆，时年二十三岁。

史贻直，江苏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生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参加乡试，考中文举人。次年参加会试，联捷考中文进士，并且考中庶吉士，时年十九岁，是有名的“少年进士”。

至于不顺利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我们可以以李慈铭为例。

李慈铭，浙江人，道光十年（1830年）生人。他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考中生员，时年二十一岁。咸丰十年（1860年）选为贡生，参加了十一次乡试均失败。于同治九年（1870年）第十二次参加乡试，考中文举人，时年四十一岁。之后参加了五次会试，也都失败了。最终在光绪六年（1880年）第六次参加会试时，考中文进士，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一岁了。不过李慈铭对科举这个事情也算看得开，他还以此自嘲，称自己是“道光庚戌茂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

像李慈铭这种，还只是“中试较晚”。还有更多的读书人，一生都没能考中举人，比如说蒲松龄。

蒲松龄，山东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生人。他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应试，县试、府试、院试皆列头名，时年十九岁。本以为其科考会相当顺利，结果自顺治十七年（1660年）参加乡试，一直未中。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补为廪生，当时他已经四十六岁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考为岁贡，这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最终也没有考中举人。

话说回来，我们所熟知的清代汉臣，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试举几例：

纪昀，直隶人，雍正二年（1724年）生人。初为生员。乾隆九年（1744年）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乾隆十二年（1747年）第二次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时年二十四岁。乾隆十三年（1748年）参加会试，失败。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会试和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恩科会试，纪昀因在家服母丧，没有参加。乾隆十九年（1754年），参加会试、殿试，考中二甲第四名进士，并且考中庶吉士入馆，这一年他三十一岁。

曾国藩，湖南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生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中生员，时年二十二岁。道光十四年（1834年）参加乡试，考中第三十六名举人。之后参加道光十五年（1835年）会试和道光十六年（1836年）恩科会试，均失败。道光十八年（1838年）再次参加会试，经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并且考中庶吉士入馆。这一年他二十八岁。

李鸿章，安徽人，道光三年（1823年）生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考中生员，时年十八岁。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被选为优贡。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参加乡试，考中第八十四名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参加恩科会试，失败。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再次参加会试，经殿试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并且考中庶吉士入馆，这一年他二十五岁。

左宗棠，湖南人，嘉庆十七年（1812年）生人。初为生员。道光十二年（1832年）参加乡试，考中举人，时年二十一岁。道光十三年（1833年）参加会试，失败。道光十五年（1835年）又参加会试，只考中了誊录（副榜）。道光十八年（1838年）再次参加会试，又失败，这一年他二十七岁。之后左宗棠选择回乡教书，在咸丰二年（1852年）入张亮基幕府，这也成就了他后来的功业。左宗棠是“中兴四臣”中唯一一个没有考中进士的。据他人记载，左宗棠一直对自己没有考中进士这事儿耿耿于怀。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想要在仕途上顺利，科举基本上是必经之路。这也再次提醒您，科举很重要。

好了，您考试考得也差不多了，让我们准备一下，进入官场看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