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华书局

第一节 回到中华书局企业制度的历史现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世间万物普遍具有多面性，而要充分了解事物的多面性，势必得采取多元视角看待事物。在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出版史学）领域，结构和能动性是人们看待事物的两种主要视角。以出版史学而论：结构视角是指研究者以规则、制度等社会秩序的表征之物为焦点，来探讨出版史领域中的诸多现象；能动性视角则是着眼于考察出版人或出版机构的自主选择能力，出版思想史、出版文化史属于能动性偏向的研究。整体而言，出版史学界对能动性的关注要超过对结构的关注，而在结构视角类研究中，对宏观结构的研究又超过对微观结构（如企业制度）的研究。因此，本书试图详人之所略，回到中华书局企业制度的历史现场，通过大量的“现场报道”扩展出版史学的认知版图。

1924年9月1日，时年38岁的陆费逵为《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写了一篇序文，其中有段文字为近代出版史研究者熟知，这段文字如下：“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1]近代中国长期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教育救国”曾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一种普遍认知。他们之所以如此看重教育，乃是因为教育是精神世界的基础设施（类似于物质世界中的道路、房屋等基础设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影响和形塑国民的共性心态（或曰民族精神），解除近代中国在知识领域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所谓合法性，指的是某一领域的内部成员及外部人员对该领域的认可程度[2]。近代中国出版业肇始于西方传教士，始自19世纪中期。国人自办出版的高潮则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1904年前后废科举，兴学校，各处开办学堂，需要大批教科书，教科书的需要，对出版事业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3]。由此可知，近代中国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相伴而生。近代出版人主要通过新式教科书、新式出版物等对国人的共性心态或曰民族精神进行更新迭代，以此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合法性。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出版业首先要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出版业的合法性是指，出版从业人员以及出版领域之外的人们对出版业的认可程度。人们一般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维度来评判一家出版社的表现，可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影响出版业合法性的两个主要变量。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中华书局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相关证据有很多，比较显著的一条是中华书局的招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得以保留，并延续至今。至于中华书局的经济效益，人们对此的讨论相对较少。有鉴于此，笔者从企业制度的角度对中华书局的局史进行考察，旨在解决如下问题：中华书局如何增强其经济效益方面的合法性；又如何以经济效益为手段，实现其形塑现代民族精神的目的。

民国—一个苦难深重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着无数传奇的书业黄金时代。在民国出版界的大舞台上，上演了许多剧目，它们中的大部分早已成了绝唱，但也有一些弦歌不绝，将传奇延续至今。中华书局就是这些传奇者中的一员。

探寻中华书局成功的奥秘，必须将中华书局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对媒介（中华书局）与社会的互动实践抽丝剥茧后才可得到其成功的内核。时局的动荡不安和文化的多元灿烂，是民国的真实写照。出版媒介与社会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时局的动荡不安会对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力，这表现为民国出版业的命途多舛，一个不能忘却的记忆是“一·二八”事变中，日本人的野蛮行径使“文化宝库”东方图书馆刹那间化为漫天灰烬，令无数爱国人士为之潸然泪下；另一方面，出版社是文化企业，“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出版无不打着其文化的烙印，而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也离不开出版载体”[4]，民国出版业以书刊为介质，启迪民智，推进教育，普及现代文明。这就是中华书局当时所处的出版生态。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里，中华书局有其“变”，也有其“不变”。“变”是因为出版生态的平衡被打破，需要进行变革来适应新环境，主要是器物和制度方面的改变，譬如改合伙制为股份制、率先引进凹版印刷和彩印机器设备；“不变”的是由陆费逵所奠定的“出版救国”的文化信念。如开篇所引，陆费逵的那段名言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振奋人心的作用，因为它将出版与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将出版作为一种手段，以出版促进国家社会进步为目的，中华书局的百年基业正是在这个崇高的理想上建立起来的。

经济与文化，是出版企业无法回避的一对矛盾。经济与文化，孰轻孰重？通过还原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企业原貌，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出版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代的特征。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民国出版业的特征，“多元”会是恰当的选择。“所谓某朝某代历史之‘大’，其实有时并不在于它时间之长短，而在于它的多面与多元，在于它为后人作未来憧憬和假设时，有较为丰富的矿脉资源可供开掘”[5]，民国的历史很短暂，但是民国出版的历史文化资源却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