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组织带来的时代红利

朱昂：感觉你特别看重企业家精神这个因素？

方钰涵：我相信生意的本质是人，尤其在中国本土，人是一家企业很重要的资源，对于企业价值有着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只看财报，就很难判断一家企业的长期价值。但是如果能看到管理层几十年的国际经验，把全球智慧很大程度融合进本土企业里，加以时间的杠杆，我们对企业价值的判断就会有很大不同。

医药生物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极具企业家精神的管理层，而且在这个领域企业家的人脉圈也非常重要。未来能否“入圈”和“出海”，就要看企业家的人脉圈。

最近的标志性事件是港股某生物医药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在美国上市了，上市当日涨了60%。这家公司通过把一个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BCMA靶点做成了CAR-T，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公司，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医药巨头买了其海外50%的权益进行合作开发。这是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得到认可的例子。

我们公司的背景比较国际化，包括我自己也有海外交流的背景，我希望自己的持仓股拿到全球可以和大家交流。现阶段，我们能全球销售的产品还很少，我们的用药结构也和海外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国公司的研发已经逐步赶上海外的步伐。我们发现在2017～2019年，国内1类生物制品临床受理号数量相较过去大幅上升，从平均数量上看是2006～2016年这个阶段的近4倍之多。这是下个阶段我们要去寻找的标的，投资于创新的大时代才刚刚开始。

朱昂：你觉得这个大时代的红利来自哪里？

方钰涵：这个红利的根本还是人。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大概有500万出国的留学生，根据我们的统计，大约有300万人已经回国。这一批海外留学生在国外都是非常优秀的，在许多领域都是顶尖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具备了海外对创新的追求精神。像在美国的硅谷和人交流，你会发现只要大家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马上就会去执行，并没有去想这个东西能不能赚钱，能给多少估值。

这一批人能够把美国的创新精神和中国人的勤奋结合在一起，这个结合绝对会比单一的美国企业或者中国企业更牛。很幸运的是，医药行业又是一个供需两端都无国界的行业，能够实现glocal的资源流通和价值创造。

我们公司有一个内部自创的基金，专门去投资那些具有glocal价值创造属性的企业。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很兴奋地看到港交所已允许未盈利的生物医药企业上市，相当于把一个全新的物种注入港股市场。而良好的资本市场支持又是医药创新的助推器，在未来源源不断地支持研发投入，这是一个时代的开端。于是我们设计了能够投资于这类生物医药企业的QDII基金，目前我们管理的这只产品也是市场上唯一专注于医药行业glocal投资机会的基金。

朱昂：你很看好生物药在中国的未来？

方钰涵：目前生物药在中国的渗透率极低。PD-1刚获得审批，其他品种的海外生物药也刚放进来。海外一个单抗能卖200亿美元，而2018年中国最大的单抗才卖30多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单抗只占生物用药的5%，但是在美国占比在50%以上。预计未来10年肿瘤免疫治疗的行业复合增速能达到60%以上，对应的行业规模增长有上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