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甦：北平地下敌工斗争片断

北平解放前夕，敌我双方都在紧张活动。是和？是战？傅作义犹豫观望，举棋不定。我方也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尽量做傅作义的工作，促使傅作义起义，免得北平古城遭受战火破坏；另一方面，也准备武力解放，如果傅作义不投诚的话。

策反铁甲车总队

那时，国民党军队在北平有个铁甲车总队，下分三个大队（一、二、四大队），担任前门、永定门、广安门、西直门一带的守卫工作。一大队的大队长叫于维哲，是东北讲武堂第八期毕业生。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于维哲在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何柱国）一〇九师通讯连任连长。在1935年冬直罗镇战役中，一〇九师被红军消灭，于维哲被红军俘虏。1936年初，于被送到瓦窑堡红军办的“白军军官训练班”学习。在学习中，他提高了觉悟，参加了共产党，并被派回东北军工作。于维哲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了不少秘密工作，后来和党失去联系。北平解放前夕，他到处找党的关系，好不容易才同地下党的魏焉同志联系上了。解放军开始围城时，崔月犁同志让我跟于维哲联系。我和魏焉一起到沙滩（现在的五四大街）于家。我和于谈妥，一旦解放军攻城，发出信号，铁甲车一大队就从前门车站攻向永定门，突破缺口，内外夹攻，里应外合地迎接解放军进城。他这个大队火力强，还可以封锁临时建成的东单机场，防止达官贵人逃跑。于维哲还告诉我们：四大队和二大队的一个中队，也准备参加起义。为了加强联络，我让“交通”马骥同志到装甲车一大队工作。当时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城外解放军发出联络信号，铁甲车就会从后方出其不意地攻向拒不投降的敌人。

于维哲同志在1951年又重新参加了党的队伍。

另外，1949年1月中旬，崔月犁同志又介绍我认识一个清华大学地下民联的盟员，姓唐，广东人，名字忘了。他说，他叔叔是青年军某师的军需官，师长的亲信，想见见地下党的同志。我们约定在王府大街一家广东饭馆见了面。这位中校军需官请我吃猪肝炒饭，还有几个酒菜。说了几句客套话，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师长的亲戚，他委托我和地下党联系，如果起义，能否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我说：“能！”他问：“愿意见见我们师长吗？”我说：“可以。”于是，他打电话，不一会儿，他的师长派汽车来，把我们接到沙滩附近的师长公馆。这位师长的姓名我也忘了，只记得是中等个子，广东口音，约四十岁。我单刀直入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办？”他说：“如果找不到地下党，就打。”我说：“打，行吗？”他吹嘘说，还有多少人马，多少枪炮，多少粮秣，工事多么坚固，能守一二年。我懂得，他这是想要价。我把从赵龙韬先生那里知道的国民党军队军需供应短缺的真实情况约略讲了一点，说：“你们支持不了几天，干吗还吹？”他大吃一惊，只好改口说：“佩服！佩服！”他最后说：“我是蒋（介石）先生的学生，不能对不起他。但我也不想抵抗。你们能保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吗？”我郑重表示：“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只要投诚起义，可以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最后达成协议：解放军发起总攻时，他把所有军官召集到一起开会，实际上就是不抵抗，以便让解放军和平通过他的防区进入北平城。

解放后我常想：傅作义将军是聪明的、识时务的，他走了起义的光荣的道路。如果他不走这条路，他手下的许多官兵也会走这条路。北平一定要解放，这是任何人也阻拦不住的。

军统北平站站长

1948年12月，北平、天津已经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蒋介石集团在北平的头目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找出路。12月中旬的一天，崔月犁同志通知我，“华北剿总”中将参议池峰城告诉学委的李霄路同志，军统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希望找到中共地下党的关系，你出面跟他联系。为此，我跟李霄路同志见面（第一次见面），确定在池峰城先生家中见徐宗尧，用“王博生”的化名，身份是中共地下党代表。

12月18日，我按约到北长街81号池峰城家。他亲自开门，把我让进一间相当阔气的客厅。他身材中等偏矮，40多岁。据了解，池峰城过去是西北军冯玉祥的老部下，抗战初期任国民党第三十军军长时，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有过一点名气。1945年底，池峰城曾任河北省保定市（省会）的警备司令，徐宗尧任警察局局长，二人有过一段旧关系、旧交情。我坐下后，池峰城先向我介绍徐宗尧的情况：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危险情况下，军统头子毛人凤下令亲信王蒲臣把军统北平站站长的职务移交给徐宗尧，大概想让徐做个“替死鬼”。现在徐宗尧正等待接收，并急于同地下党联系，打算投诚。他问我：“你愿意见见他吗？”我回答：“可以。”他出客厅，不一会儿，就把徐宗尧带来见我。然后，池峰城很知趣地出去，留下我们两人单独谈。

徐宗尧客套了几句，就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我继任军统北平站站长，并命令我布置军统潜伏组，您看我到任不到任？”我说：“你愿弃暗投明，我们党是欢迎的。你既然决定投诚当然可以到任。不过你要把情况不断向我方汇报，争取主动。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可以负责。”徐宗尧又提出想去解放区。我答复他：“这事要请示上级。不过我个人意见，你要立功，最好的地方还是在北平。”当天，我就把这个情况通过崔月犁同志向刘仁同志做了汇报。第二天，刘仁同志就通过地下电台发来指示，可以和徐宗尧继续联系，并命令徐做好三件事，即保护档案，保护政治犯，留在北平当站长。

12月19日，我又同徐见面，告以已经请示上级，嘱其努力做好三件事，在北平立功。徐表示自己不是军统嫡系，早就向往共产党和解放区，这次蒙党允其投诚，虽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此后，我和徐又见过几次面，北平就和平解放了。在这期间，他大致上完成了我们党命令他做的三件事，并把北平站及军统内部的情况向我方做了详细的交代。解放后，北京市公安部门比较顺利地进行了反特斗争，徐宗尧是有一份功劳的。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头天晚上，也就是1949年1月30日晚上，我和徐宗尧约好在池峰城家碰头。我坐赵龙韬先生的小汽车去，他坐自己的小汽车去，见面后，我们各坐各的车，一同来到东四弓弦胡同四号军统北平站机关。那天晚上，夜黑风紧，院内空无一人，军统分子已作鸟兽散。我们到后院一个地窖内，把军统存在里面的一批枪支弹药、电讯器材搬出来，运到赵龙韬家。记得这批东西中，有美制全新左轮五箱（每箱十二支），美制新式收发报机四部，零散杂牌手枪半麻袋，子弹若干。北平解放后，市委行政处派梁化等几个同志坐一辆汽车到赵龙韬家，把这批东西全部运走处理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我到林葆骆大夫家见到了刘仁同志。他首先谈徐宗尧的事，说：你赶紧把徐的关系转给市公安局。刘仁同志当即写了一封信，要我交给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同志。我到市公安局，等了半个多钟头，才出来一位刘秘书长（名已忘记）接见我。他说：“王甦同志，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谭政文同志到中央开会去了。我这几天忙得不得了，已经两夜没睡。”我把刘仁同志的信和徐宗尧的关系交给了刘秘书长。此后，我和徐宗尧就断了关系，再也没有见过面。

真实的潜伏与牺牲

最近看了电影《保密局的枪声》，觉得很吸引人。但在实际地下工作中，像电影里那样惊险的情节并不多。不过，做地下工作，特别是敌军工作，确实有牺牲，这在电影和现实生活里都是一样的。

我在敌伪北京宣导训练所工作时，有个第二期学生，名叫王朝瑞。这个青年有头脑，有正义感。抗战胜利后，他在保定孙连仲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当中校作战参谋。1945年冬天，他听说我在解放区，就跑到张家口找我，我不在，刘仁同志接见了他。他提出要参加革命。刘仁同志让他马上去保定，并告诉他，以后会派王甦同他联系。后来，我几次去保定同他联系，他把孙连仲的“剿匪计划”和作战计划交给我。可惜，他不大懂得怎么搞地下工作，露了一些痕迹。1946年冬，解放军包围保定时，孙连仲把他和其他十几个嫌疑犯抓起来，活活用绳子勒死了。

还有一个同志名叫张涛，是北京宣导训练所第三期毕业生。他要求进步，1945年冬去了解放区，在联大学习。1946年夏，由于工作需要，党组织决定，让他利用旧关系设法打入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高德林，原伪绥靖军一〇二集团军改编），由我和他联系。他打入二十四军工作后，不慎暴露，于1946年8月被高德林活埋。

这两个同志当时都尚未入党。但是，他们表现都很好，一直到牺牲都没有暴露关系，没有给我带来任何“麻烦”。每当想起这些烈士，我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把落后的旧中国改造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光辉灿烂的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无数革命先烈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

（本文节选自《敌穴战斗的风风雨雨——在北平地下从事敌工工作的回忆片断》, 《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标题为本书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