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天津接管时期的文艺工作
1948年我在石家庄市委任宣传部副部长，分工管文化教育工作。同时，也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委员、华北局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2月调到天津军管会工作，担任军管会文教部文艺处长，副处长是周巍峙。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天上午我们就进入城内。
1.天津当时是华北第一个先解放的最大的城市，也是文化艺术市场非常复杂、活跃的城市，品种繁多：京剧、河北梆子、评剧、曲艺、评书、杂技等演出的场所和单位都很多。影院放映的节目也较多，外国影片则主要是美国影片。
当时接管天津，有一个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要尽快地恢复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除了早日恢复商业市场之外，也尽可能使人民文化生活早日恢复。因此，我们进城不到一个星期，就让各剧场、影院，其他文娱活动、演出场所陆续恢复演出。另一方面，也反复研究考虑如何加强管理的问题。当时我们文艺处工作人员较少，总共不到十来个人，深深感到缺乏经验，要管好庞杂的文化市场是件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要摸索经验。
我记得，当时只做了一个简单的规定，通知各演出剧场与单位，每天要把演出节目报给军管会文艺处，以便我们了解情况。但没有规定必须经过审查批准才能演出。因为，事实上无法做到这一点。文艺处管理曲艺、评书的同志就经常反映，他们到演出场所巡视，经常发现有随意修改节目，甚至增添色情内容的情况。一旦发现有干部去看，又改换内容，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也无法根绝。开始，也有的同志认为，有些坏戏、坏节目还是应该明确禁演为好，但思想上也有矛盾，又认为禁演的标准很难掌握，尤其是曲艺、评书等更无法一一加以审查。
我和周巍峙都是华北人民政府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的委员。1948年该委员会曾就戏曲改革问题进行过讨论，后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中国传统戏曲大体分为三类：有益、无害、有害，以此来加以处理和改革。后来《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过社论。因此，我们在天津始终没有发生任意禁戏的情况。
我当时负责审查外国影片，也没有禁演过一部美国电影。这可能是影片公司送审的影片，他们自己已经经过选择，也不会把明显的“反共”“反人民”、色情的影片送来审查。
文艺处的工作除了对旧的戏曲等如何加强管理，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外，就是大力组织随军进城的一些剧团开展新文艺活动。一方面组织华北群众剧社、抗敌剧社、冀中群众剧社、华北大学三部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学校、工厂，开展革命歌咏、秧歌、戏剧、壁报活动；另一方面组织新歌剧的演出，公开在剧场演出了《白毛女》《王秀鸾》《血泪仇》。《王秀鸾》公演时，《天津日报》还出了专刊加以宣传，很受群众喜爱。另外，也组织了天津本地的剧团，帮助他们排演了《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闯王进京》，这些新京剧节目，也很受群众欢迎。同时，文艺处又召开了影剧评论会议，研究及时加强对影评和剧本的评论工作。文艺处还多次召开了工厂业余文艺工作者和各文艺团体下厂的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研究如何开展工人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问题，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工厂，帮助工人群众建立业余文艺活动的组织，培养工人阶级的文艺骨干，发动工人进行业余创作，并且号召文艺工作者长期下工厂，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创作反映工人新生活的文艺作品。
我还先后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天津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和《开展工厂文艺活动》等文章。
总之，当时这个思想是明确的，一方面要研究、掌握如何加强对旧戏曲的管理、改革的经验；另一方面必须积极开展，推广新的群众文艺活动，以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要求。
在此期间，我们也注意到对当地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我曾和宋之的同志亲自去探望话剧工作者谢添同志，还支持他组织了一次话剧《软体动物》的演出活动。
现在回忆，在天津军管初期，文艺处的工作既注意到对旧的戏曲演出不能管得过死，又积极开展新的文艺活动，特别是注意到天津是一个工业城市，想开展工厂新文艺的活动这种做法，还是值得研究的。
当然，工作中间思想矛盾是存在的，有时候听到反映，有些剧场连国民党时期都不演的节目又搬上舞台了，又觉得还是管得严一些好。
尽管没有公开发文、宣布要禁戏，但在研究有些旧的戏曲是否要禁，要禁的戏到底掌握什么标准，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例如，《四郎探母》算不算坏戏和政治上有害的戏？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这是宣传汉奸的戏。
因为，新闻出版处管理出版问题，文艺处没有专门对文艺出版物进行管理。反正，禁不禁书，如何禁，以什么标准来禁，也是经常有议论和争论的。
2.1949年4月刘少奇同志来天津视察，听取了军管会文教部的工作汇报后，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我始终没有看到过详细的记录稿。我手头也无当时的记录，也不可能详细论述，但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城市的军管工作，之后，我又随大军南下，参加接管武汉的工作，很自然地就是结合天津接管工作的经验和少奇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去做的，所以对少奇同志重要讲话的主要精神，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
我体会刘少奇的讲话，总的精神有以下几点：
（1）我们刚刚接管了一个大的城市，首先要考虑群众生活要安定的问题。
少奇同志认为，当时国家还处在一个战争时期，很困难，不要犯急性病，搞乱了。现在是大家能有饭吃，就先吃着。
我至今还很清楚地记得的是，在谈到舞厅是否要取消的问题时，少奇同志提出，不要去解散、禁止。却建议，可以考虑逐渐让舞女们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经营，摆脱老板的剥削，克服舞厅的一些不良现象。
因为我们许多同志认为舞厅就是一个卖淫的场所，都认为是应该禁止的。所以，我听到少奇的意见，觉得非常新颖，印象很深。
至于后来舞厅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不清楚。可是，从这一个例子也就可以看到刘少奇的思想：战争期间我们刚刚接管大城市之后，力求社会安定，大家有饭吃，早日恢复生产是第一位的工作。
（2）少奇同志讲话的第二个重要精神，是要反“左”，警告我们不要犯急性病，搞乱了，会使得许多人失业。我记得他甚至讲过：“我就怕你们‘左’。”就是怕我们管得太多。
（3）对思想问题，要从思想上来解决，不能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来加以解决。因此，少奇同志指出，对书报、戏曲、电影等的审查尺度都要放宽。审查的标准，主要是指政治上“反共”“反人民”的东西要禁止，此外，要禁止色情的东西。所以，刘少奇听取了文教部工作汇报后就明确指出：对戏曲不要随便禁戏。禁了戏，就会使人少吃饭或吃不上饭，会造成一些人失业，不满意我们。不要害怕这些戏宣传了多少封建思想。封建思想在我国几千年了，我们党今天还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尚、尼姑都不禁，还禁戏？旧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总归是要死亡的，不要急，不要怕！他举例说，像《四郎探母》这样的戏，可以演，也可以批评。但不要禁，禁了，人们以后就不知道有这“汉奸戏”了。
这里要说明一点，不是少奇同志先肯定说《四郎探母》是“汉奸戏”，而是汇报中有同志举例，说到禁戏标准难以掌握，有人就认为《四郎探母》是“汉奸戏”，少奇同志举例回答时就说了这样一句。无论在这次谈话之前或之后，我们未曾公开批评过《四郎探母》是“汉奸戏”，并加以禁演。
这次工作汇报会上刘少奇还特别指出，他怕我们“左”，主要是一会儿担心这个，一会儿又担心那个，什么都想管，那么当然就感到人手不够，干部不足了，而且背上很多包袱。他举例，出版方面，不要事先审查，等到书出来之后，看准了，的确是反动的就禁，这样也主动。这也说明刘少奇听取汇报中的确发现了我们文教部的有些同志顾虑重重的心态。
原来文教部也的确感到工作太多，太繁杂，任务太重，干部不足，也的确又担心难以照顾，怕出问题，听了刘少奇的讲话，思想就开阔多了。对书刊、戏曲、电影的审查尺度也真的放宽了，重要的是禁止政治上“反共”“反人民”的，或是内容淫秽的作品在市场上传播。另一方面我们也很快地成立了戏剧改革委员会，加强戏曲改革工作。现在回忆起来，我认为，刘少奇在听取文教部工作汇报之中或会后的讲话，不是简单地批评你哪些做错了，哪些做对了，而是用提醒的方式，针对干部思想情况提出问题来，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而且他的指示也非常切合实际。他是在谈笑风生中对我们讲的。“我就怕你们‘左’！你们一会儿担心这，担心那，又怕反掉了这，又反掉了那，管得那么多，结果给自己背上好多包袱，这样管，人当然不够啊！”当时我听了这一段话，不禁也笑了，觉得肩上酸痛的沉重感顿时减轻了。
现在回忆起来，如果我们刚刚进城，要管理一个大的工业城市，而且商业发达，教育院校又较多，对长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之下的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社会文化生活，以及许多复杂的文化现象都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这也禁、那也禁，那的确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混乱。“我就怕你们‘左’！”这句话，现在听来，难道不也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吗？我5月份即随四野大军南下，然后接管了武汉，担任武汉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兼文艺处处长的职务。正因为我在天津听了刘少奇的重要讲话，已经很好地总结了天津军管会文教部的工作的重要经验，所以，工作相当顺利。我现在回忆刘少奇的讲话，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指示来看，还是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的，是完全正确的。
[1]陈荒煤，天津解放后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文艺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