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代以来，一条延绵几万公里由波斯、中亚、印度经中国广袤的新疆大地与河西走廊进入中原的货物贸易之路，存续了千年之久，随之传入的域外文化不断与汉文化发生冲撞、交融，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又源源不断地流向朝鲜、日本诸国。西汉时期西域地区战事纷乱，匈奴族意欲攻打大月氏，促使汉武帝产生了联合大月氏的想法，于是派遣陕西汉中人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9年，张骞率兵进军西域，却被单于抓获并扣押了十年之久。其间张骞初衷不改，收集了大量的西域军情与地域资料，了解敌情，积累经验。十年后寻机逃脱，回汉后受到武帝的嘉奖，被封为太中大夫，并又一次率兵杀回西域。在汉军强有力的打击下，西域被汉朝征服，史称“凿空”。由此以中原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新疆边陲的一条丝绸之路被开启，就此中原的商品开始源源不断地向着域外输出并逐渐抵达中亚、欧洲及北非等遥远之地。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的丝绸、陶器等主要商品的输出，也引来了外域诸国大量的舶来品及文化入汉。将近一千年间，历时诸多朝代，形成了浩瀚的文化流动现象。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名称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他的《中国》一书中（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1]该著描述了在汉代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交通要道，称之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一经提出就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此后被正式使用。丝绸之路后来又有多种说法，而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上述的这条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古代丝绸之路，也就是陆上丝绸之路。
历时一千年的丝绸之路对我国的历史、宗教、文化、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也带来了音乐艺术从未有过的繁盛景象。从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特征来看，可分为以下四个不同时期：一、固有的音乐积淀时期（远古至汉前）；二、多元音乐融合时期（汉至唐）；三、民族文化绽放时期（宋至明、清）；四、世界音乐发展时期（清朝以来）。[2]我国从汉前固有的音乐文化发展到第二个多元化的音乐时期也就是重合了丝绸之路的开拓至鼎盛的至关重要历史阶段，即从汉至隋唐的一千年间，中国文化全面走向一个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大融合的国际化时代。随着中国丝绸的输出，波斯、印度、中亚诸国与中亚为主体的西域文化也源源不断地被引进中国，这是一个全面的文化输入时期，是中国的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对峙、交融的时期。这种文化的冲突、交融不单纯发生在经济领域，同时也广泛存在于宗教、政治、民族、农业、科技、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西汉张骞的凿空是我国从一个文化封闭时代走向国际化时期的分水岭，这千年之间从音乐上看，大量的外来乐器、乐律、音乐体裁、乐舞形式以及胡乐人进入中原，极大地充实了汉文化，形成了8世纪盛唐的高度结晶。大唐宫廷俗乐的十部乐中除中国的两部（燕乐、清商乐）外，八部都是外来乐这一事实，鲜明地反映出唐朝是一个包容万象、海纳百川的开放时代，并由此构筑起丰富璀璨、厚重成熟的文化高峰。这一高度成熟的大唐文化逐渐向着东亚诸国辐射，它以儒教为核心，佛教为文化载体，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域的传播构成了东亚汉字文化圈，形成一条完整的丝绸之路。那么，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至西亚诸国，这条重要的路径又分为哪几条干道呢？
丝绸之路东起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敦煌和楼兰，其路径主要有以下三条：
1.天山北路：西安—敦煌—哈密—乌鲁木齐—伊犁—苏联境内—罗马
2.西域北路：西安—敦煌—哈密—吐鲁番—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帕米尔高原—中亚
3.西域南路：西安—楼兰—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今阿富汗）、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
在这条延绵数万公里，连接着亚、非、欧漫长纽带的丝绸之路中，不同人种、习俗、文化、宗教于此交汇中孕育出巨大的文化果实。从狭义的地理上来说可做以下三个文化段落区分：
前端：印度、波斯、中亚。
中段：中国段，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即胡、俗文化的交融。
下游：日本、朝鲜，对东亚产生辐射性的影响，形成东亚汉字文化圈。
从我国目前的研究看，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以汉唐为中心，以及相关的中国段所展开的历史研究。这一时期是丝绸之路上历史变迁复杂的国际化时期，其间的乐器、乐律、乐人、乐舞、音乐体裁等受到西域外族的深刻影响，对胡俗乐的融合、汉化等展开了一些历史性研究。而上游的印度、波斯、中亚以及下游的日本历史音乐研究似乎还未萌芽，挖掘的潜力很大。
那么当时的印度、波斯、中亚诸国以及西域地区的苏勒、龟兹、于阗、高昌传来了什么音乐？传来哪些乐器、乐舞、乐人和音乐体裁？他们对当时中原地区的音乐做出了哪些贡献？而在我国的中原地区有着自身固有的乐器、乐舞与音乐体裁，它们与西域传来的音乐是怎样交融的？这里牵涉到文化接受论的问题，即当时我国的文化接受层是以怎样的态度与能力接纳来自强盛的外域文化的？随后在中国形成的盛唐文化对东亚诸国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与影响，尤其是日本，于隋唐时期主动派遣使者来华学习，谦虚、热情地接受中国文化。遣唐使们把大量中原的器物、书籍以及技艺带回了日本，在今天的奈良、京都仍然保留了唐代的历史真迹。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终点站——奈良的正仓院藏有一千多年前盛唐的历史珍品，其中有18种75件完整的乐器，这对今天我国已经发生巨大变迁了的传承乐器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另外，东亚有着完整、丰富的乐谱体系，产生于唐朝时期的琵琶谱、筝谱、横笛谱、笙谱等都发源于中国，这些乐谱以及记谱体系随着遣唐使的来华传到了日本并得以继承与发展。遗憾的是，中国在这一时期的乐谱却荡然无存。再者，日本从8世纪初以来用汉字记述历史的传统开始产生，此后出现了小说、笔记、诗歌、随笔等体裁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专门的音乐论著。日本的历史文献在记载的性格上与中国不同，比如教科书式的音乐记载以及乐谱的存在是中国所没有的。另外，中国传承的是大量的佛教造像、汉代以来的砖画像、出土文物等，而传至日本的却有不少音乐实物。如正仓院所藏8世纪诸多乐器、京都阳明文库所藏8世纪的《五弦琵琶谱》、正仓院藏14世纪初的《新撰笙笛谱》、宫内厅所藏的10世纪上半叶的《南宫琵琶谱》等都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因此，在研究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时，如果不关注下游日本方面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很难实现其历史的完整性。
如上所述，丝绸之路上的音乐璀璨多姿，尤其来自西域的外来文化对我国的历史贡献巨大。从我国的文献史料、佛教洞窟，如新疆段的克孜尔石窟群、伯孜克里克石窟群、敦煌石窟等来看，西域文化的传入渗透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源地，如印度、伊朗、中亚的情况究竟如何是值得探究的。比如，印度是丝绸之路上的前端，我国大量的乐器传自印度，笔者曾于2014年10月带领研究小组对印度石窟展开考察，在对阿旃陀石窟群（Ajanta Caves，建造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及埃洛拉石窟群（Ellora Caves，建造于7世纪中叶至11世纪）考察时发现其中音乐表现的石雕非常少，与中国佛教洞窟中的音乐表现相距很远。而文献中的天竺乐与龟兹乐却十分丰富，对中国古代贡献巨大，这与史实有着较大的差异。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对我国中原至新疆地区大量的佛教洞窟展开多次实地考察，其内容不仅反映出我国固有的音乐现象，而且反映了印度、波斯、中亚地区文化在这条丝绸之路上历经汉唐千年时光与汉文化对峙、融合的历史事实。另外，关于汉唐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从我国汉语圈的研究来看，主要还是停留在中国这一段，即新疆、河西走廊至中原，并以中国文献为主，丝绸之路的前端与下游没有得到应有与充分的重视，研究还缺乏全面与整体性的解剖。本研究将以亚洲为主要地域范围，通过音乐现象、乐人、乐谱、乐器、乐律等具体事项来诠释丝绸之路的发展、流动现象，力图更真实、全面地叙述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现象。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