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文献为媒而“穿越”历史

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工作是有相似之处的：两者都对“土著”进行深描式研究。只不过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是过去时空中的“土著”，而人类学家所研究的是当下时空中的“土著”。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是“民族志”：这既是指一种研究方法，即与研究对象近距离相处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学会他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也指在上述方法指导下撰写的文本。历史研究者可以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其改装为“历史民族志”。研究者以文献为媒介“穿越”到历史现场，学习历史“土著”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并对他们进行“访谈”，最后形成“调研报告”。对中华书局企业制度史的研究，便立足于史料文献之上。

民国时期的出版界有“四大书局”的说法，指的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开明书店的发展壮大，还出现了“五大书局”的说法，前三家依然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店则争第四的位置。从社会影响层面来看，商务印书馆排第一，中华书局排第二，这是出版史学界比较公认的看法。在近现代出版史及相关研究领域，商务印书馆同样是热度最高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则紧随其后。下面从史料类文献以及基于史料的研究文献进行简要梳理。

一、史料类文献

历史研究普遍面临两个难题：史料的不足和思想的不足。这其实是强调史料和史识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其中，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石，甚至可以说“史学只是史料学”。当然，“史料学”并非只是对史料进行简单的罗列，这背后其实涉及史料真伪鉴别、价值判定、体例编排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最终要达到两个目的：其一，近真，即考察历史记录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其二，头绪，即廓清各项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6]。因此，要研究中华书局的历史，首要的工作就是要熟知关于中华书局的史料。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有关中华书局的史料散见于《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7]、《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8]、《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9]等。存于这些文献中的史料也有从侧面反映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从时间上来看这些史料的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这些史料主要是回忆性文章，并非第一手史料，随着后来更多第一手史料的披露，《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系列中某些史料的真实性也受到了质疑。故而对其史料应该在多加辨析之后再决定是否采用。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华书局的史料文献，如《回忆中华书局》[10]，分为上下编，上编收录了42篇中华老员工的回忆性文章，时间跨度大体为1912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下编收文37篇，回顾1949—1987年这段历史，书中一些文章对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的各个侧面进行了论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后，在2002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陆费逵与中华书局》[11]，该书也是一部文集，主要由回忆录和学术论文组成，其中没有多少新史料，但是论文部分的观点较有创见，对企业制度也多有涉及，较有参考价值。同年出版的还有《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12]，该书的资料来源有三点：一是十几大木箱的档案材料；二是180余册《申报》（1912—1949）的影印合订本；三是近现代出版史料及舒新城日记（抄本）及相关论著如《狂顾录》。书中对中华书局历年的股东会议、董事会会议记录做了大量的摘录，对于研究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2012年，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出版了《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2）》[13]，该书是对百年局史进行全面梳理，展现了百年“中华”的辉煌历程。同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岁月书香—百年中华的书人书事》（四卷本）[14]，所选文章大体以人物和事件的时代为序，以开创基业、新中国成立之初、“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四个历史阶段划分。选文的标准，侧重内容的可读性，增广见闻，以备故实，涉及书局变迁、转型等重大事件，以及那些跟书局休戚与共的作者、编辑，那些图书、刊物背后的故事。此外还有《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15]、《中华书局总厂职工运动史》[16]、《中华书局印制的纸币》[17]等，从不同侧面条陈相关史实。

舒新城（1893—1960）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辞书家，1930年，他进入中华书局任编辑所所长，此后直至1960年去世，他一直以出版为志业。他从1908年开始写日记，这个习惯保持终生，留下了近500万字的日记。201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18]。日记内容涉及中国近代政界、学界、出版界等近百位著名人物，翔实记载了作者对社会时事的观察和分析，以及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记录，对于一些重要事件，还附有剪报或照片，为学界研究舒新城以及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教育史等提供了新的史料，具有重要价值。遗憾的是，由于是手稿影印版，字迹辨认的难度很大，读者阅读和研究者使用均甚感不便。

除了上述图书文献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对史料进行了辨析。主要有汪家熔的《陆费逵人品和创办中华书局动机考辨》[19]，通过对史料的精心爬梳，旨在消除人们对于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自私动机的误解，阐明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乃是出于“教育救国”的崇高目的，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华书局的早期历史是有助益的。周其厚的《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史实辨析》[20]，对有些学者论著中关于陆费逵和中华书局史实的诸多不实之词进行了辨析，其中对中华书局人员情况的辨析证明了中华书局人事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陆费如珍的《我心目中的伯鸿叔—纪念陆费逵逝世七十周年》[21]，则侧重于展现陆费逵的人格魅力。

在其他一些报刊和档案文献中也能够见到有关中华书局的零散史料。代表性文献是《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系列、《申报》（1912—1949）影印本、《政府公报》（1912—1928）影印本等；《出版月报》是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局报，其中有大量有关中华的出版信息。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史料获取方式尤其值得一提。随着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再加上网络和数据库的普及，出现了“e-考据时代”，一位文史工作者往往有机会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在较短时间内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填补探究历史细节时的缝隙[22]。当前，近现代史料类数据库数量众多，其中，“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申报》数据库”、“大成老旧期刊数据库”、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期刊数据库”和“民国图书数据库”等较为知名，以“中华书局”“陆费逵”“舒新城”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会有不少收获。在e时代背景下考据虽然便捷，但是对史料的解读还要依赖学者的史识积累，史料与史识两者缺一不可。

二、关于“人”“事”“物”的研究

“史学的突出成就，除了沉静踏实的工作，甘心‘坐冷板凳’的精神，面对青灯古卷的辛劳而外，也需要灵性，需要思辨能力，需要创新追求，在一定意义上，也需要艺术素养与美学理念。”[23]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在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对史料进行论述。研究者们对中华书局历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人”“事”“物”，部分文献具有较强的理论自觉意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关于中华书局的研究应该是陆费铭琪的《中华书局的经营及管理》（美国加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50年）。

就笔者已掌握的文献情况来看，文献的主题和企业制度相关度最高的当属张彩霞、吴燕的《从解放前的中华书局看上海现代出版企业制度》[24]，该文以中华书局为主要论述对象，略论其他各大书局，运用丰富的史料来论述中华书局股份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将其作为上海出版业在建立企业制度方面的一个典范。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篇论文的主题并非企业制度，而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一个主要方面，两者在概念上并不等同。同样地，欧阳敏的《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制度》[25]，侧重于企业制度的管理制度方面。

主题相关度较高的文献还有吴中的《陆费逵》[26]，论述的重点在于陆费逵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俞筱尧的《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27]，花了较大篇幅论述中华书局组织机构的沿革和生产经营管理；魏玉山、孙煜华的《百战不殆的秘密—建国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成功原因浅析》[28]，从人才、书刊生产、发行渠道、出版方针、多种经营等层面来探讨中华书局成功的原因，同时也承认严格的内部管理是其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吴永贵的《中华书局的成功经营之道》[29]，从重视印刷、发行、推广、人才以及重视商业利益但不唯利是图、重视经营的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来进行论述。

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以中华书局为研究主题的硕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有张翮的《1912—1949年中华书局的经营研究》[30]、王伟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竞争与合作（1912—1949）》[31]、宛利的《中华书局企业文化研究（1912—1949）》[32]、马培红的《中华书局品牌建设研究》[33]、潘江海的《抗战时期的中华书局及其历史变迁探析（1937—1945）》[34]、阮碧琳的《长沙〈大公报〉中的中华书局广告研究（1917—1927）》[35]，博士学位论文有吴永贵的《中华书局与中国近代教育》[36]、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37]、吴燕的《陆费逵与中华书局》[38]，等等。

此外，还有学者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来研究中华书局，吴永贵的《中华书局对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贡献》[39]、《出版竞争推动近代教科书的进步—以中华书局编写出版的教科书为例》[40]，周其厚的《论民国中华书局教科书与日本的纷争—兼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41]、《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42]，齐琳的《20世纪上半叶中华书局古籍出版情况研究》[43]等都是围绕文化教育的主题来进行研究。

从文化教育的角度以中华书局的书籍或杂志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也有一些，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华教育界》《新中华》《辞海》《中华大字典》等影响较大的出版物。主要有巢峰的《〈辞海〉的编纂和修订》[44]、陈江的《从〈大中华〉到〈新中华〉—漫谈中华书局的两本杂志》[45]、苏嘉的《20世纪初出版的〈中华大字典〉》[46]、喻永庆的《〈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47]等。

除此之外，还应该要注意到一点：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主要创办人，中华书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陆费逵，要研究中华书局就绕不过陆费逵。关于陆费逵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论文方面主要有范军的《陆费逵的书刊广告艺术》[48]，申作宏的《陆费逵的同业竞争策略》[49]，周国清、夏慧夷的《陆费逵的出版人才观及其践履》[50]，安静的《陆费逵编辑出版思想研究》[51]，刘相美的《陆费逵出版经营理念与策略研究》[52]，庄艺真的《陆费逵的选题跟踪超越策略研究—以〈辞海〉〈四部备要〉的出版为例》[53]，许静波的《儒耶？商耶？陆费逵的人文理想与职业行为》[54]；著作方面主要有周其厚的《中国出版家·陆费逵》[55]、王建辉的《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56]。这些论著通过对陆费逵编辑思想或活动的研究，能够从侧面反映出中华书局的相关情况。

综上所述，国内有关中华书局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局史的研究；二是对人物主要是对陆费逵的研究；三是对中华书局书刊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所选取的角度包括史料爬梳、文化教育和经营管理。从笔者已掌握的文献来看，以中华书局企业制度为角度的专题研究仍然是空白。针对这一现状，笔者试图对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进行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