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于梦想：中国的两次调查

在谈论中国梦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两次有意思的调查，这两次调查都与中国梦有关。

第一次调查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

1932年11月，上海《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出征稿函，发起“让我们大家来一回好梦”的征文活动。征稿函提出两个问题并征集答案。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另一个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两个月后，《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号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刊发了140多人关于梦想的应征信，征集来的答案五花八门。

其中有比较乐观的看法。《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梦想“是个共老共享的平等社会”。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相信“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教育家马相伯希望未来的中国“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希望“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认为“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

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未来表示悲观。作家茅盾说：“对于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做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作家老舍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作家巴金认为：“我们中国民族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已经是太衰老了。”开明书店编译所长夏丏尊说：“自己所做的都是噩梦，惊醒时总要遍身出冷汗。”画家钱君匋则预言：“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1]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在应征信中，梦想未来的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然而，半年之后，1933年6月的一个清晨，他在带孩子郊游途中，却因反抗专制、保障民权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再也看不到他梦想中的中国了。

当时的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还处于专制统治下，连知识分子都是噩梦连连，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

第二次调查是在2009年。

此时的中国，经过新中国60年的持续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外，中国社会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等在大型抽样调查基础上，发布了《中国人梦想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试图通过对中国普通民众梦想的调查，寻绎其中共同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

《白皮书》对“中国梦”的认可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84.8%的中国公众认同目前阶段中国存在中国梦；67%的中国公众认为，与以往各个时期相比，当前的中国是最容易实现梦想的时期。

《白皮书》列举了中国人的七种典型梦想及其社会认同度。“财富梦”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社会认同度为26.4％；“创业梦”最突出的特点是能让人兴奋和激动，社会认同度为19.7％；“子女梦”具有最强的行为驱动力，社会认同度为18.8％；“卓越梦”的行为驱动力与“子女梦”不相上下，社会认同度为15.1％；“知识梦”和“行走梦”尽管还没有被广泛认同和接受，但可以让人最大限度地体验到进步、发展和变化，社会认同度分别为9.7％和5.2％；“公益梦”正在成为许多人生活快乐的源泉、社会进步的新助力，社会认同度为5.1％。

《白皮书》得出结论：综观当代中国人典型梦想及其对应的价值可以发现，在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共同屋顶下，“自主性追求”是中国人梦想的核心价值追求。中国梦是“自主人生，共同成功”的梦，它代表着当代中国人自我价值意识的觉醒，认同在这个机会平等的国家，人人都可以创造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人人都可以通过奋斗和创业，获得可掌控的自我成就感，从而体验变化、快乐和自由。[2]

从1933年到2009年，跨越近80年，两次关于梦想的调查，前一次悲观，后一次乐观。前一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反映了民众彷徨忧虑的情绪；后一次得到普遍认同，反映了民众积极向上的情绪。

同一主题、不同色调。这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也构成了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梦”的大背景。

注释：

[1]《新年的梦想》，《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梦想补遗》，《东方杂志》第30卷第2号，1933年1月16日。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页。