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月犁
：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前后
北平解放前夕的形势
1948年冬，蒋介石国民党必败已成定局。在蒋管区，经济崩溃、政治腐败、军心涣散。那时的北平，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有钱有势的国民党大官们纷纷抢购黄金和美钞，争先恐后乘机南逃；中下层的官员则怀着恐慌、观望、等待的心情，思谋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日日夜夜盼解放，悄悄地传颂着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
北平的地下党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从1942年个别党员陆续进城，到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已发展地下党员约3000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约5000人，其中属于“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系统的约占三分之二。
1948年10月下旬，为了迎接北平解放，南系学委（指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地下党组织，抗战胜利后来到北平和天津）和北系学委（指原来在平、津的地下党组织）合并成为统一的学委，领导学生运动，并通过进步学生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我们的革命同志。我们建立了三处地下印刷所，三部地下电台；并根据城工部的指示，在积极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的同时，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并组织纠察队，搜罗枪支武器，做好护厂、护校、保护档案和文物古迹，配合解放军攻城的准备。
当时傅作义将军是“华北剿总”总司令。我们党分析傅作义一方面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率的国民党军队有60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
事实正如我们党所估计的，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犹豫动摇之中。
我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辽沈战役胜利后，敌我两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伟大转折，人民解放军相继开辟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场。华北战场的胜利，对平津周围战略要地的分割包围，使傅作义感到震惊，开始考虑寻求一条现实可行的出路；1948年12月23日新保安一战，解放军歼灭了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又在24日攻克了张家口，断绝了他逃往绥远的去路，打破了他依靠自己的实力割据一方的梦想，傅作义才真正接受和谈；直到1949年1月中旬，我军一举拿下天津，而后兵临北平城下，炮轰机场，彻底切断了他的陆上、海上去路之后，他才最后下决心起义。
一小撮忠于蒋介石的“军统”特务，千方百计地破坏和谈，阻挠傅作义将军起义。他们四处跟踪、捕人，几乎每天都有我们的党员和进步分子被捕入狱。城工部部长刘仁不断来电要我们“提高警惕”“绝对保密”“严格组织纪律”。尤其是工作从秘密变为半公开直接出面以后，危险性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对自己的住处和身边所有的东西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把难得的马列主义著作、毛主席著作及文字材料都予以处理，连精心收藏的小小的电话号码纸片也烧掉了。这虽然增加了联系工作的困难，但因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必须如此；如果被捕，也绝不能让敌人从我们身边搜出任何证据以致牵连到其他同志。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大家真有度日如年之感，看到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听到解放军轰鸣的炮声，就急盼着北平能早一天得到解放。
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
早在1948年初，任晋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刘仁就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做傅作义的工作。我们审慎地选择对象，以亲友关系谈心、谈形势，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逐步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他们与共产党合作，有的条件成熟后则发展为共产党员。一年来，我们学委先后联系的能和傅作义“说上话”的人有：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这些人在关键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促使傅作义将军起义。
1948年春，刘仁让北平地下学委系统担任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与天津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曾常宁联系，通过其父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曾延毅与傅作义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又是结义兄弟，在傅作义任军长时，他是副军长。在王甦的鼓励下，曾延毅来北平找过傅作义，但他表示傅作义对他不信任，难以直接接触，建议通过刘厚同做傅的工作。刘厚同是傅作义和曾延毅的老师，当时是傅作义的少将总参议，傅作义对这位老师相当尊重。曾延毅与刘厚同的家都住在天津，两家关系很深，经常来往，曾与刘是无话不谈。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和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又是同学，刘杭生在曾常宁的影响下，参加了“民青”。那时，我与王甦每星期联系一次。开始我是从王甦那里了解到刘厚同老先生的一些情况，后来我与刘厚同见面却是通过民盟杜任之介绍的。
杜任之当时是华北学院的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从太原来的共产党员，也是民盟成员，与傅作义是同乡，有过交往。由于在太原有被捕的危险，杜任之来北平后便住在他弟弟杜敬之（傅作义的军医）的家里。当时，民盟中的地下党员关世雄向我反映了他的情况。1948年秋，我和关世雄一起到锦什坊街油篓胡同6号去看过他，他说他是由太原来北平找地下党，并问我，自己是回解放区还是留在北平。根据党的要求，凡在北平能站住脚的都留在北平工作。杜任之留了下来，为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不少工作。
锦州解放以后，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华北平津的解放已不过是时间问题。北平的群众一方面希望解放军赶快解放北平；另一方面又担心战火会造成很大伤亡和破坏，因此，和平解放北平就成了广大群众的心愿。杜任之以自己与傅作义有同乡之谊，积极促进傅作义接受和谈。他通过他弟弟与刘厚同见了面，刘厚同与傅作义商谈后，说傅作义有意进行和谈，但希望有个民主党派参加，以便协调双方意见，因此，由当时民盟在华北的负责人张东荪作为第三方的代表。但是由于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开会，谈判问题暂时搁下了。
与此同时，在南系学委王汉斌的领导下，由李炳泉出面做他堂兄李腾九（傅作义总部的联络处长）的工作；王汉斌又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由天津调来北平，留在傅作义身边，以便做傅作义的工作。
1948年11月初，刘仁把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叫回解放区泊镇，指示要学委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经我们学委研究，由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出面向她父亲试探，看傅的反应如何。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大女儿，共产党员，当时在天津《大公报》工作，为了便于对傅作义进行工作调来北平。佘涤清告诉傅冬菊：“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当即去找她的父亲，向他转达我们党的意图。傅作义怕是“军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便问：“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说：“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菊一下答不出，又去问佘涤清如何回答。佘明确告诉傅冬菊，叫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正式接触。
学委考虑傅作义总是把傅冬菊看作孩子，所以同时又派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李炳泉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1940年入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到北平，当时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当记者，后升为采访部主任。李腾九是傅作义“剿总”总部的联络处长。李炳泉同李腾九开始是以亲属关系漫谈形势，后引导到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才是出路，把李腾九的思想做通了，再让李腾九找傅作义去谈。
谁知，李腾九与傅作义谈了几次，傅作义都没有理他。12月初我军以神速动作分割包围了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傅作义才感到和谈的迫切需要，找李腾九与共产党联系，于是学委决定由李炳泉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同傅方联络。
约在12月下旬，傅作义决定派他的亲信、《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出城谈判，学委则派李炳泉与崔载之一起出城。当时傅作义提出，要我们在李炳泉出城后再指定一我方人员与李腾九联系，我们便指定了《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地下党员刘时平担负这一任务。当时，我们要求不仅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而且所有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都要放下武器，但傅作义说：“我的军队可以，其他部队我控制不了。”
不久，新保安、张家口被攻克，傅作义的主力部队被歼灭。1949年元月初，平津前线吃紧，傅作义感到情况紧急，决定派周北峰代表他再次出城。行前，周与我约好在李阁老胡同张东荪家见面，他想先和我谈谈，但因为出去的路线、时间、暗号都用电报与城工部联络好了，不能耽搁，我让他们马上就动身。周北峰说：“路过我们这方面的军队关卡好说，到解放军那边怎么办？”我让他们带上一面白旗，准备过火线时用，并告诉了他们要走的路线和联络暗号。很快周北峰就和张东荪一起出发了。
后来城工部来电，要我们注意周北峰回来后傅作义的态度，我们了解到傅还在犹豫不定。不久攻打天津的战斗就开始了，军委来电指出，天津拿下后，傅作义可能有变化。果然，1949年1月中旬，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与周北峰再度出城，最后下决心起义。
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们地下学委对傅作义进行工作，是通过各种关系多方面进行的。那时我担任学委秘书长，分管上层统战事宜。李炳泉出城之后，我作为共产党代表正式与傅方谈判，这时各方面原来联系的人也都交给我联系，以便全面掌握傅作义的动态和进行工作。在最后直接谈判阶段，我们与傅作义联络主要是通过三个人：傅的老师刘厚同，傅的同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傅的女儿傅冬菊。
我们选择刘厚同作为与傅作义谈判的桥梁，是因为他和我们有较长时间的接触，对形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和谈的态度积极，同时他对傅了解较深，深得傅的信任。在1948年秋，我即与刘老先生直接建立了联系。
我与刘厚同经常见面的地点多在高等法院院长吴煜恒的办公室。吴煜恒是民盟负责人之一，在大后方时曾与董必武有工作来往。刘老先生看样子将近70岁，是个读过旧诗书有才学的人，说话声音洪亮，头脑清楚，健谈开朗，讲古论今，一谈就是半天。吴煜恒院长语言温和，待人诚恳，不仅为我们在那里见面提供了方便，还设宴招待我们两个。
我们是在谈判，同时也是在谈心交朋友，看样子刘老先生很喜欢和我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交朋友，老先生还送给我一张他们一家人的照片。刘厚同与我约定每星期见两次面，他说：“如果一星期不见你来，就认为你被‘军统’特务逮捕了，我便请傅先生派人到监狱找你。”因为那时北平“军气”特务活动特别猖狂，佘涤清、刘时平后来都被他们捕去。果然，刘老先生是讲信义的。有一次，我有急事未能如期赴约，可急坏了刘老先生，他真的要傅作义派人到各监狱查问，有没有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当时我告诉他，我姓李，是同仁医院的医生，其实那时我已离开同仁医院了）。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没有找到李大夫，只有个同仁医院的孙大夫（地下党员孙振洲，也是同仁医院的大夫，被敌人逮捕了）。
我与刘老先生直接接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老先生对促成和谈尽了很大努力。从刘老先生所谈情况，我们清楚地知道傅作义一直是动摇的，一方面不想跟蒋介石走，另一方面又想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力量，所以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傅作义对和平解放北平总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复。
事隔年久，很难记起每次都谈些什么内容，大体记得有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开始时，知道蒋介石不断拉傅作义并委以重任，我们主要谈的是跟蒋介石走没有出路，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当我们了解到美国想收买傅作义，支持傅作义在华北“独立”时，我们谈的是傅将军应珍惜自己爱国抗日的光荣历史，美国即便装备了几百万蒋介石军队，也避免不了可耻的失败下场。针对傅作义还想依靠自己的一部分兵力退守察绥，我们谈的是察绥已经很难回去了。我们收听到“陕北广播电台”公布战犯名单里有傅作义，接着又接到中央来电“傅虽列为战犯，但与蒋介石有矛盾，仍要争取”时，我们主要谈的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人民立了功，人民不会忘记，以解除傅作义的顾虑，让他下决心接受和平谈判，保全文化古都，那就是对人民立了一大功。
对傅作义的犹豫动摇，刘老先生以坚定的态度反复地向他谈形势，摆利害，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转达我党的政策和对傅作义的希望、要求，明确指点傅作义要顺应人心，当机立断，只要和平谈判就有光明前途，切不要自我毁灭。他曾劝傅作义发和平通电停止内战，但傅当时主要顾虑一怕控制不了国民党中央军；二怕得不到共产党谅解；三怕蒋介石轰炸北平；四怕对不起中央军；五怕被人看作叛逆。刘老先生便引用商汤放桀，武王伐纣的历史说：“汤与武王是桀、纣的旧臣，后人不但不称汤与武王是叛逆，反而赞美他们。忠应当忠于民众，而非忠于一人。目前国事败坏成这个样子，民众流离失所，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你能按照历史的发展，顺人心，起来倡导和平，百姓会箪食壶浆来欢迎你，谁还会说你是叛逆？”
刘厚同在北平奔走和平八日，由于劳累、焦急致使左目失明，人们称他为“和平老人”，可谓当之无愧。傅作义决定起义之后，刘老先生不以功高自居，表示从此隐退，回到了天津。
邓宝珊当时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司令，我和邓宝珊见面是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的家里，邓宝珊穿了一身国民党士兵穿的灰棉军装，四方脸，语音沉重，一见面他就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正巧我随身带着“陕北广播电台”记录新闻宣传材料，送了他一份，他很高兴。邓宝珊先生对蒋介石必败的认识是明确的，我们谈得比较投机。我最后对他说：“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和谈，时间不多了，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做点好事。”他表示要极力劝说傅先生。
关于榆林地区的情况，他说：“先把傅先生的事谈定了，至于我那个地方的问题好办。”我说：“那好吧，等以后再商议吧！”
这是第一次会面。
再一次和邓宝珊见面，是在我解放军对北平的包围圈愈来愈小，城内不断听到隆隆的炮声，有些炮弹已经打到城里来了的时候，地点还是在王捷三院长家里。看样子邓宝珊的情绪比较紧张，双方交谈的时间较短，他只是强调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我说：“我可以向领导反映，但时间不会很长了，我军已包围北平，傅先生的军队走不了啦，再不下决心就晚了。”
当时天津临近解放，刘仁同志转来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天津拿下后，傅作义投降的可能性增加了，但我们应做两手准备，如果傅作义不投降，即武装解放北平。我是按中央军委的意思约见邓宝珊交谈，让他促使傅作义快下决心。这次我没有骑自行车，因我家住在南池子南口南弯子胡同，王捷三家在南池子北口，离得很近。谈完话我临出门时，邓先生说：“‘军统’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带你一段路吧！”
他用汽车把我带到景山东街，我就下车了。这里离我家更远了，因为按地下党的规矩，我们的住处是绝对保密的，我不能告诉邓将军我的住处距王家很近。
第三次与邓宝珊见面，还是在王捷三家里。邓宝珊比较稳重，不轻易喜形于色，这次一见面却喜笑颜开地说：“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把女儿冬菊叫到一起，几个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傅先生这个决心是难下的，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傅作义起义起了重要作用（事后知道，在我军已包围北平的情况下，是傅作义派飞机专程将邓接到北平，来商谈北平问题的）。接着，邓宝珊提出要与我们军队领导进一步商谈。经用电报与城工部联系，同意我与王甦研究后派了一位合适的交通员陪他们出城，带他们到我们军队的最高指挥部去。到此，我们地下党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的工作告一段落，事后听说邓宝珊将军曾多次出城与我前线总指挥部商谈起义具体条件和细节问题，不过就不需要通过地下党来联系了。
傅冬菊是我们党的好情报员，在我们党公开与傅作义谈判的过程中，她也起了重要作用。按中央军委指示，我作为共产党代表与傅方谈判之后，给傅冬菊的主要任务则是了解傅作义的动态。那时我和傅冬菊见面是在东皇城根李中的家里，我们几乎每天见一次面。那时她还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每次见我她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部长，再由他及时转给前线总指挥部。后来，刘仁同志曾赞赏地对我说：“聂司令员（聂荣臻）表扬了你们的情报工作。他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做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傅冬菊对傅作义的情况了解得准确及时，使党中央在组织解放北平的工作中，在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的配合上，结合得非常紧密，掌握了用和平谈判方式解放北平的主动权。
解放前夕的北平，虽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我们的心里却是兴奋的，大家都清楚这已是黎明前的黑暗。根据城工部的指示，为了统一行动，北平地下党的“学委”“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等迅速联合了起来，展开一系列的活动。我们向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给敌之党政大小头目邮寄、散发通令，告诫其各安职守，不准破坏，等候接收；并且瓦解敌军，争取到许多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一些高级军官例如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九十二军军长黄翔暗中也准备起义，崇文门、西直门守敌已保证在我军攻城时开城接应。
在我人民解放大军压力下，傅作义将军经过很多斗争，终于率领20多万军队起义了，此举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保存了我国的文化古都，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促使敌军日益瓦解，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本文选自《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统战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版，标题为本书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