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致瀚章兄[1]（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三日酉刻）（1874年3月20日酉刻）

哥哥大人左右：

正月十七日交折弁递呈八十七号函，二十八日接上元夜手书，敬悉慈躬康泰，阖署均禧，至为欣慰。本日系老母寿辰，南北各家，欢喜祝颂，究不若我兄在膝下瞻依舞彩之为乐也。

弟已奏明初六日出省查勘桥道，请旨可否准其便道入觐。京友来信，咸望此行，大约须作十日烦扰，如诸生进场前后苦累光景。恭进缎匹一事，应何颜色、花样、丈尺，须到京后探询，否则途间商问再行奉陈。既有例案，似勿庸另配礼物，无论向何处呈进，必有使费，但冀如寻常贡方物之例耳。

淮军九、十年柴薪油烛等项，据琴轩函告，鹤翁与司官力持其说，雪翁恐难转圜，亦尚未接复文。如驳语松活，似应顶奏。近日朝政皆授权于各部，而堂又授权于司，文而授权于书吏，琐碎把持，将何底止！汴生谆恳暂留一年，铭军难遽议撤，已嘱子务假满时过津一商，徐筹裁汰。唐军在徐，亦可酌裁若干。唐定奎尚欲挟此立功，无意裁撤。各台局守文奉法，四处分散，亦无为预筹大局者。蔗农专办关差，不暇及此，此外更无人矣。雨亭抄示复议岑抚改勇为兵疏稿，见远虑长，语多中肯。归宿于逐渐裁撤一二成而止，洵为老成之论。晋、秦各抚，均有缄商，不以岑议为然，局中之难，岂书生俗士所能知耶！江南两主考降调，因杨楫二场春王正月文集经语多疵谬斥革，连类及之，梁僧宝虽系磨王借以儆戒文衡，究嫌太刻，非盛世所宜。李光昭采购木植免税一事，闻进自中官，桂侍郎清因阻压外调，众论不平。昨接咨查原籍之文，粤中未必据实察复。直省有海口木关，幸内务无此咨照，只有照例办理。

四弟信称，世侄病愈，会试人来与伊素好者咸谓其气体虚弱，似非离家静养，难遽复元。顷吴小轩来直，以浦口营内僻静宽广，欲专船往接到营驻数月调理。弟切嘱之，少年虚损，先戒房室为要，及早葆养，可复强盛。此子在群从中最为老成正派，守家令器，兄致书四弟，务令设法保其身体，亦尽人事之道。

李振宇望后来谒，自称十八岁后从地师看山，今七十三岁，耳目步履不衰。向在口外及京城附近用事最多，去年始至高邮王寿同之子处，数月游山，见南人讲究风水较北人尤精，渠兼讲峦头理气以点穴试验凭据为要宗，弟不谙地学，难与深论。渠满口王爷公侯阔人，称乔鹤侪莫逆，而觇其举动，尚是粗质一路。谓若有南中朋友奉请，可去住一二年否，曰听命，已送给二十金，归乐亭候信。令刘升禀商三弟，应否招令赴肥。斟酌各稿，祈兄酌定转商三弟。李振宇日吸洋烟四口，他无嗜好，若令远行，须派妥实之人常伴他看地，至盘川薪资即由弟酌给可也。方泰青云，曾从学二十余年，无音问矣。

楞侄、方儿想可同伴赴津。弟三月初十内外亦可到津。弟妇来信，眷属均平，伊病亦愈。倚装匆匆，诸弟处不及遍致。敬叩母亲人人寿禧，顺问近祉。畲侄功夫日进为念。弟鸿章谨上。

释读与评点

贺母寿辰、随扈谒陵及军队等事

从李鸿章的这封信中，可知其母亲的生日是二月初三，这天他写信给哥哥，为母亲庆寿，并有“究不若我兄在膝下瞻依舞彩之为乐”的话，表示了对哥哥和母亲同处的“羡慕”。家事方面，还表示出对经世侄儿身体的特别关心，劝其保养，甚至以“少年虚损，先戒房室为要”切嘱。至于那个欲专船接经世到浦口营内驻养调理的吴小轩，即淮军将领吴长庆（字小轩），他自然是以此讨好于李家了。而在李鸿章心目中，这个侄儿“老成正派，守家令器”，故非常护惜。

军政事务更是此信的中心内容，且涉事较多。首先告知哥哥，自己“已奏明初六日出省查勘桥道，请旨可否准其便道入觐”的事情。查李鸿章的这次奏报可知，同治皇帝是拟于二月二十四日恭奉慈安、慈禧两太后祗谒西陵，李鸿章已安排做好准备，保证道路“坚实宽平”，特别说到“有冲成河沟、变为水洼应行改道之处，即开用民田修办”。为了他们的这一行程，是不惜伤田害农了。至于李鸿章顺道入京谒见“聆训”的要求，获准是常理所在，因为“循例”他是要赴京城“随扈”的。信中为此事还特别说到，“京友来信，咸望此行，大约须作十日烦扰”。“京友”们如此热心，与其说想见李鸿章其人，不如说是想得到他的“别敬”（何谓“别敬”前边言及）。除了应付这个之外，王公近臣们他自然更得拜见，更得有所“表示”，务必做得周到，难怪他有“如诸生进场前后苦累光景”之叹了。不过他一定觉得，“苦累”也值，因为终究是要面见“天颜”、陪伴“圣驾”啊，不但“风光”，还要得恩赏，大有利于自己的身价。

还有“恭进缎匹一事”，具体情况未能告明，只是言及“既有例案”，似乎不再需要另配礼物，但是“无论向何处呈进，必有使费”，就是说不论通过哪个渠道交付，一定得有“关系费”的，这是少不了的猫腻！

接着言及淮军军费报销的事情，这可以与前录信接茬来看。前信中不是说到拟报销项目遭驳，要托宋晋（雪帆）设法挽回吗？此信中就透露了新的消息，据人函告，“鹤翁与司官力持其说，雪翁恐难转圜”。“鹤翁”为户部满籍尚书（部长）载龄（字鹤峰），他与宋晋这两位堂官在李鸿章所说报销事项上当持不同意见，而因载龄的坚持（当与受其手下具体办事人员意见影响直接相关），事情并不乐观。李鸿章由此感叹：“近日朝政皆授权于各部，而堂又授权于司，文而授权于书吏，琐碎把持，将何底止！”这显然也是朝政弊端的一种表现。

信中还言及淮军属下的铭军和所谓“唐军”之事。所说“汴生谆恳暂留一年，铭军难遽议撤，已嘱子务假满时过津一商，徐筹裁汰”，“汴生”是时任陕西巡抚的邵亨豫（字汴生），“子务”是统带其时在陕铭军的刘盛藻（字子务），邵亨豫的“谆恳暂留”，成为铭军“难遽议撤”而议商“徐筹裁汰”的因由。而信中所说“唐军”，即唐定奎所领营伍。

信中又议及所谓“改勇为兵”的事情。时任两江总督李宗羲（字雨亭），将他复议云南巡抚岑毓英（“岑抚”）关于“改勇为兵”的疏稿，抄寄给李鸿章看，得到李的肯定和称道，有“见远虑长，语多中肯”，“洵为老成之论”的评说。查看岑毓英建议“改勇为兵”的奏疏，他还并非单单就此一事而言，而是与其他事项结合起来，形成“链条”：说是“欲整顿吏治，必先停捐；欲停捐，必先足用；欲足用，必先易勇为兵”，设想如果全国“裁勇十万，每岁约节省饷银七八百万两”。在他看来，这样“易勇为兵”就不啻最终改善吏治朝政的“牛鼻子”！这也一度吸引了朝廷的兴趣，让相关大员讨论。但应该说，这基本上只是岑毓英的“算空账”、想当然而已，实际问题是，之所以形成“以勇代兵”的现实趋势和局面，就是因为原国家“经制兵”不怎么中用，故而战斗力较强的“勇营”遂成为必需，并且它向“防军”转化，就隐然带上了“经制”性质，这种既成局面不是想改就能改的。起家于曾国藩手下的李宗羲（四川籍）当然深知此道，故不认同大规模“改勇为兵”的方案。此外，从李鸿章信中可知，山西、陕西等省巡抚也“不以岑议为然”。总之，岑议是遭到了不少大员的抵制。带勇起家的李鸿章，当然也不会认可“改勇为兵”的可行性，他在称道李宗羲辈意见的同时，也感叹“局中之难，岂书生俗士所能知耶”！这想必是隐讥岑毓英了。

信中还说到两件案事：一是乡试考卷复核案。这包括前录信中所说“北闱风波”，相关情事不再重述。这里主要就信中言及的梁僧宝系“磨王”作个解释。梁僧宝为进士出身，官鸿胪寺少卿，经常参与“磨勘”即复核查勘相关事宜的工作，以严苛出名，故有“魔王”（“磨”“魔”同音）之称。就是他查勘同治十二年（1873年）顺天乡试卷发现问题，上奏引发案事。还有信中所说“江南两主考降调，因杨楫二场春王正月文集经语多疵谬斥革”，这是同科的江南另案，杨楫也是新中举人，被复核出试卷答案有误遭到斥革，考官也受降调处分。北、南虽系分案，但同科同类事情，由“北”而“南”，所以李鸿章信中有“连类及之”之言。他认为处理上“究嫌太刻，非盛世所宜”。二是所谓“李光昭采购木植免税”案。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桩诈骗案，并且是以“报效”木植为名，向宫廷实施诈骗，要求获得免税放行特权。而其采购对象涉及洋行外商，跟人家也是虚诈无实。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此案尚未真相大白，朝廷旋即责成李鸿章审办，讯明其人“捏报木价，并捏造奉旨采办衔条旗号及圆明园监督各情”，上谕严斥案犯“胆大妄为，不法已极”，判处“斩监候”，也就是死刑稍缓执行。

信末还说到风水先生李振宇来与自己见面的事。从所述情况看，此人是个海吹胡抡不着边际的人物，除风水事，竟还“满口王爷公侯阔人，称乔鹤侪莫逆”（乔鹤侪即时任东河总督的乔松年），李鸿章信中有“觇其举动，尚是粗质一路”之评，没有让他糊弄住。不过终还算是礼貌对待，送给二十两银子的路费打发走他，还要哥哥“须派妥实之人常伴他看地”，而由自己酌付盘川薪资。很像是同乡同族或有亲戚关系的人物，要不，对这样一个“粗质”之人，李鸿章何以如此善待？此事当然在军政事务之外，自也不算“家事”，属人际交往方面的一则多少带点趣味性的“消息”吧。

注释

[1]此信原以《致李瀚章》为题，在“新全集”中，一是载于第30册第501—502页，时间标为“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三日酉刻”；二是载于第31册第17—18页，时间标为“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三日酉刻”。前者年份当误，理由：信中所说“弟已奏明初六日出省查勘桥道，请旨可否准其便道入觐”，此奏是在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一日所上（见“新全集”第6册，第20页），且入觐事获准（朱批：着来见），遂有此事。故依时间为“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三日酉刻”者，另一处者显系重复误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